那家医院以前是耶稣会办的儿童学校，有很大的宿舍和供严重伤员用的单独房间。有人告诉爱伦说，格尔达也入了院。她刚刚做了一次大手术。一位英国护士说，她已经休克了，但有可能醒过来。很明显，她被抬上担架的时候还是清醒的，并且请求医生发电报给《今晚报》的编辑和卡帕。
当天晚上，美国护士艾琳·斯彼尔伯格努力让她处在“舒适的”状态。
坦克将她的肚皮撕开了。她的腹部受了重伤——所有小肠都冒出来了。我记得泰德·爱伦就在那里，并要求去见她。但是，我不能让他进去，因为有人告诉我要让她处在舒适的状态中，不能有疼痛。如果我知道她迟早会死掉，倒不如让他进去看看还好些。但是，她并没有提出见他的要求。她问的惟一问题是：“我的相机没事吧？都是新相机啊。没有问题吧？”死的时候，她只是闭上了眼睛。我给她吃了一些吗啡。我们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别的抗生素，她最后没有体会到疼痛。我记得很清楚，她很漂亮，本有可能当上电影明星的，而且她并不害怕。
7月26日星期一早晨，刚刚6点多一点，爱伦得知，格尔达已经死亡。爱伦的儿子，诺尔曼·爱伦医生说，他父亲于1995年死于蒙特利尔市，一直到死，他都在回想格尔达的死亡。
7月27日，卡帕在巴黎拿起一份《人性报》。里面有来自西班牙的一个简报。“一位法国记者，塔罗小姐，据说在布伦莱特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死。”卡帕惊呆了。这可能是真的吗？当天稍晚些时候，他接到《今晚报》主编路易·阿拉贡打来的电话。格尔达的确已经死亡。
卡帕在巴黎等待情人的尸体从西班牙运回，这期间，欧洲左派的媒体都在大力赞扬格尔达，将她从一个鲁莽的记者提升为一名反法西斯圣徒。《今晚报》登载了数百人的颂辞，还拨出了大量版面纪念她的一生。《生活》杂志描述她为“也许是在行动中被打死的第一位女性摄影家”。最终，1937年7月30日星期五，格尔达的棺木到达巴黎，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朋友，包括卡帕和格尔达的家人在内，齐聚盖尔多斯特里兹迎接其灵柩。露丝·切尔夫也在其中，她清楚地记得，第二天，大部分由共产党人构成的上万的人也去参加了葬礼，那是格尔达的26岁生日。葬礼从文化大厦一直到了彼埃尔拉雪兹公墓。
根据多位目击证人的意见，卡帕跟在棺木的后面，完全无法安慰，格尔达的父亲开始唱念教律的时候，他一下子哭出声来。他在独处中寻找安慰，喝很多酒，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一连两个星期不出来，吃得很少，完全被一种未亡人的内疚心理打垮了。是卡帕教会格尔达使用莱卡相机的。是他介绍她了解战地摄影报道的。他见过她最杰出的照片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他按计划让自己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家，但他的发明人却死掉了。为什么是她？为什么不是他？
在亨利·卡迪埃-布莱森的眼里，这好像是蒙在卡帕头上的帘子已经掀开了。最后从躲藏在后面的地方冒出来的这个人，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人：他世俗，甚至有机会主义的思想，有时候还有深刻的厌世情绪，他担心跟任何人联系起来，他陷入了永久的伤心地。
卡帕的老朋友彼埃尔·加斯曼希望能够安慰他：那是一次事故，他并没有什么过错。加斯曼说，他记得卡帕告诉他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对她的死亡负责。“那是他惟一对我十分认真的一次。卡帕告诉我说：‘我把她留在危险地带，如果我在那里，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死。只要她跟我在一起，她总是安全的。只要我在那里，她就会照我的样子做。我永远也不会让她站在踏板上的。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我永远都不可能让她做那样的事情’。”
格尔达的家人也许因为女儿的死亡而抱怨过卡帕。据汉塞尔·米斯说，她兄弟对他非常生气，在她的葬礼之后，他们竟然找他算账来了：“他们狠狠打了一架……包勃被狠揍了一顿。”露丝·切尔夫补充说，“人人都有点抱怨卡帕，说他有过，认为他应该对格尔达的死亡负责，因为他带她去西班牙。”
匈牙利的一位朋友，叫吉约吉·马尔科斯，他也想办法来安慰他。他回忆说，卡帕后来的一生一直都在酗酒，葬礼之后的几天又气又悲伤。“卡帕，你再不能这么下去了，”吉约吉这么对他说，“你会发疯，会毁掉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人们需要你，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是啊，是啊，”卡帕喃喃自语，“你是对的。我得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根据另外一位匈牙利摄影家威利·龙尼斯的意见，格尔达的死亡使卡帕开始考虑放弃新闻摄影工作，转行到电影业去谋生。他还考虑到去一条环球旅行船上找一个做摄影的活干。他不能够去原来跟格尔达一起探索过的那些地方，也不能去他们计划或者梦想过的咖啡店坐一坐，他干脆就逃到了阿姆斯特丹潮湿的街头。“也许那是相当浪漫的一个想法”，艾娃·贝斯尼奥说，当时，她就住在那个城市。“但是，从一个意义上说，卡帕的一部分已经跟格尔达一起死掉了。你看，她才是他真正的灵魂伴侣”。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卡帕经常以妻子的身份提起格尔达，一些同事和朋友也重复这个说法，认为他事实上已经跟她结婚了。就好像他的话还不够一样，在她死后的几个月里，他的皮夹里一直还带着格尔达的照片，无论是在酒吧里还是在闪烁的营火光下，他在描述他们一起在西班牙的日子。“格尔达死后，他总是跟我谈起她，一次又一次，反复不断地说，”露丝·切尔夫说，“她是他一辈子最爱的情人。”
到1937年11月，卡帕已经从失去格尔达的痛苦中完全恢复过来，已经能够重新工作了，因此，他再次返回西班牙。内战已经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共和党人的部队和国际旅看起来根本都不是对手，无法面对弗朗哥的军队和希特勒以及墨索里尼上万武装精良的职业军人、战舰以及数以百计的飞机。弗朗哥在西班牙的各处节节胜利，10月21日，共和党人在西班牙北部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希洪也落入叛军之手。
12月初，卡帕跟《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搭上了手，他是报道战争时最具客观精神的记者之一。跟乔治·奥威尔和其他一些在西班牙吸取了教训的人一样，马修斯并不把战争看得那么简单，不是那种“正义针对邪恶”的十字军远征行为。在他眼里，两边都有暴行，而战争也不再是一种民族战争了，共和党人和叛军现在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他们越来越多地把西班牙看作是在欧洲和更大领域里进行更大规模战争的彩排阵地。他对苏联在西班牙的活动尤其抱怀疑态度。
1937年12月15日，叛军攻击特鲁威尔，那是高达3，500英尺的一处光秃秃的天然堡垒，这个堡垒阻挡住了他们通往地中海海岸的瓦伦西亚的道路。卡帕和苦行僧一样细心的马修斯一起于12月21日到达那里。那个城堡几乎已经被包围了。如果这里陷落，弗朗哥最终会有机会隔断巴塞罗那与马德里之间的联系，因此而将共和党人的部队割成两截。
接连几天，卡帕和马修斯加入了海明威和来自《每日邮报》的脸色红润的中年人塞夫顿·德尔默，和他们一起报道特鲁威尔的战况，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回到60英里外的瓦伦西亚，住在城里舒服的宾馆。到了圣诞节前夜，海明威跟大家道别，他要回美国完成一部纪录片，叫《西班牙大地》，并且为共和党人的事业筹款。1938年元旦，有消息传来，说特鲁威尔已经失守。
第二天早晨，马修斯和卡帕动身了。天特别冷，在冰雪覆盖的路上走起来特别艰难。当天下午，他们碰到一群冻僵的共和党人，他们在用铁锹和其他东西破除车辆上的冰块，他们在用人力牵引拉扯车辆，他们要通过通往山城的最陡峭的一段路。他们又累又饿，最后于下午7点30分左右翻过了普厄托拉古多山，那是特鲁威尔之前最后的一座山。
到达山对面的巴拉卡斯村后，他们很快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整个晚上都在跟卡拉宾内罗军官们围着营火玩，他们大吃盐腌的鳕鱼、面包，喝着葡萄酒和咖啡。他们甚至蜷在灰土扑扑的毯子里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晨，他们再次出发。战争的碎屑已经开始侵蚀公路了：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和摔坏的家具以及烧毁的车辆。有一棵细长的树，树干上挂着一个共和党军人干硬的尸体。那个人的脸在发出死亡的尖叫——他在树上卷电话线，结果狙击手的子弹击中了他。
就在特鲁威尔城外，他们得知共和党人的防线并没有溃散，但只是没有溃散而已。最激烈的战斗集中在城中央的总督府大楼。马修斯和卡帕跟着一群共和党士兵进了大楼，他们在破石碎砾之间行走，之后爬上楼梯。
他们爬进了一个杀人场，专门用来辗碎一个人的神经，让他在恐怖和震惊中精神崩溃：这大楼发出步枪开火声的回响，中间还有用手枪自杀的声音，还有作为人质的共和党人发出的求饶声，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卡帕和马修斯并没有后退，他们的后背对着弹孔累累的墙壁，之后再往里面爬。几分钟后，他们到了三楼。
“弗朗哥万岁！”几个叛军在高叫，“西班牙万岁！”
弗朗哥的人马就在楼下，突然之间，他们隔着楼梯朝卡帕和马修斯开枪。几个共和党人开枪回击，在地板上打出很大的洞来，之后又朝楼下房间里扔手榴弹。
卡帕和马修斯心跳不止，他们又朝上爬了几步楼梯，之后沿着一个走道下去，一边朝房间里看。在那些房间里，一批西班牙人在屠杀另一批西班牙人。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一个孤立无援的共和党人摆好了杀人的姿势。
“这一个是给你的，还有一个是给弗朗哥的！”那个士兵叫喊着，用一把左轮枪开了两次火。为了看看射击的目标，马修斯通过地板上的一个洞眼看到一个小叛军拿着一枚手榴弹，正准备拉导环。那个共和党人又开枪了，又朝他的同胞开了一枪。
“很可怕吧，对不对？”马修斯说。
解决了大楼里面的叛军抵抗问题后，卡帕加入了搜寻平民的队伍，据说有很多人都躲在地窖里。最后，有五十多个人必须从瓦砾中弄出来，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在给《今晚报》的一个动人的报道中，卡帕描述他们如何靠抵抗者留下的食物和少数一些已经腐烂的沙丁鱼过了两个星期的生活。他描述道，他们看上去跟尸体一样，都没有力气从藏身之处爬出来了。卡帕被他们的苦难所打动，他说，简直没有文字能够描述“可怜的情景”。
1938年2月中旬，弗朗哥夺取了这个城市，之后朝地中海进发。看起来，共和党人控制的西班牙地区眼看就保不住了。在欧洲别处，集权主义也在突飞猛进，甚至有更大的胜利消息传来。3月14日，希特勒挺进他家乡奥地利的首都，欢喜的人群大声喝彩。4月19日，弗朗哥占领文那罗斯和瓦伦西亚及巴塞罗那之间其他的沿岸城镇，终于将共和党人割成了两截。
卡帕并没有报道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1月21日，他早已经离开欧洲，准备参加针对集权主义的另一场战争，比在西班牙发生的战争更残忍，是在世界的另一头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