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此行得了很大一笔收入，差不多等于到铁幕后每周净收入2000美元，但从长期来说，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联邦调查局得知此行的消息后，这次行动便成为另一份证据，说明他对苏联抱同情态度。他们还补充了一份报告到他的档案里，自从有线人报告卡帕曾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共产党以来，这份档案一直都保留着联邦调查局的卡帕档案中，有一份文件的日期是10月24日，其中提到多篇文章，就是莫里斯与高尔德夫妇达成交易之后的几天。《工人日报》报道说：“他们最近去苏联的旅行中听说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和平’，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和摄影家罗伯特·卡帕星期三晚上在《先驱论坛报》的第四次论坛会上说。”。
在从欧洲回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卡帕又给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一批攻击他的弹药。1947年10月22日星期三的晚上，《先驱论坛报》召开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做了一个陈述，总结了他和斯坦贝克对苏联的观察：“那些人受到的损害和遭到的破坏，比我在战场上10年的经历还要严重，他们也痛恨战争，比我谈过话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痛恨战争。”之后，卡帕说，苏联人听说美国有“对自由人士的迫害”之后，表示出很大兴趣，说他和斯坦贝克曾对苏联主人说，“美国目前尚没有政治犯。”
他补充说，“我是在心里抱希望而已。我们不知道谁先开始这种恶意和不明智的游戏的，这是愚蠢的指责和横加批评。谁先开始是很重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谁会阻止此事的发展。”
尽管在《俄国日记》的合作上两个人不是很愉快，但是，卡帕和斯坦贝克很快又卷进了另外一个大胆的冒险项目：一家称为世界影像的电视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的诞生，源自斯坦贝克与一家无线电台的前任董事和能言善道的创业家哈里·怀特的谈话。斯坦贝克相信，以后，电视会使“书籍、电影、报纸和其他形式的交流过时”。卡帕被说服，世界影像将成为暴富的途径。他看到了与斯坦贝克合作会产生另一次谋利的机会，因此决定在这家公司大笔投资，购买其中价值2000美元的股份。
这是相当出格的一个举动，尤其是对斯坦贝克。安妮·洛里是他的电影和电视代理人，她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世界影像是个糟糕的主意，不值得他花时间和金钱去操办。他妻子格韦恩甚至说得更唐突。为电视写作会磨光他的锐气，最后成为一只“汉堡”。但是，1948年1月，这位《愤怒的葡萄》的作者正在赶制世界影像的第一期制作：“巴黎：时尚检阅”。
这个系列是卡帕的点子，在当时是极有创意的。40年代末期，巴黎的工作室重新刮起贵族时尚之风，主要是设计天才雅克·法特，尤其是克里斯迪安·迪奥所领导的。在欧洲极重朴素生活的一个时期，迪奥奢侈的设计，加上与之相配的高价，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丑闻。仅一条迪奥裙子就需要二十五码的织物。在英国，有女议员责难这种浪费是“有闲的人产生的荒唐念头”，“也是对材料与人力的愚蠢浪费”。在巴黎，穿迪奥服装的模特儿会受到一些妇女的责骂，她们高喊：“四千法郎买一件衣服，而我们的孩子连牛奶都没有喝的。”但是，抗议运动在美国发展到了最高潮，在美国，数以万计的妇女为了讨复员军人的喜欢，都开始把裙子剪得短短的，为的是展示她们的爱国热诚，做出她们节省织物的贡献。但是，如墨索里尼极有感知力地预测过的一样，“无论什么样的力量，在时尚面前一律会失效。”全世界倦于战争的妇女，尤其是曼哈顿和伦敦那些富有的人，她们对迪奥奢糜的裁剪浮风和性感的内衣十分着迷。
1948年初，卡帕乘船从纽约到欧洲，为世界影像导演“时尚检阅”。他拿到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制作表——6个星期内完成8个一小时的节目——而且，更糟糕的是，预算也太少，相对这个主题来说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在巨大的压力和困难条件下，卡帕还是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凑足了足以拍摄8小时电视节目的材料——当时，世界媒体都飞赴巴黎，参加迪奥最新款服装的宣传活动。他甚至还找时间为《画报》拍了一些静态照片。《画报》报道说，迪奥再次证明是“这个季节的哄动新闻，这次因为无法把裙子加长而出名”。迪奥的新裙子实际上相当短。是他的模特儿穿在裙子底下的东西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那是极性感的丝质长袜和吊袜带。多年以来，丝质品都用在降落伞的制作上，而不是供应给轻浮的制袜商的。欧洲妇女一直以让人们只看到小腿以下的部分而感到自豪。现在，卡帕拍摄到的这些身体柔软的模特儿就在T台上旋转着。她们提起自己的衣服，露出里面华丽的吊袜带和真正的丝袜，而不是美国大兵用来引诱刚刚从纳粹魔掌下解放出来的妇女所用的那种人造丝制品。
卡帕被迫依靠极紧张的制作经费工作，他差不多是拿自己的费用账户去工作的。他带上帕米拉·丘吉尔这一类的老朋友出来吃豪华的午餐，他还宴请了“新形象”运动使之出名的多名模特儿，包括贝丁娜·格拉齐安尼，她是个迷人的布里多尼少女，有冷俊之美，是雅克·法特和迪奥的模特。他介绍她去他最喜欢的巴黎餐馆：叫做安娜之家的一个小酒店，老板就是安娜，做一手极漂亮的法国餐。他喜欢这个地方，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瓶接一瓶地喝香槟的时候，老板安娜当宠物养的一只鸡常常蹲在他的餐桌上。
贝丁娜原来的名字叫西蒙尼·米切林·波尔丁，法特后来给她重新取了名字——“我们已经有一个西蒙尼了，在我看来，你长得像贝丁娜”——她是那个世纪的第一个超级模特，40年代只有英国美人芭芭拉·格伦可以媲美。卡帕很快就迷上她了，但多次尝试未果，因为她已经遇上一位编剧和小说家彼得·维特尔，并且爱上了他。维特尔刚刚从好莱坞来到巴黎。卡帕转而追求贝丁娜的多名同事，特别是“阿娜”，她是一名东方美女，有俄国血统，但是，卡帕最后维持住终身友情的却只有满脸雀斑，而且是父亲为铁路工人的贝丁娜。
贝丁娜坐在她漂亮的巴黎公寓里，看着卡帕的多张肖像画，一边微笑，一边回忆他极大的魅力和淘气的活力。“卡帕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她说，一边看着鲁斯·奥肯为他画的一张肖像，那是卡帕最得意时期的画像，“如果你过如此危险的生活，而且你知道随时有丧命的可能，那你往往会把生活过到极致，而且真正去体会人生的乐趣。他爱生活，他爱朋友，他喝酒，他爱美食，尤其是漂亮女人。”
贝丁娜记得，卡帕是个极好色的人。他“眼睛里面总有一股使坏的眼神”。她永远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因为他的气势和他的勇敢都是真实的——经过了检验的，所以，他就显得格外吸引人——女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不傲慢，这也是他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他知道自己的弱点。他是绝对自由的。但是，这对于希望改变他的女人来说就有麻烦了。我总有一个印象，觉得他在寻找永远也找不到的某种东西，是那种他也许丢失的东西——也许是完美的女人吧。”贝丁娜记忆中的卡帕是个美食家，一个极好色的人，有天生的巨大魅力，他“生活在一个悲剧时代”，但活了下来，超越了自己体验过的邪恶与恐怖生活，并把轻松的心情传递到别人的生活中。
卡帕在纽约的赞助人却并不那么欣赏他的魅力。今天，他的纪录片构成时尚界最重要的一次复兴运动的最佳影像纪录，但是，在1948年，斯坦贝克与他的同事对其质量深感失望。斯坦贝克还对其费用花销额相当反感，总共达到了1500美元，经过仔细检查后，世界影像公司拒绝报销这笔开支。因为浪费了公司的资金，卡帕被迫出让其在公司的股份。他在电视业的投资以巨大的失望告终。
斯坦贝克和卡帕再也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了，但是，他们的友谊还是躲过了世界影像公司的灾难事件。斯坦贝克后来说，卡帕有很多朋友，但是，没有哪个朋友更爱他的，而且，卡帕死前，他们两个人还见过几次面，在巴黎和纽约都见过。有一次去纽约的时候，卡帕指挥了斯坦贝克文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他花几个星期时间试图撮合斯坦贝克和美国另一名文学巨匠海明威的会面。这两个人在纽约第三大道上一个叫做迪姆康斯泰罗的流行酒吧里举行的一个聚会上见了面，卡帕“在两个人之间来回窜动，跟一只母鸡似的。”但是，斯坦贝克在聚会途中溜掉了，他很讨厌海明威的霸气和残忍的举止。海明威喝醉了，一把夺过作家约翰·奥哈拉的黑李木手杖，说那是廉价的仿制品，而这手杖正好是斯坦贝克送给奥哈拉的一件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