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严格之政治意义的事务上，即使是细节方面，凯撒都尽可能免用代理人。在不可避免的时候——例如他常常不在罗马——则代理人不是君主的合法代表——而是用没有官位的亲信，通常是凯撒的银行家，来自伽底斯的狡狯而柔顺的腓尼基商人鲁西阿斯·科尼利阿斯·巴布斯。在治理上，凯撒最为小心的是把国库的钥匙牢牢掌握——这钥匙是元老院从颓弱的诸王手上攫取，并以此建立了统治权的——把它交托绝对忠于他而且只忠于他的仆人。当然，君主的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是严格分开的。但整个金融与财政系统，凯撒却握于掌中，像一般罗马贵人治理产业一样治理国家的财政。各省的税收以及主要的铸币工作，都交托解放过或未解放的奴隶，而不让元老院级的人沾手——这个重要的步骤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阶级，即财政官，也就是“王室管家”。
不过，各省总督——在他们的金融权已由王室的税收员接取以后，现在只剩军事指挥权了——的职位却除埃及一地之外并未交由王室的家臣。尼罗河的这个国家，由于地理上的极端孤立、政治权力的极度集中，比任何其它地区都更易于长久脱离中央权力，在最近的危机中，意大利的党派首脑便屡次想在那里立足。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凯撒不把此地宣布为行省，而仍把拉杰德王朝留在那里。一定是为了这个原因。驻守埃及的军团司令不交于元老院（换句话说，也就是以前的政府）的人，而像收税员似的以下级人员来充任。
然而，整个说来，凯撒认为罗马军人不应像东方国家的军队一样，由仆从指挥。因此，比较重要的总督，一般均由卸任的执政官担任。较不重要的则由卸任的次执政官担任。公元前52年的法规的规定——在执政官与总督之间需5年间隔——则可能弃之不用，因此在罗马任执政官之后可能立即接着就任总督。另一方面，总督职的分配——以前有时是由人民或元老院的命令安排的，有时则由各行政官之间的协调，或抽签——现在则转由君主决定。由于下列几项原因，凯撒从不缺少合意的总督候选人：执政官常在一年任期结束之前被诱导卸任，以为接任者留有充裕时间；次执政官的指派每年从八名增至十六名，其中半数由统领指派（会计官也是如此）；统领又有权指派有名无实的次执政官和会计官。总督的召回则自然是由摄政王的命令——尽管照例执政官任总督不超过两年，次执政官任总督不超过一年。
至于首都的治理，有一段时间统领也想交托于他所提名的行政官。他恢复旧王的城市助理之法，几次他不在罗马的时期，都把首都的治理交予他指派的一个或数个助理，而并未征询人民同意。这些助理联合执行一切治理任务，甚至以他们自己的名义铸币——当然并没有用他们自己的铸像。公元前47年和公元前45年的头9个月，没有指派次执政官，也没有公物管理官和会计官；即连执政官，在公元前47年，到了年前才指派出来，而在公元前45年，则由凯撒一人独任执政官。
这看起来像要恢复罗马城内古代的帝王权威，惟一受到的限制是新君主的民主派背景。换言之，就是想取消执政官，监察官，次执政官，公物管理官与会计官，只有在国王不在时，留下城守，另外便是护民官与平民管理官，以保障人民的自由。但凯撒后来放弃了这种计划，自己既不接受王的称号，也不取消跟共和国的历史相交织的一些可敬的职位——执政官，次执政官，公物管理官，护民官与会计官；这些官职都重获他们原有的权力，但其地位则已完全改变了。
共和的政治基本观念是把罗马全帝国和罗马城视为同一，因此，罗马城的行政官便等同于全帝国的行政官。在凯撒的君主制度中，这个观点却全然改观了。自此以后，罗马城的行政官只不过是帝国许多城市的行政官之一，而执政官则已形同虚设，其所以重要，只因卸任之后可以任总督。
如此，往日被罗马社团消灭的社团之命运，现在落在它自己身上了。它对全帝国的主权现在也变成了有限的社团自由权。平民管理官也像次执政官和会计官一样，数目加倍，为了监督首都的供应品，又增设了两个“谷物管理官”。平民管理官与谷物管理官候选人由社团选择，不受执政官候选人之选择的限制。总之，古代为保护人民之自由的措施未遭更改（但这并不表示倔强的护民官不会遭到严重干预，有时甚至会从元老的名单中被剔除）。如此，统领在一切重要的事项中均自行决定，财政由他的仆人处理，军事由他的副官管理，而旧有的共和政府官职又已改为市内行政官员，他的专制乃稳固确立。
在精神遗产上凯撒很少做重要更动。若罗马国教曾用以支持寡头统治，则它照样也可支持新的君主制度。如此，元老院保守派的宗教政策就转渡到新王手中。当瓦罗在这个时期出版了《古代神事》 （Antiquities of Divine Things）——这是罗马神学的大贮藏所——时，他得以将此著作献给“大祭司凯撒”。对于朱夫的崇拜之余辉，现在落在新立的王座上了，而那古老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其奄奄一息之际仍可做“凯撒崇拜”的工具。
在法律方面，古代的国王审判又重新采用。古王审判刑事案件，在法律上曾可不受人民的求情之约束，审判民事案件曾可不由陪审团决定。凯撒也以同样的方式取得直接审理任何案件的权力，亲自处断，或（当他不在的时候）交由他的城内助理。事实上我们发现他和古王一样，有时坐在罗马广场审判被控叛国的罗马公民，有时则在他的屋子里开庭审理附庸王侯的同类罪行。因此，罗马公民的惟一特权似在审判过程的公开性。但由国王亲自审理的案子毕竟是限于特殊的。
在刑事与民事案件中，以前共和制的审理程序基本上都保留下来。刑事案由刑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处理，民事案件则由继承法庭（The centumviri）处理，或由单独的iudices（证据）处理。在首都，法律过程主要是由司法执政官监督，在各行省则由总督监督。即使在君主制度下，政治犯的审理仍须参考陪审委员会的意见。凯撒发布的新法令，明确地规定何者为当惩罚的行为，排除一切对言论的检举，惩罚则宁采放逐不采死刑。陪审员不全出自元老院，这和寡头政体的愿望是不同的；也不完全出自骑士阶级，这又和严格的葛拉丘派的愿望不合；而是以科塔的协调法为基础，着眼于协调各个党派。然而，低阶层的人则无法进入陪审团，因为陪审团团员财产必须在四十万塞斯特以上。这一点，是采用公元前55年庞培的The tribuni aerarii“平民保护官”之法。如此，两个一直在争夺这个陪审权的派别——元老们和有产者们——现在平分了这个苹果。
任何案件都可以在国王法庭或胜任的共和国护民官法庭审理。但由护民官做下的判决就已经是最后判决了。有资格的司法人员所做的判决，即使君主都不得推翻，除非（如在共和时期的）是由于腐败、暴力或类似的情况证明这种判决必当取消。另一方面，受害者则可以为任何行政官的判决向此行政官的上司上诉，因之产生了后来常见的向国王上诉情况。也许所有的行政官，至少所有的行省总督，都被视作统治者的下属，因此他们的任何命令均可上诉于凯撒。
这些新的创举，即使其中最重要的（普遍的上诉权）都不能视为绝对的改善，无法弥补罗马司法上的种种恶果。任何蓄奴国中，司法程序都不可能健全，因为至少在“事实上”处断奴隶的权利握在主人手上。自然，只有在奴隶所犯的罪使此奴隶成为无用之物，或不合主人之意的时候，他才会惩罚奴隶；而他对待犯罪的奴隶则如对待常常顶撞东西的牛一样；后者把他送去屠宰，前者则卖入竞技场去打斗。但即使对自由人的法律程序，由于常有部分程序为政治性质，乃从严肃的法律过程变作了派系斗争，常要运用偏袒、金钱与暴力。
责任则是各方面都有——行政官，陪审员，诉讼当事人，甚至作为观众的公众。但最无可救药的伤害则来自律师。诡辩乃是法庭的寄生虫，繁殖得非常猖狂；一切是非观念都消失了，在罗马的刑事审判中，意见与证据都分别（这是一般人十分难以分辨的）消失了。这个时期一个有经验的罗马律师曾说：“一个普通的被告可以被控以任何罪行，不论他有没有犯，而又一定会被定罪。”这个时期的许多刑事抗辩都保留了下来，而几乎没有一件曾经严肃地去确定罪行的实有，而提出证据或反证的。
当时的民事诉讼过程在许多地方的不健全更无须说了。它也受到派系政治干扰，例如公元前83—81年，普布利阿斯·昆西阿斯的审理，要靠辛纳或苏拉在罗马谁占上风而决定，而辛纳若占上风，所做的裁决则绝对不同于苏拉占上风的裁决。而律师们，由于往往根本不识法律，有意或无意间把法律程序弄得一团糟。但这类案件由于性质关系，除少数例外，律师的诡辩不那么容易腐蚀是非观念。因此，那个时期流传下来的民事抗辩案，虽然经不起我们严格的考验，却远比当时的刑事案件更合法，诽谤性更少。
庞培曾对律师们这种诡辩加以限制，凯撒也继续这种政策，甚至还有所加强；再者，行政官也经过较佳的人选，较佳的监督，再加陪审员的派定，使得法庭肆无忌惮的腐败与恫吓宣告结束。但那是非之感与对法律的尊敬——这是在大众心中本来难以摧毁的——要想重新灌输到大众心中却更为困难了。这个立法者虽然驱除了种种邪恶，却无法将邪恶的根挖除。而那能够治愈一切可以治愈之事的“时间”，在这个例子中是否能奏挽救之功实为可疑。
这个时期的罗马军事制度几乎和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军事制度相似。统治阶级只供应军官，属民只供应平民，行省则只供应陆军。在经济与军事上，将军几乎独立于中央政府，不论幸运与不幸，基本上都靠他自己以及他驻扎的省份的资源。部队中士气圃已不存，甚至连民族精神也已荡然了，惟一剩下作为内在联系力的只有团队精神。军队已不再是国家的工具了。政治上，它没有自己的观点，惟以指挥官的观点为准。军事上，在通常的低卑领导者之下，它变成了无用的乌合之众，但在干练而有军事眼光的领导者之下，它则可以达到民兵所永不可能达到的完美程度。
军官阶级尤其堕落不堪。高阶层的人、元老与贵族，已经不习于军旅。以往，参谋官的职位是竟相争取的，现在，凡是骑士阶级而竞选择从军的，则必选军事护民官；参谋官一类的军职有些竟然得由出身低的人来充任；而凡是贵族出身而在军旅的人，都会想办法派至西西里或其它见不到敌人的省份。勇敢善战的军官被侧目而视，当做亡命之徒。庞培就成为当代人的军人偶像，而这种现象，正表示了当代人的无能。结果，往往是指挥部的军官率先逃亡或兵变；司令官尽管对士兵过分的纵容，解除出身高的军官之官职的提议却日日发生。凯撒便亲自给我们描绘过当时的画面：在他的司令部中，当命令下达，要向阿利欧维斯特斯进军时，军营中到处一片诅咒声与哭声，准备遗嘱，有人甚至要求休假。
士兵当中却再也找不到出身较好的人。服兵役的法定义务仍然存在，但征兵入伍却非常不规则。许多应当受召的人都放过，而那一旦入伍的人则在军中可能延留三十余年。罗马公民组成的骑兵只不过是马上的贵族卫士，他们喷着香水的骑装和极为名贵的马只有在首都节庆之日才出现。那所谓的公民步兵则只是佣兵部队，由最低的阶层收集在一起。属民供应所有的骑兵和轻步兵，而步兵的成员也日渐都有属民。百夫长，本是军团作战效力的核心所在，依照军规当由士兵升任，现在则不仅当做恩惠颁赠，甚至往往卖予出价最高的人。由于政府理财的杂乱，以及几乎所有行政官的贪污枉法，军饷变得极端短缺而不规则。
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罗马军队常常掠夺省民、兵变和临阵逃脱。数目足以作战的部队往往由于这些基本的败坏而大溃，例如公元前57年，毕索的马其顿军便是如此。像庞培，凯撒和伽宾尼阿斯这样的能将，则无疑可从这类的乌合之众训练出能征善战的部队，但这样的部队却宁可说属于将军的，而不是属于国家的。罗马的海军更为腐败——罗马的海军其实自始就是罗马人厌恶的对象，也始终没有彻底的国家化——已是几乎用不着说的了。凡是能出毛病的地方都已在寡头政府的治理下毁坏得不堪收拾了。
凯撒对罗马军事系统的重组，本质上不过是把纪律加强。至于系统的本身，他似乎觉得不须彻底改革，也不可能彻底改革。因此他像汉尼拔一样接受陆军的现存份子。他下令三十岁以下者凡任市政官员或在市议会任议员的，需先服骑兵（也即是任军官）三年，或步兵六年，这表示他想改善陆军素质；但也同样证明了，尚武精神日益低落，凯撒感到罗马人已经无法以服兵役为荣了。也就是这个原因，凯撒并不企图重建罗马公民骑兵。征集制度做了较佳的规划，服役期限的缩短也有规律，但步兵则仍主要来自低层罗马公民，骑兵和轻步兵来自属民。令人吃惊的是，对舰队未做任何改革。
骑兵的不可靠迫使凯撒采取新办法——在他看来，这当然是有冒险性的——雇佣外国人入伍，尤其是日耳曼人。另一个新办法是指派军团副官（legati legionis）。在此以前，军团都是由军事护民官率领，而军事护民官则一部分由公民指派，一部分由有关的总督指派。每个军团有六个护民官轮流指挥。只有在特殊状况下，才由将军指派某一人为司令，而这也是暂时的。在较后来的时期，这些副官——或说上校——成为永久建制，不再由他们的顶头上司而是由罗马的最高司令指派。这两种变化似乎都起于凯撒的处置，而凯撒的处置则与伽宾尼亚法有关。这个重要的新步骤插入军事体制内，部分是因为需要更有力的权力集中，部分是由于缺少有能力的高级军官，但更主要的是由统领指派一个或数个上校，以平衡总督对军团的影响力。
军事系统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将统领立为永久性的军事领袖。他把整个的军事控制权都握于手上，用真实的、有力的最高统帅来取代以前徒具虚名的监督。至于这最高统帅和特区指挥官——在此以前，各在其地域内是全权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查证。也许类似于次执政官与执政官之间的关系，或执政官与独裁者之间的关系。若是如此，则总督在其行省之内固为最高军事权威，统领却有权于任何时候亲自或由代表取得此最高权威；总督的权力限于行省，统领的权力则遍及全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