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顾祝同加强围歼新四军的兵力的同时，李品仙在皖中也作了堵击新四军的布置。11月9日，李品仙密电第48军：“江南之匪，由3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我176师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应逐步肃清江北之匪军。”第176师当即进行了部署，决定“以疾风扫落叶之手段，迅速将牛埠、土桥、厌河、600丈等处附近之匪彻底肃清后，以一部在沿岸要点警戒，以主力控制于适宜之机动位置，乘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国民党军第48军第176师1940年11月10日《机密作战日记》，《新四军·参谋资料》（2），第357页）。12月2日，李品仙电告第48军，新四军皖南部队预定北渡至无为县境内的联络点及登陆点有泥汊镇、刘家渡、凤凰颈、胡垄、新沟、土桥等6处，令第48军“注意防堵为要”。
12月9日，蒋介石命令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凡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72页）
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至限期仍不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77页）
国民党顽固派一面强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限期北移，一面多方刁难，制造北移困难。他们不发给军需补给，限定北移路线。尽管新四军领导人多次交涉，也不予解决。尤为阴险的是，在新四军正欲开动之际，他们故意泄漏新四军北移时间和北移路线，实际上不啻向敌人告密，使日军在新四军北移路线上加强了封锁。而在日军已增兵增舰封锁铜陵、繁昌至无为之间长江江面的情况下，蒋介石又决定不准新四军由苏南北渡，只准由铜陵、繁昌间北渡至第5战区。并一面致电叶挺假惺惺地说：“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沿途已令各军掩护”（蒋介石1941年1月3日致叶挺电，《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89页）；一面密电第5战区：“该地区战斗序列无新编第4军或第18集团军部队，如有上项部队或该战区无案之游击队在该战区活动时，即系匪伪潜入冒充，仰自即日起，由该战区长官指定部队，分区剿办，彻底肃清。”（蒋介石1940年12月23日致第5战区电，《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49页）
国民党顽固派精心策划的阴谋是：对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先“压迫北开，俟其越过守备线，即严阵以待，不使再退回守备线”，然后同日伪夹击消灭之；新四军如越过沦陷区北渡，“大部队过江，必遭日军袭击消灭”，则借日军之手消灭之；新四军如渡江成功，则由第5战区乘“立足未定而击灭之”；“新四军如在云岭按兵不动，则就地包围，坚决消灭他”（武之：《上官云相策划指挥皖南事变经过》，《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822页。武之，皖南事变时任国民党第32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此阴谋至险至毒。
9、 项英的电报“蘑菇战”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申明中国共产党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限。15日，毛泽东在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中，进一步指出：“对于蒋介石这次反共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和蒋介石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利地位。”
项英接到毛泽东11月15日电后，看到了新四军可以留在皖南的一线希望。18日，项英小心翼翼地致电毛泽东等：“对北守南逼中打之企图，此事中央具体方针和指示如何，以便此间作具体布置（移或拖）。如依目前情况确定速移，则我们仍再交涉北移期限延长，无论如何弄点补充，并作各种实际之准备和布置；如认为目前局势有拖一下之必要，也请指示。”（《新四军·文献》（2），第47页）这是新四军领导人就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事商谈中向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拖”的问题。
而毛泽东的策略此时无意之间却给了项英拖的理由。11月21日，毛泽东在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的指示中表示：“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在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1页）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你们可以拖1个月至2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北移为真，拖为策略。但毛泽东一松口，皖南的项英便同延安展开了一场电报“蘑菇战”。11月22日，毛、朱、王致电叶、项：
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况如何，几天可以开完？盼告。
同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朱德，在列举了北移的一大堆问题后，干脆提出不走了：
一、皖南部队开动需相当时间。数月来均是积极进行坚持作战之动员与布置，亦非数日所能改变。如地方工作之转变，残废伤病之安插，各种资财之处置，特别是大多数士兵均系本乡本地之人，如无相当之教育与政治的巩固工作，无法消灭大批逃亡的严重现象。
二、由苏南北移之交通布置，须费相当时间才有保证。溧武路至大江边的敌人据点，今年更增加，空隙缩小；很多工作人员和大批物资需要时间处理；我军如移苏南，前有日军封锁，后有国民党军重兵堵押，使我处于河湖及敌封锁线之狭小包围圈中，既不能全部立即转入敌区，又不能实行机动作战。
（《新四军·文献》（2），第49～50页）
项英讲这个困难、那个困难，要害是后面的两句话：“因此，我们意见，极短期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留皖南好。”（《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14页）
从而，皖南新四军部队失去了最后一次转移的有利时机。
见项英拖着不走，中共中央很着急。1940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连发两个电报催促，改变了两天前讲的可以拖一两个月的意见，以急促的语气命令：“（一）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财势必被打散。”（《新四军·文献》（2），第51～52页）这时，苏北的刘少奇却急着要打韩德勤。
对于苏北动手打韩德勤，项英很担心。11月26日至29日，项英三次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具体部署，明确北移行动是皖南部队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大部密渡皖北。
项英同时还询问打韩德勤的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皖南部队安全北渡以后？项英的考虑还是颇为周到：其一，减少皖南部队的危险；其二，皖南部队到皖北后，张云逸和罗炳辉处可以稳定；其三，还可以声援彭雪枫处。（《新四军·文献》（2），第56页）
见项英对皖南部队北移的态度有了些许变化，中共中央感到满意。11月30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叶挺、项英：
你们29日的布置很对；
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以便隔断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
（《新四军·文献》（2），第60页）
好不容易做通了项英的思想工作，新四军军部正要开拔，日本同盟社偏在此时发布消息，说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汪精卫为主席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毛泽东得悉后，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中共中央最初接到国民党《皓电》后，对形势的估计是，蒋介石完全投降日本，国共全面开战。如今日本诱降蒋介石未能得逞，国共进行大规模内战是不可能了。毛泽东此时对形势的估计是：“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蒋现在的特点是内外不稳固（内外危机交迫），至于在实际上，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
毛泽东告诉项英：“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从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新四军·文献》（2），第60页）
毛泽东最后强调：“此点不向下面传达，以免引起下面松懈”，可偏偏传达给了属于“上面”范围的项英。中共中央虽然总的要求是“12月底以前移完”，但口气缓和多了，没有进一步催促项英赶紧北移。这又让不想走的项英看到了拖的希望。
1940年12月上旬，按照蒋介石的授意，顾祝同召集皖南的上官云相等部军事长官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密谋包围皖南。
对此，新四军也多少侦知到一些，刘少奇和陈毅赶紧上报中共中央，并建议皖南部队北移最好还是经过苏南。（《新四军·文献》（2），第65页）
皖南的叶挺和项英也向毛泽东等人报告，顾祝同正在调集大军对皖南实施包围。项英又特别强调：因行动已定，但消息又已吐露，无法保守秘密与突然行动，则应再延一时，待敌戒备稍弛，目前当很难求得迅速北渡。（《新四军·文献》（2），第65页）
皖南危急——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方形成的共识，但由此得出的行动方针正好相反：所有人都认为皖南新四军应该赶紧脱离危境，而项英却认为既然危险就先不走了，等不危险了再走。
中共中央书记处针对项英叫苦和“拖”的想法，当即复电：“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宽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新四军·文献》（2），第66页）
1940年12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致刘少奇、陈毅并告叶挺、项英电中明确指示：“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
这又给了项英一个模糊的信号：皖南危急，但皖东更危急，皖南部队北移是为了救皖东。这时的项英，虽然意识到皖南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却更加犹豫不定，不甘心立即北移。也是在12月16日，他与叶挺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并中共中央，在列举了种种困难之后，还要中共中央“给我们以行动方针（或拖或走）及行动范围的指示、以便执行”。（《新四军·文献》（2），第68页）
12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突然以紧迫的语气，两次致电叶挺、项英：“重庆形势严重，项、曾二人暂勿离开军队。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你们的机密文件须一律烧毁，切勿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41页）对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突然变得急迫，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数据显示其中缘故。
12月21日，叶挺、项英就北移准备情况，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周恩来、叶剑英报告，并告陈毅、刘少奇：“顾（祝同）至今仅批费5万元，子弹一粒不发，要我改道铜、繁北渡。”“苏南日寇已将溧武路与铁路严密封锁。在路北不断‘大扫荡’，我军人员与物资均停在路南，无法通过。”桂军“准备攻无为木东乡我军”。“自希夷从上饶回来，国民党即故意贴标语及口头大放空气，使敌伪知道来阻我。同时既要我从铜、繁北渡，而大批桂军突然向无为进攻，占领沿江口岸以堵我，显系故意使我不能北渡，使在北渡中遭敌歼灭。”（《新四军·文献》（2），第77页）
困难重重，苏南和无为两条路都无法走了。
同一天，刘少奇、陈毅致电叶挺、项英，提出皖南新四军部队北移与第4、第5支队会合的三种方式，虽然险阻不少，但“愈迟情况将变得愈困难，以从速行动为妙”。
但在此后的23、24、25日几天中，项英连续电告中共中央，大意是皖南困难，北移也困难，反复向中共中央请示该怎么办等等。（《新四军·文献》（2），第80～86页）
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对当前形势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
经过分析，毛泽东此时已经明确得出答案：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是不可能的，但皖南却愈来愈危险；只要皖南部队尽快北移，跳出顾祝同的手心，中国共产党就能为这次反击反共高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可惜蒋介石“深谋远虑”，顾祝同提刀驱逐，桂军不让路，项英犹豫不定……种种原因终于酿成了皖南血案。
面对此前项英的一系列表现，毛泽东终于忍不住了。12月26日，毛泽东以极其严厉的口气写下了这份有名的斥责电：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做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同一天，毛泽东、朱德还专门提醒项英：“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新四军·文献》（2），第88页）中共中央已经把北移的危险明确无误地告诉了项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