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判是安排在日军的一辆军用卡车上。日军洼田旅团长可不像上次最初见面时那样神气了，听了要他们全部缴出轻武器的要求后说：“这里剩下的武器不多了，根据上级命令，要缴给国民党，否则我们到济南也难交账，请原谅！”我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现在没有权利到敌后地区受降，应该全部缴给我们！”我要求他们不仅缴出轻武器，还要留下全部的军用卡车。洼田少将已至穷途末路，还在打肿脸充胖子，他急辩说：“我们虽然宣布投降，马上就要回国了，但是这次战争，我们军事上并没有失利，苏军打进东北，美军在国土投下原子弹，坦率地说，单与中国军队较量，你们就打不过我们。”我听了这些话，心中又是气又好笑，严肃地说：“洼田先生，亏你还是一个军人，算是日军的将领，可是你连军事上的常识也不懂！请问，你们宣布无条件投降意味着什么？很简单么，就是承认你们军事上全线失败么！这个失败当然包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你们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很不得人心，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一道消灭了你们多少部队？从华北的平型关大捷到华中的无数次战斗，你们的失败也够大的了，在我们这里，日军战俘也有不少呢！”洼田听了我的反驳，低下了头。但是洼田少将和两个副官在谈判时还是讨价还价，总想带回去一点儿东西。我们知道，日本派遣军总部早与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之流暗中做好了共同反共的交易。我见洼田一伙还在耍滑头，就打算再对其施加一点儿压力。我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把这里的水源控制了（因鲁中地区的水源多半是泉水和小溪，比较容易控制），又占领了附近的山地。我指着山头隐约可见的部队，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包围了你们，若不缴械，当然是先礼后兵，你们要被全部消灭了。”洼田少将看了周围的情势，感到自己是瓮中之鳖，再也动弹不得，只得老老实实地同意我们的要求就范了。在人民战士的枪口下，日本侵略军垂头丧气地放下了全部武器。
在华丰地区，我们3次与日本侵略军谈判受降，共收缴日军的武器弹药：野炮1门，步兵炮2门，迫击炮3门，掷弹筒47具，重机枪25挺，轻机枪31挺，步马枪8支，各种炮弹30万发，手榴弹4140颗，坦克2辆，汽车37辆，电话总机4部，电话机47部，以及不少炸药、被服等军用物资。（冯少白：《华丰受降》，载《新四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554～557页）
13、 财政工作
天目山脉，地处苏浙皖边，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处在同敌、伪、顽犬牙交错的状态中。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天目山三次自卫反击战，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聚歼苏浙军区主力，驱逐新四军出江南的企图，巩固和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为完成向东南沿海发展的战略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巩固和扩大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敌后军队的供给要充足。因此，在此次战役期间，保障敌后抗战军队的供给就是苏浙军区与华中抗日根据地战时财政的根本任务了。那么，华中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是如何开展战时财政工作的呢？
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中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把财政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从发展生产着手，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增加财政收入，积极发展根据地各种经济，并与日伪作经济斗争，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
早在新四军初创时期，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以后，就遇到了重重困难，首先是供给困难。日寇、汉奸、土匪、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地主豪绅各据一方，遍设关卡，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国民政府对新四军和根据地的经费供给总是百般刁难，经常少发甚至停发。据陈毅记述：“全军经费仅8万元，以后屡经要求，仅增加到每月13.5万元。全国抗战军队，所受虐待莫如本军者。今视全国抗战友军，每军不过万余人。其人数较本军为少，而每月经费常在20万至30万元不等。本军以10万之众，月仅13.5万元，每人按月不过仅得1.30元而已。其欲置本军于冻馁死地，盖昭然若揭矣。”（陈毅：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载《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第1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在战争环境中，枪杆子离不开经济工作。为此，新四军的财政需要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来解决。当时筹办军需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抗战缴获：取之于敌是人民军队的重要财政来源。新四军在残酷的农村战争环境中，不可能有自己正规的军事工业，因此，从缴获中装备自己，从战场上充实自己，成为新四军发展壮大自己的一个重要途径。仅据1938年5月至1939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新四军第4支队从日伪军手中缴获马步枪1000余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余匹，军毯和军大衣80余件，防毒面具59具。（龚意主编：《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第5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募捐收入：地方党组织和新四军紧密配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用贴布告、开会进行宣传等方式，发动各阶层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募集抗日资财活动。饱尝日寇之苦的华中人民，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纷纷捐献粮食、现款、棉衣、鞋袜、烧草等，慰劳、资助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将士。
打资敌：打资敌，这是打土豪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运用，也是抗战初期新四军部队给养的来源之一。在华中作战的新四军部队凡发现汉奸、奸商向日军提供的物资均予以打击，没收他们的财物作为抗战的资财。如新四军江北纵队1940年在巢湖上打资敌，一次打到十几船的粮食，每船有七八十担米。除自用外，还以一银元一担的廉价卖给群众，卖不完的就在当地散发给贫苦农民。（应兆麟主编：《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第11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借款借粮：主要是向大地主，掌管族产、庙产者，资本家借，事先向他们说明借款借粮的意义，提出自己的要求。对破落地主、富农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般不借。与国民党军队不同的是，他们是有借无还，新四军则是有借必还。
以上组织收入的措施与方法，在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健全的财经机构以前，对新四军深入敌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地的经济是分散的、以小农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地主豪绅和高利贷的残酷剥削，连年战争的摧残再加上天灾频仍，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困难，并且还经常遭到敌人的破坏和蹂躏。新四军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自1940年初起，华中各地陆续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为了确保华中军民长期抗战，在这些政权之下，相应地组建了专业性的税收机构，稳定的经常性的工商税收由此应运而生。部分地区开始颁布了一些税收法规，如1941年12月，苏南苏常太经济委员会颁布了《暂行税则》。1942年初，华中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其之下，新四军各师成立了财经委员会。同年12月，华中财经委员会颁布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草案》，从而使各根据地的工商税收逐步趋于统一，并在统一的原则下订立了一些税收制度。
从1940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先后就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发出一系列指示，其主旨包括：强调在财政上常抓不懈，反对临时性抓一把的办法，要求有比较固定的经费政策；工商税收应坚持除赤贫者外，实行各阶层人民一律负担捐税义务的原则；对于一切负担，都应按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根据地居民80%以上的人口，均应负担；实现统一的累进税制，贫者少负担一些，富者多负担一些；工商税收必须同抗日优抚政策结合起来。实行商业之累进税，有时则应例外，实行免税或减税。这些基本政策，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工作的指导纲领。
针对财政经费不能有计划地支配和使用、不能很好地调剂财政开支等问题，根据地实行统筹统支，量入为出，建立正规的收支制度。为了很好地执行统筹统支制度，决定实行预决算制度，使经费支出有计划性，使负责者能合理地支配财政，避免浪费与舞弊。原则是在量入为出的前提下，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为了切实执行预决算制度，监督一切财政收支是否合法合理，必须建立审核机构，执行党政各机关经费的审核任务。建立金库制度、审计制度、会计制度等，严格划分财务行政、财务会计、财务保管和财务审核4个系统，使其互相牵制、互相监督，做到收钱者不用钱，用钱者不收钱。一切财政支出，必须由统一机关执行，在用钱之前和用钱以后，一定要有完备的审核手续。
华中根据地民主政府还十分重视财政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即使在敌后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也开展各种训练班培训财会人员，对财经干部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和业务知识培训，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革命工作，与军队工作是同等重要的抗战工作，他们任务的完成及工作的好坏对于根据地内整个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根据地的最大作用就是在于长期供给与补充敌后抗日部队的财力、人力、物力，否则根据地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而财力、物力、人力的供应与补充，必须靠财政经济工作的加强。因此要把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提到政治任务的高度，要以极负责、极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项工作。他们的任务的完成，对抗战、对国家、对民族、对革命均有极大的功绩，并不次于前线上杀敌的将士，应同样受到最大的奖励。但是如果他们不谨慎、不努力，甚至贪污腐化，破坏战时财政经济，同样是国家民族最可恶的罪人。鼓励财政干部站在抗战与革命的立场上，来担负财经工作，认识到在抗战与革命中做好如此重要而繁重的工作，对于一个革命者是责无旁贷的，是不许自己退位与不忠实地尽其职责的。通过培训，培育了一批优秀的财政工作干部队伍。这支队伍为解决抗日部队给养、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为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培训财政干部的同时，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注重严格财政纪律，经费开支实行厉行节约的原则，坚决向贪污浪费作斗争，并制定了一些相应的纪律和督察、奖惩制度，以规范大家的行为。1942年3月，淮北苏皖边区政府公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依条例论罪：即克扣和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渔利者；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企图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者；企图营利，贩卖禁运或漏税物品者；伪造或变造单据、证券、印信、账目，企图侵蚀公有财务者；因职务上之行为，要求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者；为私人利益、擅自支付公有财物者。对于上述违犯条例者，依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惩处。各机关所属公务人员，对于贪污者，知情不举，或发觉后为之掩饰者，得按其情节轻重，以渎职罪论处。（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编：《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83～8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此外各根据地还对财经干部进行普遍审查，清理了其中一些动摇、贪污腐化人员，借此大大提高了财政干部的政治和业务水平。
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的统一领导下，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组织逐步健全，财经制度不断完善，财经建设稳步发展，财经状况逐渐好转，在粉碎了日军“以战养战”政策的同时，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
14、 盘点
天目山3次反顽战役胜利，连同第2纵队在四明山区作战的战绩及顽军一个纵队起义，新四军共消灭顽军13000余人，扩大了苏浙皖敌后新区，为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日斗争扫除了障碍。天目山战役的意义，还在于新四军提前实现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为尔后的解放战争做了军事上的重要准备。
新四军第1师部队在南下苏浙皖边的斗争中，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各战略区的有力策应下，艰苦奋斗，英勇作战，打击了敌人，粉碎了顽军的阻挠及多次进攻，巩固与发展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扩大了我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
向河南、湘粤边和苏浙皖边敌后的进军，是我军对敌实行局部反攻的重要的战略行动。由于我军在进军中抓住了有利时机，敢于远离根据地，跃进到敌后或敌、顽之间空隙地带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加之各大战略区的相互策应与配合，以及在反对国民党顽军的进攻中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基本上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河南、进军湘粤边、发展东南的战略决策，对于策应我解放区内线的攻势作战，对于夺取抗战胜利和后来反对国民党挑起的内战，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苏浙军区的胜利，得到了党中央和华中局、军部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喜闻捷报，直夸打得好，同时指出歼灭性还少了一点。刘少奇则赞扬第1师“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1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
在进军东南的几个月里，苏浙军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军，开辟了苏浙皖边敌后新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根据地，初步完成了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扩大了在江南进行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