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客大冢”是迄今发现的第一座越国王陵，使我们首次揭开越国王陵的神秘面纱，第一次看到了越国王陵的形制与结构，是越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它对于研究越国那段“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以及越国的经济文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严密的防腐措施
印山大墓从2 500年沉睡中终于醒来，它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惊喜，还有更多的惊叹。整个木构墓室，虽历经2 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又遭古代盗掘破坏，但保存仍很完好。究其原因，除了大墓选用优质的巨大木材外，严密科学的填筑措施，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考古工作者发现，印山大墓不但规模宏大，墓室豪华，而且填筑也十分讲究，防水防腐措施做得十分严密和科学。它在构筑墓室之前，先将整个巨大的坑底全部铺垫上一层厚165米的木炭，以达到防潮的目的，然后才将墓室建于其赵卿墓椁室全景赵卿墓出土铜鸟尊
上。墓室建成后，又先在其外包裹上大约140层左右的树皮，树皮外再填筑1米厚的木炭，然后，整个墓坑再全部用不透水的青膏泥分层填筑，最后在墓坑之上堆筑十余米的巨大封土墩。据推算，营建大墓填筑木炭约1 400立方米，青膏泥约5 700立方米。如此浩大、讲究的填筑方法，令人惊叹不已。
越王勾践曾创下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覆灭强吴、称霸中原的惊世业绩，使原先偏居东南一隅的小国，一跃成为“诸侯毕贺”的大国。而越国兴盛，始于允常。印山大墓宏大的规模和非凡的气度，无不折射出当时越国的繁荣和强盛，仿佛重现着那段扑朔迷离的辉煌历史，使我们感觉到那段历史的真实所在。
下寺楚墓出土龙耳虎足铜方壶
印山大墓本身就是完整、非常有价值的文物，它所具有的三角形窝棚式墓椁以及墓室内巨大的独木棺等鲜明特色，在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研究上，将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晋国重臣的寝宫——太原赵卿墓
春秋时期，赵氏家族权势显赫，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史载“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山西太原南郊金胜村发现的赵卿墓，满藏瑰宝。
下寺楚墓出土的鸟虫体鼎铭
赵卿墓发现于1987年，墓葬为大型土坑竖穴，墓口呈长方形面积达100余平方米，墓深近14米。墓室内置棺椁，椁外积石积炭，为春秋时期的典型葬制。椁内有4个殉葬人，各置单棺，这种以生人殉葬的现象在春秋时期已不多见。在墓葬附近不远处还发现有大型车马坑，共埋葬44匹马和15辆车。
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各类遗物多达3 421件，其中青铜器1 402件、石磬13件，玉石器297件、金器11件套、陶器8件、藤弓1件、木器479件、骨角器551件、玛瑙器17件、水晶串珠1串、玻璃串珠2串、绿松石串珠1串、励石6件、蚌器117件、海贝151件。
随葬品中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礼、乐、兵，舆四类齐全。铜鼎数目惊人，有镬鼎，羞鼎、升鼎等共27件，这在列鼎制度已被僭越的春秋时期也是极为少见的。部分铜器形体巨大，如附耳牛头螭纹蹄足铜镬鼎，通高93厘米，口径102厘米重达220千克，出土的编钟1套共19件，其中最大的1件通高65厘米，重255千克，这在北方地区是不多见的。铜量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虎形灶也是首次发现。
赵卿墓出土文物之丰富，器物制作之精美，在晋国考古发现中是不多见的。
楚国王族墓地——下寺
淅川下寺墓地为一处春秋中晚期的楚国墓葬群，位于河南省浙川县丹江水库西岸的下寺。下寺原有一座佛教寺院——香严寺，后因丹江水库蓄水，致使下寺大部被淹。1977年秋库水下降，下寺附近一座随葬青铜器的墓葬被库水冲出，最终使整个基地暴露出来。
墓地共发掘春秋中晚期大中型墓9座，小型墓15座，以及与墓主相关的车马坑5座。大中型墓内随葬品比较丰富，多为青铜器，还有玉、石、骨、蚌器、鬲、簋、壶、、、盏、盆、鉴、俎、豆、禁和乐器等。
白沙宋墓1号墓前室东壁壁画
下寺墓地出土的青铜礼器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首先这批青铜器在造型和花纹方面，一改商周以来厚重、呆板的风格，花纹纤细华丽，并以浮雕，圆雕或透雕纹样作为铜器装饰，还应用了错金，嵌铜、镶绿松石等工艺。如1号墓的两件龙耳虎足方壶，四壁镂出蟠虺纹，颈侧有双龙环耳，长方形圈足下有双虎承托。2号墓的7件“王子午”升鼎，在盖、耳、足上部等都饰以浮雕兽面，周身饰以浮雕蟠虺纹和重环纹，器内铸长篇鸟虫体铭文，整体造型气度不凡，制作精美。此外出土带铭文铜器较多，共有113件，铭文计4 423字。其中铭文最长者是王孙浩钟，计113字。
下寺楚墓是近年来发现的规模较大的一批春秋楚国王族墓群，墓内出土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及其铭文，对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宋人家族墓葬——禹县白沙宋墓
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北因修建水库，发现3座北宋墓葬，为宋人赵大翁及家属的墓葬，1951～1952年由河南文物部门等单位进行发掘。
墓葬的墓室为砖砌仿木建筑结构，赵大翁墓分前后两室，前室为扁方形，长184米，宽228米，高385米；后室为六角形。前后室中间有过道，全长726米。墓门高368米，正面是仿木建筑门楼，其上砌斗拱、檐椽和瓦脊。在墓内各壁亦砌出立柱和斗拱，斗拱为单抄单昂重拱五铺作。前室和过道为宝盖式藻井，后室作宝盖式截头六瓣攒尖顶。另外两座墓葬为平面呈六角形的单室墓。青龙山辽墓出土鎏金银冠
赵大翁墓的甬道和墓室内壁上有彩色壁画，甬道两侧画身背钱串、手持筒囊、酒瓶及牵马的侍者。前室墓门两侧画手持骨朵的护卫。东壁画女乐11人手执拍板、筚篥、排萧、琵琶、腰鼓，杖鼓、笛和笙等乐器。西壁为墓主人夫妇对坐宴饮图。在后室的北壁绘妇人启门，西北、东北两壁砌榻窗，西南壁则画妇人对镜着冠，东南壁画持物侍奉的男仆女婢。在墓门、甬道，过道和墓室内绘有大量的建筑彩画，包括花卉、果品、瑞云、仙禽等。
在赵大翁墓的后室出土了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的朱书买地砖券，这也就让人们知道宋代曾有一位名唤赵大翁的人。
白沙宋墓的墓室结构和墓内仿木建筑及壁画，是这一时期同类墓葬的典型代表，是考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壁画内容最丰富的雕砖壁画墓。
公主驸马合葬之所——青龙山辽墓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发现辽代陈国公主及驸马的合葬墓，1986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哲里木盟博物馆发掘。
合葬墓的墓室用砖砌成。由墓道、天井、前室、左右耳室和主室构成。前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耳室及主室平面呈圆形，各室均有木门框和木门，主室内周壁用柏木作护墙。墓道两壁有壁画，绘对称的侍卫牵马图。墓门为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其上嵌装半圆形木板，上绘缠枝牡丹。前室东西两侧壁彩绘男女仆婢以及武士、祥云、仙鹤等。券顶涂成蓝色，上绘大小星辰。在东西壁的上方绘日月，太阳内绘金乌，月内有玉兔及桂树。
主室的后半部砌尸床，尸床前砌供台。尸床上并排放置公主及驸马的尸身，两人的殓服规格相同，头枕金花银枕，面覆金面具，身上罩银丝网罩，颈部戴琥浪缨络，脚穿金花银靴。公主头部上方放置高翅鎏金银冠，尸身上几乎满布金银玉饰。耳部有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处戴金镯两对，手上有金戒指11枚。腰部有金丝带，带上悬配银鞘铁刀、镂空金荷包、金针筒，金粉盒，双鱼形琥珀盒和动物形玉佩。驸马尸身头部上方置鎏金银质莲冠，腰束银质蹀躞带，带上悬佩琥剃、瓶、琥珀鸳鸯和双鱼形佩，银刀、银锥等。尸床上，供台及主室内地面上还随葬有金花银盒、银长盘、镀金铜镜、木鸡冠壶、木弓檠等。在东耳室随葬银盏托，玛瑙杯及绿釉长颈瓶等瓷器，西耳室内放置两套银马具。
前室出土的墓志上记公主死于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陈国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是首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契丹贵族墓葬，对研究辽代的墓葬制度及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临沂银雀山汉简
孙武和孙膑是中国兵学圣人，但关于他们二人及其军事著作是否存在，从唐宋以来就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左传》中没有记载孙膑的事迹，因而怀疑历史上是否有孙膑这个人和他的所著之书；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曹操改编而成或根本就是后人伪托的，还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孙武其人，兵法为孙腹所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解决了这个聚讼已久的问题。
其它如《尉缭子》、《晏子春秋》、《六韬》等古典名著，唐宋以来也被认为是后人假托的伪书。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证实了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无疑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并非后人伪作，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基建工地上的惊人发现
临沂北屏蒙山，向南是一片平坦的田野，沂河由北而南从这里经过。在临沂老城南约1千米处，有两座隆起的小山岗，东西对峙，好像两个卫士，拱卫着临沂，东岗名为金雀山，西岗名为银雀山。
1972年4月10日，临沂县城关建筑管理站的一位老工人来到“临沂文物组”报告：在临沂地区卫生局的基建工地上，发现了古代墓葬。临沂文物组立即派人前往勘察，并与工地负责人商量：由他们先将古墓周围的散乱石渣、石块清理干净，三天以后，文物组人员前来发掘。
4月14日，临沂文物组考古人员来到工地进行正式发掘。上午，先起木上面的盖板。盖板系用7块长176米、厚020米、宽020～040米的大方木东西横放、南北相连而成。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工作人员连一双手套也没有。300多400斤的板、棺盖只能靠人力抬动。脚下膏泥淤积，工作人员几乎寸步难移。费尽周折，始揭开盖板，露出了室。其构造是：东侧为棺木，西侧为边厢，中间隔有一层薄木板。边厢为堆放随葬品的地方，积满了污水和淤泥。
下午，在工人们抽排泥水的同时，考古人员自上而下、自南而北，一层一层地取出随葬品。出土的器物有鼎、盆、壶、盘等陶器和杯、盒、壶、盘、奁、杖、兀、案等漆器。16：30分，考古人员发现在边厢北端有一歪斜的椭圆形木兀和在它上面的彩绘筒形，与一堆烂在一起的竹片条儿粘在一起，无法单独取起，只有先一块儿取出来再慢慢清理，取出的时候将已经腐朽的竹片儿折断了一部分。当时考古人员还以为这些竹片不过和边厢南端盛栗子、核桃的篓片是一样的东西，折断了也没在意。不久，他们又从水中摸出几个铜钱和一个竹片残片，发现竹片上似乎有字。于是他们小心地取下一根较长的竹片，用清水慢慢地一滴一滴地冲洗上面的淤泥和水锈。奇迹出现了，竹片上真的现出了字迹。经辨认，发现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曰”七个字。考古队员们立刻兴奋起来，意识到有了重大发现。他们马上停工，保护好现场，并迅速向上级作了汇报。
16日，山东省博物馆专家来到现场，与考古队人员继续进行清理边厢的工作。前后两天，从边厢内共出土竹简及残片4 900多枚。
17日接着清理棺木。打开棺盖后发现尸骨已经腐朽散乱、性别难辨。尸骨旁散放有枕木、漆奁、木梳、铜镜等。清理工作当天下午即结束。这个墓被考古专家们称之为一号墓。
一号墓清理完毕后，考古人员又清理了紧挨着的二号墓。二号墓结构与一号墓相同，亦为一一棺。内，西侧为棺木，东侧为边厢。清理工作当天结束，出土竹简32枚，内容为公元前134年西汉的《元光元年历谱》。
由于竹简在墓中浸蚀了2 000多年，质地已腐朽，无法脱水。加之简上的文字系用毛笔写成，因此，只能用毛笔蘸着清水一点一滴地耐心冲洗，才能慢慢洗去水锈，显出字迹。稍有不慎，或用手指一抹，不仅墨迹会被抹掉，简片也会变成一堆泥。简片清洗好后，用化学药品脱色，字迹就显得清晰了。为了长久保存，专家们把它放在两层玻璃片之间，用丝线在两端和中间固定住，再装入玻璃管，注入药水，经过密封处理后，最后装入专门定制的匣盒中保存。考古工作者就这样辛勤地工作了4年，才完成了对竹简的初步剥离和整理。
整理结果是惊人的，专家们发现这批竹简全部是书简，主要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珍贵的先秦古籍和数十篇佚书，十分罕见，消息一传出，立即轰动了国内外。
再现“武圣”真面目
银雀山汉墓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无疑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
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为吴王阖间客卿，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传于世，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孙膑是战国时齐人，孙武后裔，为齐威王军师，著有《孙膑兵法》传于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最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对这个问题曾有明确的记载，他认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作者是孙武。此后官私史书和《孙子兵法》的校注者，都没有提出过什么怀疑。一直到了南宋，永嘉学派的著名代表叶适，才第一次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战国初年的山林处士写的，甚至连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武其人也成了问题。
叶适以后，有人反对他的说法，也有人赞成。赞成者，有的只肯定作者不是孙武，但具体是谁，则未置可否；有的则明确断定它是战国时期的孙膑写的。1949年后，学术界也有孙武曾作此书的说法，有的还认为是曹操写的，不过多数人则认为这本书不是孙武一人所作，而是包括孙武在内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的兵家著作，它长期流传，最后由孙膑加工整理成书。
本来，历史上有两个“孙子”，一是春秋末年的孙武，一是战国时期的孙膑。他们都是著名的军事家，并且也都著有“兵法”传世。这在汉代一些重要史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为什么到南宋以后，《孙子兵法》的作者又成了问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孙膑的著作，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也就是《孙膑兵法》失传，到后来只留传下一部《孙子兵法》。从《隋书·经籍志》开始，不再见到关于《孙膑兵法》的著录。若从曹操注《孙子》“十三篇”而全未论及孙膑来看，很可能在东汉末年，《孙膑兵法》就已经失传了。而1975年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竹简的出土，这部失传巳达1 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竟然从地下被挖掘出来，同时出土的还有我们都已知道的《孙子兵法》，而且这些竹简的书写年代都确定无疑地比我们所见到的史书记载要早得多。这就完全证实了历史上确有两个“孙子”，他们的著作《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本来就是两部不同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