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周口店发掘的背景是，经过两年的正式发掘，到1928年底，发掘到一层十分坚硬的石层，里面包含的动物化石很稀少。鉴于这种情况，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龙骨山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一层坚硬的石层就是北京人居住的洞底，下边不会有化石了。1929年，挖掘龙骨山的动物骨骼化石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了，于是，步林、杨钟健、德日进陆续离开了周口店，只有裴文中坚持工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出土数量多少的动物骨胳化石并不足为奇，但若是发现“北京人”头骨化石，则被认为似乎是天方夜谭。远在北京的步达生在给安特生的信中这样写道：“昨天我接到裴从周口店发来的电报，说他明天（即12月6日)将把他说的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带回北平！！我希望它结果变成真的。”分明怀疑北京人头骨化石是赝品。这并不奇怪，一是龙骨山化石地点已不被人们看好，第二则是裴文中太年轻，而且工作时间只有一年，缺乏鉴定经验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幸运女神和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恰恰是裴文中在他们意欲放弃的周口店龙骨山山洞中找到了完整的远古北京人头骨化石。这个头骨化石并非赝品，而是一个真正的远古北京人头骨化石！就在城里的人们竞相猜测，议论纷纷的时候，周口店临时住处的裴文中正忙于对出土的头骨化石加以处理。头骨化石刚出土时潮湿易碎，这样送到北京是不可想像的。当时技术处理设备缺乏，裴文中就采用土法子，带着两位技工轮流值班，生上火盆对化石进行烘烤，以脱去水分，这样化石就结实不易碎裂了。然后在化石外裹以棉纸，依次糊上石膏、麻袋片，这样再烘干以后，坚硬的石膏可以防震，而麻袋片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裴文中又在外面裹上棉被，用褥子、毯子捆扎好，这样可以比较放心地上路了。他搭乘房山到北京的长途汽车，在北京西便门接受了例行检查，一路顺利，把北京人头骨化石平安送到步达生手中。步达生立即着手剔除泥土，对头骨进行修复，当人们再看到它时，它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迟疑多日，神神秘秘的远古北京人首次向人们展示了她的绝代风姿！开始还持怀疑态度的人终于完全相信了这个亲眼目睹的事实。1929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向全世界公布了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发现的消息，这个消息迅速震憾了世界！
1930年，裴文中在室内整理去年周口店运回的化石时，又从中拼出一个相当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
这两个远古北京人头骨化石的发现轰动了世界，也彻底改变了龙骨山的命运。曾几何时，龙骨山一度处于被抛弃的边缘，来自国外的资助也准备停止了，发掘现场一片冷冷清清，如今的发现，顿时让当时的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龙骨山的发掘工作很快重新开展起来。1930年春，工作队购买了包括龙骨山在内的一大片山地，以便于工作，同时，在山下西边建了一所房子，作为临时办公室，周口店龙骨山的遗址发掘逐渐纳入正轨。1930年的工作包括开掘龙骨山东部的鸽子堂，同时扩大了工作范围，对龙骨山上的浮土进行清理。在清理时，又在发掘地点的上方发现了一个新的遗址，这就是山顶洞，是距今1万年的“山顶洞人”居住、生活的地方。这一年还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简单的掘取动物乃至人类遗骨化石，转变为对遗物及遗迹的全面研究。确认了有人居住在此后，陆续在洞中发现了当时人类使用过的石器，还有古老的“北京人”留下的用火遗迹。工作范围的扩大，需要工人数量也有增加，每天在龙骨山上工作的大约有100余人，上上下下，来来往往，非常热闹。做小生意的也看中了这块地方，卖花生、瓜子、糖的，卖烧饼的，卖油饣果子的，在工人休息时纷纷前来叫卖，周口店竟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一度繁荣起来。
热情的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930年的工作，除了对石器和用火遗迹的发现外，重要的化石材料没有发现。接下来1931年和1932年在龙骨山开展的工作，仍然围绕着东部进行。1933年则重点发掘山顶洞。山顶洞初发现时，步达生认为年代较晚，对其不感兴趣，德日进则认为其中堆积的是现代动物的骨骼，没有发掘的价值，但裴文中没有迷信外国专家，他有自己的见解，坚持的结果，是先试掘一下，看出土物的情况决定是否发掘。试掘开始不久，就从中发现了人类文化遗物——一枚作为装饰品的狐狸牙，牙上有钻孔。接着又发现了三个头骨化石和其他部位骨化石，出土了很多石器和装饰品。幸运又一次降临到裴文中头上，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1934年继续发掘山顶洞，直至发掘到洞底。后来的研究证明，“山顶洞人”距今年代比“北京人”近得多，约在1万年左右，但这个发现同样重大，不仅证明了北京人化石的真实性，解决了古老的北京人的去向问题，而且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国远古的历史断代提供了依据，现在我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分界正是以此确定的。
山顶洞的发现虽然很重要，但它与“北京人”确实相隔甚远。在接下来的1935年的工作中，仍然继续着对“北京人”化石的寻找工作。就在这一年，裴文中离开了周口店，赴法国留学，而一直给予周口店发掘工作以巨大支持的步达生则在1934年因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他的工作由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接替。从1934年起，虽然周口店龙骨山上整日热闹非凡，但发现的化石只是数量的增加，很少有新的发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裴文中决定走，而卞美年也打算到加里曼丹去寻找古人类化石。卞美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对地质学和生物学都有研究，对发掘工作帮助很大。他1931年参加工作队，和他同来的则是另一位“北京人”发现史上的著名人物——贾兰坡。
贾兰坡没有受过大学的正规教育，初到工地时，多管理一些繁琐杂事。但他虚心好学，不仅向专家，也向技工学习各种知识，因此很快就掌握了发掘所需的各类知识。1935年裴文中、卞美年先后离去之后，贾兰坡理所当然地成为周口店遗址发掘工地的总负责人。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年，贾兰坡也只有25岁，同裴文中接手周口店发掘工作时同龄！贾兰坡工作细致周密，在过去几年中实践的考古学知识和理论让他隐隐有一份责任感，虽然周口店遗址上的几处化石地点似乎已被挖掘一空，但是由于工作或者时间方面的原因，许多地点仍有遗漏。贾兰坡把工作重点放在第一地点和第十五地点上，希冀会有新的获得。但美好的愿望不代表收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贾兰坡从第一地点到第十五地点，又从第十五地点回到第一地点，忙得不亦乐乎，偶尔有点新鲜的发现，但总体收获甚微。
1936年的工作，仍然比较单调。工地上又来了两位大学生，一位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李悦言；一位是燕京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孙树森，多少有些热闹气氛了。工作仍然在第一地点开展，第十五地点放弃后，开始发掘第十三地点。但这种热烈场面没有维持多久，先是孙树森对化石缺乏兴趣，与周口店道别，接着雨季来临时，工地停工后回到北京的李悦言对周口店这块“鸡肋”也失去耐心，到山西垣曲搞自己的地质调查去了，于是在9月份秋季开工时，贾兰坡又是孤孤单单地来到周口店龙骨山，执著地寻求他朝思暮想的新发现。
这时的新生代研究室主任是魏敦瑞，前文已经提及，他虽然对周口店的发掘经费控制甚严，或可说是很吝啬，但对发掘进展情况也十分关切，每次到工地见到贾兰坡总要问有什么新发现没有。上半年的发掘临近结束时发现了远古北京人的几颗牙齿和三小块头骨碎片，人们又燃起了新的希望。秋季发掘开始时，环境变得很糟糕，一是魏敦瑞控制过于严格，经费紧张；二是失望和急躁情绪逐渐蔓延，尤其是魏敦瑞，更显得十分焦急，经常往周口店跑。秋季工作继续在第一地点中段进行，第一地点即现在所说和所见到的北京人遗址，这里堆积情况最好，而且含化石数量丰富，前面裴文中发现的两个头骨化石均得于此。工作开始，好的征兆便接连出现，包括一些有加工痕迹的石器，多种哺乳动物化石等等。10月22日，更在距裴文中1929年发现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地点之南约10米、高约6米处发现了一个女性的下颌骨，保存相当完整，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引起了许多中外学者的关注。这件下颌骨的出土无疑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贾兰坡的信心。从发现下颌骨的这一刻起，贾兰坡就没有离开过现场，他东西巡视，惟恐遗漏下哪怕一点蛛丝马迹。或许是他这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感动了上苍，幸运终于再次降临到这位年仅26岁的中国青年身上。
11月15日是一个星期日，纷纷扬扬的雪直至9时左右才逐渐停止。负责发掘近北侧洞壁处堆积的技工张海泉在一块比较松软的砂土中掘到一小块骨骼化石，正要随手放到面前收集化石的小荆条筐里，贾兰坡恰巧看到了，立即要他停手，抢上去拿过骨片细细端详，没错，正是一块属于人的头骨上的顶骨化石！现场一片欢腾。贾兰坡挑选了三位经验丰富的技工和他一起清理，又陆续发现了枕骨、眉骨、耳骨等大量碎片，确定是一个头骨化石无疑。也许冥冥中注定这一天要成为狂欢的日子，下午竟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个远古北京人的头骨化石！这时天色已晚，头骨只能在潮湿阴暗的洞中熬过北方寒冬的凄凉一夜了。凛冽的寒风却没有冷却人们的热情，这天夜里，贾兰坡和几位技工对先发现的头骨进行修复，当完整的头骨化石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欢呼雀跃，紧紧拥抱在一起，毕竟，等待已经很漫长很漫长了。
贾兰坡连夜打电话通知北京。当魏敦瑞第二天清晨得知这个好消息后，用魏夫人的话说：“清晨当他听到贾打电话说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马上精神就紧张起来，先是找不到裤子，找到之后又穿反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魏敦瑞和卞美年飞快赶往周口店，贾兰坡从文件柜中取出头盖骨化石递给魏敦瑞，魏双手接了过去，但两手不住发抖，又不得不放在桌上，口中连喊：“哈，好极！好极！”
第二个头盖骨取出后，经修复，由贾兰坡携带返回北京交给魏敦瑞，魏敦瑞这时正筹划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报道这一次的重大发现，贾兰坡——这位功绩卓著的发现者没有居功自傲，在会议召开之前又匆匆返回了周口店。记者招待会召开以后，中外许多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消息，再一次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就在会后的第三天，贾兰坡又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三个头骨化石，而且这个头盖骨保存相当好，没有破碎，很快就修理完毕，并连夜由贾送回北京。不久以后，1936年的发掘工作结束了。这一年的发掘获得了丰收，虽然达不到1929年发现第一个头盖骨化石的轰动，但出土头盖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前者。贾兰坡终于用他的认真态度和忍受孤独的能力，奠定了他在古老的“北京人”化石发现史上的地位。
1937年在前年的基础上，应该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但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很快波及到周口店地区，7月9日，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孰料想，这一停就是12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始告恢复。
北京沦陷后，周口店也丧于敌手。不但发掘工作无法进行，研究工作亦无法开展。当时周口店遗址所出土化石（包括“北京人”头骨化石)存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由于美国当时还是中立国，协和医学院可算安全之所。战争爆发后，除留守工地的工人（最初尚有20多人，后陆续撤离，最后只剩下赵万华、董仲元、萧元昌3人。因龙骨山办事处曾住过抗日便衣队，3人曾为便衣队做过饭，被日伪以“抗日便衣队” 的名义抓走，不久被害)，其余人撤到北京，坚持对化石进行清理和修复。但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局势的复杂化，所有工作被迫终止，而且人们逐渐对远古北京猿人化石的保存心怀忧虑。在战火中使化石得以保全，使重返人世的北京人免遭劫难，成为当时最最重要的事情。
北京猿人化石神秘失踪
1941年，日美关系逐渐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存放在美国人开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里的远古北京猿人化石就“北京人”在周口店生活情景“北京人”前额低平，眼眶上有
两个互相连接的粗大眉骨，脑骨比现代人的厚一倍，脑量大约只有现代人的80％左右。他们已经能够自由地运用两手劳动，动作基本和现代人相同。下肢虽然还多少有些弯曲，但已具有现代人的形状，不仅可用两腿直立行走，还能奔跑。
失去了安全保障。为了保证这些珍贵的国家文物不受损坏，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协同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商谈妥善的办法。当时可供选择的方法有三：一是把化石留在北京，找一个妥善的秘密收藏处；二是运往重庆，当时抗战的大后方，那里战火不会波及；三是送往美国，待战争结束时运回北京。这三种方案由于各有利弊，因此难以作出最后决断。最终认可了第三种方案，但由于与当初发掘时签订协议中“人类化石一律不能运出中国”这一点相悖，因此迟迟没有执行。行动迟缓的代价是沉重的，时隔50年后，人们很难将这个责任归咎于某一个人，而只能归罪于战争。但是，站在局外的人们明白，如果行动方案被迅速采纳，如果行动方案被立刻实施，发生在“北京猿人”身上的悲剧应该是完全能够避免的呀！事实上，由于当时魏敦瑞赴美，接任的裴文中显得人微言轻，加上战争使联络变得异常困难，宝贵的时间最后白白流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