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代，我的历史老师姓李。他30岁左右，中等个子，苍白而又消瘦。
高年级同学说，他的外号叫“铁臂阿童木”。可是，我却怎么也无法把李老师和那个气宇轩昂、一脸坚定、永远挥舞着小拳头的卡通人联系在一起。
印象中，李老师总是独来独往，穿着白衬衣，配深色西裤，背一个巨大的书包，透着郁郁寡欢和怀才不遇。后来听人解释，我才知道此“阿童木”非彼“阿童木”。原来大家只是取了那个“木”字，因为李老师在他们的印象中，多少有些木讷。
平日里，李老师的确沉默寡言，但在课堂上，他口才奇好。早在高一时，我就听过他的课。大概因为没分文理班，历史课无足轻重，他也不必照本宣科。干巴巴的教案经由他的口，竟变成了活灵活现的历史故事。就这样，讲课的人无需讲稿和提纲，话题拈之即来；听课的人免去抄笔记之苦，听得痴痴入神。只要是李老师的课，45分钟稍纵即逝。因为李老师，学习和听课在我看来，第一次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快乐。
渐渐地，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也开始对教科书产生怀疑。同是历史，为什么李老师讲述得那么鲜活，但在教科书里却变成了简单枯燥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呢？
多年后，当我主持《世纪大讲堂》，坐在桑拿房一般酷热的演播室里被烤了两个多小时，却依旧兴致勃勃地听历史学家沈志华先生讲毛泽东、赫鲁晓夫和中苏关系的破裂时，我又想起了李老师。我想，他们大概都是勇于摆脱课本的束缚去寻找真相的人，也是懂得用历史的灵魂去触动听众的人。
对于高考的学生，即便是一种束缚，历史课本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束缚。到了文科班，就连李老师也不得不回归书本，开始在课堂上分析历年的高考试卷。他再也不讲故事了，相反，只要一张嘴，便是“义和团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部分”、“国民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官僚、反动反人民”之类的标准化答案。
这时候的李老师，手上、身上落满了白蒙蒙的、粒粒屑屑的粉笔灰，越发显得落寞。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如此讲课会不会是一种痛苦，又或者，被禁锢在这个小小的中学教室的讲台上，本身就是一种痛苦？
很快，传来了李老师要报考北师大研究生但学校就是不肯放人的消息。还听说，李老师想考研究生，居然是因为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关于李老师的一切，开始在同学中传颂，它满足了一群高中文生对才子佳人和琼瑶式爱情的全部幻想。
而且，幻想居然变成了现实，另一段和李老师有关的琼瑶剧真的在我们眼前上演了——班里一位女同学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从高三的某一天开始，但凡李老师提问，这位其他课上从不主动回答问题的女同学一定会高高举手。终于有一天，李老师叫了她的名字，说：“你来回答。”
女同学为这一刻，好像已经等了很久。她站起来，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用蚊子一样细弱的声音挤出一句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是……只是想听你叫我的名字。”
教室里一片哗然，李老师原本就缺乏血色的脸颊也由白变红，又由红转白。
以后的历史课，女同学总要求和第一排的同学换座位，然后在45分钟里，双手托腮，目不转睛，脸上洋溢着恋爱中的女孩才会拥有的幸福表情，用炽热的目光火辣辣地盯着李老师。
从此，李老师不再神态自若，讲课时要么目光空洞，要么窘迫地低着头，假装看课本。
对女同学追求爱情的勇气，我内心充满了敬佩。据说她还曾冒着酷暑，每天到公交车站，等李老师下班一同坐车，甚至夜深了，还守候在李老师家楼下。
庆幸的是，她没有被扣上“早恋”或者其他更恶劣的帽子。在学校老师找她多次谈话后，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人大附中的校园很美。东西教学楼都有着古老而厚重的红砖墙，两幢楼中间，是一片草木葱茏的小花园。树影婆娑间，总有同学三三两两藏在树林里，躺在草坪上，谈生活，谈理想，谈学习，当然，还要谈恋爱。
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生于七十年代》。一位同龄人回忆，当年老师们总是说，不要把宝贵时间浪费在早恋上，现在才明白，不把宝贵时间用来早恋，那才叫浪费。很幸运，这些道理，我的老师们早在那个年代就明白了。
而那片花园，也构成了青春记忆里最美的背景。日后，我曾经不止一次和摄像回到那里，为凤凰的专题片拍摄串场。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猜想，不知道李老师和其他许许多多的老师们会不会在电视里看到，他们的学生对于人大附中的种种依恋和怀念。
毕业十几年了，我再没回去探望过李老师。断断续续听说他后来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场真正的师生恋，如今已经修得正果，结婚生子。而且，据说李老师也安心于扎根附中，成为了全国历史特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