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关于面试的故事我听说了许多，特别是初次面试，各种尴尬的场面时有出现。我的一个朋友，今天已经是某着名投资基金的董事总经理，当年面试时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白：
招聘者问：“你为什么对Corporate Finance（公司融资）感兴趣？”
朋友彬彬有礼地回答：“抱歉，我希望做的是Investment Banking（投资银行）。”
对方又问：“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Corporate Finance？”
朋友很奇怪，心想怎么又问了一遍，于是更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做Corporate Finance，我想做Investment Banking。”
“难道你不知道Corporate Finance就是Investment Banking吗？”
朋友顿时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悔恨自己怎么如此白痴。
Corporate Finance和M＆A（收购兼并）一样，都是投行业务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人们会用Corporate Finance来泛指Investment Banking。
通俗点儿说，他们那段对话好比就是：
“你为什么对做公安感兴趣？”
“抱歉，我希望做的是警察。”
“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想做公安？”
“我不想做公安，我想做警察。”
类似的故事虽然听了不少，但毕竟，我即将面对的是生平第一个面试，期待，兴奋，可想而知。我前所未有地严阵以待，将大家的经验之谈悉数记在心中：
千万不能紧张，要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为什么选择达特茅斯，为什么愿意来到美林证券，答案一定要事先准备。
面试前几天的《华尔街日报》必须仔细阅读，道琼斯、纳斯达克、恒生指数和主要的外汇汇率也都要熟记在心。
握手的力度要适中，太轻了显得不自信，太重了会招致反感。
手中最好拿一个可以放笔记本的皮夹，这样显得比较职业。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目光不能飘忽游移，只有进行眼神的交流，才会显得充满信心。假如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那就盯着他的鼻梁，这样既不会感到对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对方看来，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触。
套装应该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蓝色，丝袜要随身多备一双，以防面试前突然脱丝……
后来，我知道了投资银行的确有些以貌取人，得体的服饰着装可以在面试中加分不少。
我那位不懂得Corporate Finance就是Investment Banking的朋友，做了高盛（Goldman Sachs）的暑期经理后，便大肆对我们宣扬：“知道吗？投资银行的人都只戴一种牌子的领带，特别贵，要120美元一条。那个牌子不是英文，还挺难发音的，我只记得开头的字母好像是H。”
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发现了新大陆。
当我也迈进投资银行的大门后，自然知道了那个“H打头”的品牌是法国的爱马仕，因为投资银行家最典型的装扮就是：手工缝制的深色西装，配白色或浅蓝色衬衣；衬衣通常有袖扣，胸前和袖口处还绣有名字的缩写；领带是爱马仕；皮鞋是Ferragamo或者Gucci；皮包和旅行皮箱都是Tumi（一个设计保守、品质精良的美国品牌，号称“使用箱子的人都不在了，箱子还依然存在”）；另外，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发被发胶一丝不苟地固定；随身携带的Palm（如今已更新换代成随时收发电子邮件的Blackberry（黑莓））还会被不时地拿出来把玩。
做学生时，我从来都是T恤牛仔，外加一个大大的Jansports双肩背书包。为了让自己脱胎换骨，向职业女性看齐，到了纽约，一下飞机，我便直奔百货商店Bloomingdale。
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顿中城，里面的套装琳琅满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让我爱不释手。售货小姐也热情周到，伶牙俐齿地劝说我一件一件试穿，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试衣间时瞪大双眼，对我赞不绝口。
试衣镜里的自己果然焕然一新，看上去职业而干练。我仿佛看到自己就像电影中的银行家一样，行色匆匆地走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从容不迫地在曼哈顿某个私人俱乐部里品着红酒，也许只是一顿法式大餐的工夫，便决定了一个大企业成千上万员工的命运……
“您是只选一套呢，还是多选几套？”售货小姐甜美的声音让我从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这才意识到，我居然忘记了看价格。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实只属于中档，但是价格标牌上那一连串的数字还是让我望而生畏。毕竟，我只是一个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我试穿的那几套衣服加上消费税，最贵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
“买？还是不买？”我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
“它们真的很适合你！”售货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着最后的鼓动。
这时，旁边的收银台突然来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顾客。看到她，我灵机一动，立刻拿出了信用卡，态度之爽快，仿佛刷卡金额不是500美元，而是只有5美元。
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为我结账、包装。她大概并不清楚，24小时后，等眼前这个对职业化装扮的自己甚为满意的女孩参加完面试，就会原封不动地把这套Ellen Tracy的西装退还给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笔“巨额款项”。
第二天，穿着那套似乎专门为我定制却又并不属于我的深蓝色套装，我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进了美林的会议室。
面对来自香港的两位银行家，半个小时里，我学着美国人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把自己说得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像老黄牛一样勤奋，又像老鼠爱大米那样深深地热爱投资银行。
握手告别时，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这个女孩，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