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艾滋村采访之前，我一直没有告诉家人。
机票是上午的。早晨，我和爸妈一起在家里吃早饭。我爸像往常一样好奇地打听：“去拍什么啊？”
从前做投行时，他们很少问我工作的事。估计是金融在他们看来太过晦涩，我又没有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的能力，所以，他们干脆不闻不问。转行做了电视，谁会看不懂这么通俗的大众媒体呢？渐渐地，爸妈开始对我的工作格外关心。
但这次，我要去的毕竟不是一般地方。那是一个有着数百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一个随时随地能闻到死亡气息的艾滋村！我实在不愿爸妈为我担惊受怕，所以，我含糊不清地应付：“拍农村！”
“拍农村的什么啊？”可惜，我爸并不了解我的苦心。
“我也不清楚具体情况呢！怎么告诉你们啊？”不知该怎么应对，我开始胡搅蛮缠。
“怎么可能现在还不清楚呢！”我爸有些不满，大概是觉得女儿大了，没把他放在眼里。
多亏我妈出来做和事佬，说算了算了，等我回来再说。
早饭不欢而散，可我，其实也是左右为难。
吃完饭，我拿起放在桌上的厚厚一沓艾滋村资料，心里一惊，怪自己太不小心，居然让有字的那面朝上！我连忙把资料藏在包里，拖着箱子出门。
我爸送我去地下车库。电梯里，他说：“你是去拍艾滋村吧？”
我愣了一下，在心里暗暗叹气：该死的资料！
“刚才吃完饭，我看见你那些艾滋村的资料了，不过我没告你妈，怕她不放心。”艾滋村这三个字，就这样自然而平静地从我爸嘴里流了出来，听不出一丝恐惧和不安，“你自己在那儿要小心，别弄出什么伤口，还有，对艾滋病人千万要客气、尊重，不要让他们感觉到歧视。”
我爸细心的叮咛和嘱咐，字字句句印在我心里。他毕竟年近七旬了，能支持我去，还告诉我不要歧视，这份理解突然让我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可爱的老爸！
其实，我妈又何尝不是呢？采访回来后，我才知道我爸根本没能保守机密。而我妈，居然也是一脸平静，说：“我有什么好怕的！电视里濮存昕都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饺子了！”
看来，我确实是低估了爸妈的医学常识和境界！
实际上，早在2004年4月我们开始策划艾滋村系列时，我在内心深处也曾经对那看不见摸不到的艾滋病毒有过一丝惶恐。不是我不相信科学，也不是我不懂医学常识，或许是人之常情，我总会想，万一在村里手被划破了呢？万一和感染者有了血液接触呢？万一……
心里打鼓的并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一向工作兢兢业业的樊庆生也和我嘀咕，是不是会很危险。
那时，我还不认识艾滋志愿者小胡，但却听说过他第一次和感染者握手的故事。据说第一次握手后，小胡特别紧张，精神怎么也不能集中，旁人在说什么，做什么，他一概不知。明知道握手并非传染途径，他还是跑到水龙头前拼了命地洗手，一遍又一遍，直到洗得皮肤发白，手指肿胀。
勇敢而充满爱心的小胡尚且如此，伸出这只手，是不是真的很艰难？
5月中，外地两位艾滋病人来地坛医院治病，我们决定先在北京采访他们。我和编导宋阳、樊庆生以及另一位摄像一起坐着面包车到他们的宾馆附近。这毕竟是第一次近距离地和艾滋病人面对面，一路上，大家彼此安慰鼓励着，说其实也不用非得握手，言语间的关怀比什么都重要……
到了约定地点，宋阳打开车门，请他们上车。我抬起头，看着这两位面色蜡黄、身形枯瘦的农民，好像什么都没想，就微笑着把手伸了出去，说：“您好！我是凤凰卫视的曾子墨！”
不知为什么，几分钟前的犹豫和紧张突然间消失了。在我看来，握手似乎成为了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反倒是两位病人，脸上有着某种受宠若惊的感激，他们明显地迟疑了一下，才分别很轻很轻地碰了碰我的手。
他们在自己和健康人之间挖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那个下午，我并没感觉到手的异样。回了家，我才想起应该洗洗手。
我很幸运。面对艾滋病的第一个心理考验，居然如此顺利而轻松地过关了。而且，这一次同车而行，也让樊庆生鼓起了勇气。
此后，艾滋病这几个字，再没让我产生过忐忑和不安。
5月23日下午，我到了离艾滋村最近的那个城市。栏目组里的桂平、小简、樊庆生和宋阳早已经开车先期抵达，并且进村拍摄了素材，摸清了情况。
桂平是《财经点对点》的制片人。平时采访，他并不需要出现场。那好像是少有的几次他与我们同行。我很感谢他，出现在了有危险、有困难的地方。
还有司机张瑞杰，在很多人对艾滋村躲闪不及的时候，他不顾路途遥远，穷乡僻壤，主动说他可以为我们开车。这份情，我也一直记着。
我刚到酒店，大家就告诉我，在艾滋村采访极其困难。对那里的个别干部来说，记者简直就是比艾滋病可怕一百倍的瘟疫。
安全起见，24日凌晨两点，我就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化妆、吹头。我专门穿了件淡绿色的长袖衬衣和牛仔裤，把自己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裸露在外的皮肤越少，出现伤口的机会也就越小。
3点，我们和陪同采访的志愿者小李一起坐着张瑞杰的面包车，在一片黑暗中，沉默地上路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将会是艰难而漫长的一天。
4点多，还是漆黑一片。我们在县城有条不紊地换乘事先租好的挂有当地牌照的车。开车的司机是当地人，他也是感染者。
20分钟后，我们终于静悄悄地到达了艾滋村。天空微微透出一抹亮色，路上还空无一人。司机说，村口那幢非常显眼的白房子是村里的大队部。据说这幢村里最漂亮的建筑是因祸得福。作为艾滋村，他们曾经获得上级政府的特殊拨款，因此也才能花上一大笔钱，修建了这个恰恰位于村口的大队部。
我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摸黑进村，就是为了不惊动大队部里的干部。我终于体会到了外来记者进入艾滋村的不易。无形中，仿佛是有一张精心编织的隔离网，把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艾滋病人挡在里面，也将关心他们的人们留在了外面。
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们兵分两路。桂平带着小简和宋阳拍摄其他病人，我和樊庆生则在小李的陪同下，留在李大姐和王哥家里采访。
李大姐和王哥是志愿者们对这对中年夫妇的称呼。我也喜欢跟着这么叫，显得亲切。这是一个在艾滋病毒阴影下艰难活着的家庭。两人的前夫和前妻分别因为艾滋病而离开了人世，而他们自己，也都是进入了发病期的感染者。在去北京看病、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过程中，他们带着两家一共3个孩子，组成了新的家庭。
天，彻底亮了，我和李大姐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开始采访。小李和王哥守在门外的路口，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赶快给我们报信。樊庆生一个人看着两台摄像机，不停地来回走动。还有一片片的苍蝇，在我和李大姐面前张牙舞爪，以至于樊庆生不得不在拍摄过程中多次喊停。
李大姐的脸色是那种不正常的灰暗，身形骨瘦如柴。她指着家里的几间瓦房说，当年卖血就是为了盖房子，卖一次，回来起一层砖。她说她已经想好了，等她发病到了晚期，不能干活了，就上吊自杀，决不让孩子为自己多花一分钱。
说这些话时，李大姐的眼里有一种近乎麻木的空洞。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沉沉的。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死亡，离我如此之近，而命运，又是如此残酷无情。
太阳爬得越来越高了，3个多小时一晃而过，我和同样瘦骨嶙峋的王哥的谈话也接近了尾声。这时，小李却慌慌张张地跑回院子，眼神中全是焦急：“你们另一队人马已经被发现了，现在有人正往李大姐这儿赶呢！”
“赶紧收带子！”我迅速地反应。此时此刻，能保住那些采访的带子比什么都重要。
大家在一片慌乱中，清理着拍摄现场。我开始不停地给另几位同事打电话。桂平的手机，小简和宋阳的手机，所有的手机那头分明都通了，但是，为什么就没有人接电话？一遍，两遍……我像疯了一样地按着那些熟悉的号码，默默哀求着能有他们的半点儿声息。
“难道……他们全都被扣了？”我不得不开始做最坏的打算，“带子怎么办？我们是留？还是走……”
我问王哥，带子能不能藏在他家里，然后再想办法带到城里。一旁的李大姐听了，突然一改刚才病歪歪、死气沉沉的状态，变得特别泼辣。她怒目圆睁，声音嘶哑：“你们放心，谁要敢搜我家房子拿走你们的带子，我就和他们拼命！反正我的命也不值钱！我本来就没几天好活了！”
村里其他的感染者也同仇敌忾，不断给王哥家里传话，说干部们走的是小路，已经越来越近。看来，另一条大路才是更安全的地方。事不宜迟，我们打算先逃出村子，再想办法联络桂平。
在村民的掩护下，樊庆生拿着机器，小李扛着三脚架，我们一边向村口赶路，一边拍摄路旁的卫生所和学校。一路上，我几乎以为危险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无论是卫生员、老师还是路边的村民，都在竭力配合着我们的采访。
然而，就在村民和我们挥手告别后不久，一辆破破烂烂、快散了架的“小面”却横冲直撞，迎面而来，霸道地停在路的中央，掀起了一大片尘土。
“这是冲我们而来的！”我心里一紧，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4个穿着相对体面的当地人“噌”地一下跳下车，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上上下下好一通打量。
沉默的对峙中，我很平静。既然带子都已经被妥善保管了，光天化日之下，我还怕什么？
“你们哪儿的？来这儿干嘛？”最胖的那个显然是他们的头儿，他率先开口，语气分明是在挑衅。
“我们来看看，随便转转！”我心里虽然不屑，说出的话却是客客气气，但愿一切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们这儿不能随便看！拿证件来！”胖子并不领我的情，反而像是凶神恶煞。他凑到我跟前，露出了黄黄的大板牙，身上散发出一种好久没洗澡的酸臭味。
“那你们又是哪来的？你们的证件呢？凭什么要看我们的证件？”我变得掷地有声，一连串的问题就像机关枪发射的子弹。谁让这个胖子惹到了我的小姐脾气？对他，生理上，心理上，我都厌恶极了。
“我们是哪儿的？”胖子回过头去，冲他几个同伙尖声尖气地笑笑，四个人全都围拢上来：“你们来了这，就不能随便走！”
小李加入了我，开始和他们理论。就在这时，一位50多岁的中年男子忽然杀了过来，他不由分说一把抓住小李脖领处的衣服，仿佛要吃人一般地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喊着：“×你×！你们这群混蛋……”
“开机！”突如其来的暴力并没有吓倒我，我反而侧过脸，对樊庆生动了动嘴型。多年的合作，让我和樊庆生有着非同一般的默契。他冲我眨眨眼，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左手拎着机器，镜头在大腿的高度，但我知道，摄像机已经开始运转了。
坦白说，开机，是我在那一刹那的第一反应。我没来得及多想自己，也没顾及同伴的安危。事后，我一直愧疚，万一樊庆生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胖子和他的同伙“呼啦”一下退到了远处。我心里明白了，胖子他们应该是健康人，而那位中年男子，很可能是感染者。
烈日炎炎，那天的气温原本就很高，我觉得连空气都快要燃烧了！
中年男子操着难听的污秽语言，骂骂咧咧，继续抓着小李，推推搡搡：“让你们来！我打死你们！”说着说着，他凶相毕露，拳头“刷”地一下飞了出去，打在小李的前胸。
我心里咯噔一下！小李是陪我们来的，不能让他出事！
我无法再保持沉默，反而三步并作两步，赶忙冲上去，细声细气、好言好语地相劝：“大叔，您消消气！别再动手了！”
后来剪片子时，这段素材让所有人都忍俊不禁。想想也是，几个男人剑拔弩张，充满浓浓火药味的情景中，突然跑出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还甜得发腻，不知内情的人看了，还以为是哪个女孩在撒娇呢！
好多人说，真不知我当时怎么想的，就没觉得害怕吗？
我想，那大概是一种本能。顾不得恐惧，顾不得迟疑，似乎是直觉在告诉我，一个男人，就算他再丧心病狂，面对一个温柔弱小的女孩（我自知并非温柔型，所以只能在声音上下工夫），他也总不会忍心动手吧！
“大叔”确实没好意思动手，却腾地一转身，指着我，杀气腾腾地喊：“你们都是什么东西！敢来，来我就打断你们的腿！”
“大叔”的手指离我的鼻尖，可能只有一两公分的距离。我不自觉地往后躲了两步。
从小，我就没受过什么太大的委屈，连爸妈都不会轻易说我一句。按照我的脾气，是一定咽不下这口气的，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么危急的情形，安全脱身才是上策！
“大叔，您就别气了！我们这就走了，以后也不来了！”那一刻，我依旧和风细雨，没有愤怒，只有讨好。
“滚！滚！都给我滚！”“大叔”还是穷凶极恶，声嘶力竭，但是，他紧抓小李的手毕竟松开了。
人也在，带子也在，这大概是我们3人的最好结果了！我们连忙收拾器材，以更快的速度向村口走去。
午后的太阳特别毒，晒得脚下的土地滚烫滚烫的。走了快3公里的土路，没有一丝树阴，我感觉自己混身都湿透了，樊庆生脸上的汗珠更是嘀嘀嗒嗒，大粒大粒地往下掉。
这时，一辆农民的小三轮蹦蹦车过来招揽生意，我想都没想，就全然不顾形象，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
后来，刘春说我们应该拍点儿在蹦蹦车里逃跑的镜头。我仔细一想，确是这样。我背着Prada的书包，穿着Armani的牛仔裤和Ferregamo的皮鞋，浑身是土，满脸是汗，狼狈不堪地坐在蹦蹦车上，身后尘土飞扬，这种情形对我，估计是千载难逢了。
艾滋村的系列完成后，我总希望自己力所能及地为所有和艾滋病相关的人与事做点儿什么。我清楚，自己是和艾滋病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一种在心里时常的惦念、祈祷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