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彖日：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象日：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下卦“巽”为柔顺，上卦“艮”为刚健，柔下降而刚上升，上下不相交而疏远隔阂；下卑顺而上刚愎，必然会腐败，所以命名为“蛊”。又，下卦“巽”为风，上卦“艮”为山，风吹山，草木凋谢，果实散乱，即腐败之象。
蛊：蛊惑。甲：指“甲子”，甲的前面就是癸、壬、辛这三天干，后甲三日就是乙、丙、丁。为什么是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呢？这正好是七天，即辛日、壬日、癸日、甲日、乙日、丙日、丁日。这七天正好是有利的。
祸福相倚，是先人早已发现的规律。衰败中蕴涵着新生，因为衰败激起了人们的改革之心，正是才德之士有所作为的时候。当然，革除衰败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风险，因此，每一举措，都要在事先有周密的布置，并且估计到事后的可能结局。只有这样，革除衰败才能成功，太平盛世才会到来。爻薛新解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日：干父之蛊，意承考也。“干”是树干，在这里，引申为中坚的意思，“考”原意是老，在这里指亡父。蛊卦各爻，是以前人败坏的事业为前提，因此六爻都有父辈之象。
“初六”是阴爻居蛊卦之初，象征父辈的事业开始败坏，还不很严重，挽救也相对容易，“有子”，就是以儿子来挽救父辈的事业，“厉”是指整治败坏的事业十分艰难，困难重重。需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办好。
“象传”说：“意承考也”，就是继承其父所未能完成的整治工作。
这一爻是说，挽救败坏之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象日：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九二”是阳爻居阴位，位不正，也象征着不能正确地坚持原则。“九二”与“六五”相应，“六五”比拟于母亲，是儿子为母亲善后的意思。但是，“九二”刚强不得中，要整治母亲造成的蛊事，难免伤害母亲的自尊心，所以，不可太固执，既要进行整治，又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不可过于刚猛。
“象传”说：“得中道也”。是说得中位能采取中正和顺之道来整治。
这一爻是说，对母亲的蛊事，不可过于追究，要采取两全的办法，强调了坚持中正。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天大咎。
象日：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九三”阳爻居阳位，不在中位，过于刚猛急躁，因此，在纠正父亲造成的过错上，方法不得当，于是有些后悔，但“九三”又在下卦“巽”中，又有顺从的美德，且又阳爻阳位得正，毕竟纠正父过的动机还是纯正的，没有什么大的过失。
这一爻是说，纠正过错，要讲究方法，不可操之过急。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象日：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四爻，是说必须以宽厚优容的态度来处理父亲的事业。
“六四”爻，是柔爻当柔位，若是过于柔弱，则无法担大重任。因此必须彻底地整顿，才不会愈陷愈深。
“象传”说：若是过分的宽容，就算是心有向前，亦一无所有。
这一爻说明了挽救败坏的事业，必须彻底，不可宽容。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象日：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六五”爻，正象征着继承老父的事业必须运用声誉。辞上的说法，是说，要有功德来承其业。
“六五”爻属阴爻柔顺，在上卦是位当至尊中位，在下方又逢阳爻“九二”互相对应，也就象征后面有刚毅的儿子为后盾，刚毅的儿子当有能力来继承父亲的事业，如此声誉必会日日兴隆。
这一爻在强调欲挽失败的事业，应用贤才。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日：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上九”爻的象征，是不愿从事王侯的事业，但却有其高尚的志气，以为自己本分之事。按象辞上的说法，所谓不想从事王侯的事业，是说他的志气，自然有可以守住原则的道理。
“上九”爻是阳爻属刚强，此爻是卦中最外面的一爻，象征着淡泊，清高。有自己的志向，自己的原则，不失己则，不事王侯。
这一爻在说明，应该像隐士一般的高尚，坚守自己不变的原则。
蛊卦点悟重新开创新世界
本卦阐述了整治不良现状的原则和方法。面对乱世，才德之士不可坐以待毙，而应该及时奋起，有所作为，施展其抱负。但每一行动，都应该有周密的安排，先计而后行，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不要过多地谴责过去，而应该致力于未来的规划。革除毒瘤，既不能姑息养奸，也不能过于刚烈，应不拘一格任贤用能，也应尊重那些不愿涉足世事的高士才子，推崇他们的不世之学。只有这样，才能扶大厦于将倾，重新开创新的世界。蛊卦例解彼旧制改土归流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症下药。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
雍正帝即位初年，即以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废除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土官、土司制度，改为府州、县政权，由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派遣流官进行统治，历史上叫做“改土归流”。
原来，自从上古苗族离开黄河流域，迁往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地区以后，无论是红苗（衣带红）、黑苗（缠黑布）、青苗（缠青布）、白苗（缠白布）还是花苗（衣褶绣花），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跟汉族不一样，生产也比较落后。
因此，虽然秦汉以来，在上述地区已经设置了一些郡县，但却始终采用着官其酋长、随俗而治的办法。
在土官、土司制度统治下，广大土民处在极端贫困的境地。土官、土司世代承袭，因而，每当老的去世，新的上台时，上层集团内部为了争夺继承权，便大打出手，相互厮杀，人民遭殃。有时，部落之间因水源、地盘、婚姻、宗教等纠纷而引起大规模的仇杀，“一世结仇，九世不休”，世代冤仇不解，给人民造成重大的伤亡和损失。
更为严重的是，土官、土司还经常乘朝廷不稳之机，组织发动武装叛乱，给朝廷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如康熙四年，云南迤东土司禄昌贤、王耀祖利用清朝统治未稳，发动叛乱，起兵数万，连续攻陷临安、蒙自、熠峨、宁州等城邑，整个云南为之震动。康熙十四年，吴三桂掀起三藩之乱后，湖南、云南、贵州、两广地区的土官、土司认为是脱离清朝统治的好机会，纷纷举兵响应，成了三藩叛乱的社会基础。
雍正四年，雍正命鄂尔泰首先将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由四川划归云南，实行改土归流。这三府地处四川与云南之间，民族关系复杂，闹事最多。鄂尔泰先从这里开刀，以示杀一做百。
当年夏天，鄂尔泰先革去东川土司的头衔，接着派员去乌蒙。乌蒙土司禄万钟，联合镇雄土司陇庆侯以武力抗拒。鄂尔泰采取“剿抚并用”政策，凡是以武力抗拒者，坚决剿平之。由于清军兵多粮足，擒住禄万钟，降了陇庆侯，土司的武装力量逐个被消灭，三大土府才得以改土归流，改设了乌蒙府、东川府、镇雄州，派遣流官统治，隶属云南省。
东川、乌蒙、镇雄三府改土归流成功，消息传到京城，雍正帝大喜，又升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命他全面推行改土归流。鄂尔泰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种措施实施改土归流。
一是通过军事进剿方式，强制进行改土归流。
二是靠武力威慑，借各种罪名革除土司官的职务，强迫改土归流。
三是土司土官交钱纳土，自动呈请改土归流。
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四川、贵州、云南、两广、湖南5省，绵延数千里，上千个苗寨，60多个府、州、县废除了土官土司的职务，代之以清朝中央政府派遣的流官，完成了改土归流，实现了全国政体的统一。
不仅如此，改土归流还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一般来讲，推行全国统一的赋役政策，较为土司的苛捐杂税，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清政府还在那些自动归流地区，多次宣布减免赋税，予以优惠。
改土归流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面对巨大的阻力，雍正皇帝以十二分的勇气和细致到位的措施，确保了这项改革的成功，开创了新的政治局面。蛊卦所揭示的深刻意义在这一改革中尽显无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