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不长，历史长河也不过是回眸一瞬。
四十年不短，王朝更迭，骊歌翻新阕。
不管是关河万里，还是咫尺朝堂，一样的晚来风疾，一样的西风瘦马失意人，一样的三尺青锋八千铁骑，重复了又重复，日光之下了无新意。
长安是文人官僚的江湖，是江湖就有是非。它不是一个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来去都由着自己性子的地方。黯然去国的离人换了又换：元稹、裴度、李绅、李德裕、李宗闵，还有牛僧儒……抛开他们，那段风惊云动的年代将会被抽离得只剩下一根时间的线；而有了他们，那一段历史却又如此的丑态百出、支离破碎。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明确的说：“朋，古文凤的象形字，朋本神鸟，凤飞而群鸟从，故用为朋党字。”所以说“朋党”绝非单纯的朋友之党，在其字面之下有着更为深邃的意境。自隋开科举，削弱士族势力，加强皇权后，到唐朝建立，士族的地位仍很高，唐以关中立国，其统治集团多是宇文氏关陇士族，但东汉以来沿袭四百年的关东、江南士族仍然保持很高的声望，对李唐王朝及关陇士族很不利。他们甚至不屑与李氏皇族通婚，害得皇帝女儿也愁嫁。李世民下诏修《氏族志》禁止七姓十家互婚，见效甚微。到武则天时期，由于其出身寒微，不合正统礼教，士族集团群起而攻。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她大力提拔科举庶族，贯穿有唐一代的士庶朋党之争应该说由此拉开序幕。
从兹时节换，谁为惜年华。中晚唐文职官僚和他们所从属的阶层——士的灵魂沦陷成为“牛李党争”最直接的导火索。这与他们陷入当时畸形的人事格局之中有着很大的关系，裹足缠身的官场泥沼让他们丧失了力挽狂澜的强势姿态，也丧失了执着于道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徒留的只是一种无奈的搅局心态，以及在挤压中热辣辣地流泻而出的个人欲望。
《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这样叙述道：“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九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可这话说的完全是跳出历史看历史，跳出中国看中国。其实，朋党总是会有的，结党已经成为九世纪大唐帝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存在假设，也无法割裂。它就像一颗肿瘤，也许刚开始是良性的，随着时间不断恶化，直至让貌似廓大的王朝拖着病体走向死亡。
【考试惹的祸】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 四月，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人，也就是招考一些敢说真话，敢提意见的国家公务员。有三名考生在这次考试中脱颖而出，对策时毫不留情痛诋时政。这三人分别是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他们这种敢说真话，勇当炮手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当时的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于是三人被评为上第，优先录用。
制举举选合一，和进士科可不同，登科就即可授官。对于朝廷来说，这是打破常规选拔非常之才的考试制度，在士人则被看成平步青云的捷径。
本来这是一桩皆大欢喜的好事，帝国添良佐，个人得升迁。可这个世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大团圆结局，同样一件事，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三人的表现引起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的极大不满，李吉甫作为削藩策略的制定者，宪宗皇帝最为倚重的宰相，很多国策都是出自他的手。牛僧孺等人在考试中将文字化为匕首直刺帝国要害，触痛了李吉甫这位官场大鳄的神经。要了解李吉甫的痛点所在，我们还要大致了解下唐代科举。唐代科举世族虽与寒门同试，但一直以来世族中试较易，中唐以后风气渐变，主司渐有压抑豪族奖掖寒微的情形，有时公卿子弟虽有实学，但主司反避嫌不敢录取，因此寒门中试的渐多。
李吉甫的家族是名门望族。其父李栖筠，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官至御史大夫，在当时名望显重。27岁担任太常博士起，三入朝廷，两次拜相，是中唐时期比较有识见、有学问的宰相。特别是一部《元和郡县图志》，流传至今，奠定了他在历史上地理学界的地位，被后世称为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学者声望，在某种程度上压倒了他的政治名头。
李吉甫跑到宪宗面前声泪俱下地控诉牛僧儒等人在文章中大肆对自己进行人身攻击，同时泣陈朝臣徇私、考试舞弊。除了打压冒尖的新人，他还不忘把矛头直指那些官场对头。在他的意识世界里，这些冒进轻躁的年轻人背后的主谋是复核卷子的翰林学士裴垍、王涯等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事人之一的举子皇甫湜是王涯的亲外甥，明知应当回避的王涯竟然事先没有明言，而身为同僚的裴垍也没有任何异议。
宰相既然开口说话了，而且有理有据，宪宗皇帝还是要给面子的。尽管我们从《全唐文》留存的皇甫湜策文内容看，也看不出策论文章是针对李吉甫本人的。可李吉甫非要自己找骂，一口咬定自己就是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抨击的对象。宪宗为了维护宰相的权威，先是下令免去复核卷子的裴垍、王涯的翰林学士，裴垍改任户部侍郎，而王涯贬虢州司马。就连识人有误的韦贯之也被贬为巴州刺史，到老少边穷地区当下派干部去了。
牛僧儒等“考试三人组”更是被扫地出长安，打发到藩镇凶险之地。
宪宗皇帝这么做使整个朝野一片哗然，其实这完全是一场没有胜出者的博弈。宪宗皇帝输掉了这场考试的政治目，李吉甫输掉了舆论，牛僧儒等三人暂时输掉了前途。
元和三年(808年)的这场考试注定不平常，在唐朝中晚期的历史进程中还是举足轻重的。也就是在这样一场考试中，日后产生了四位宰相。一场考试出了四位宰相，中奖率高得还是很离谱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场突如其来的策论案，虽然它引发了延绵不绝的恩怨纠葛，成为数年后牛李党争的源头所在。但就事论事，这样一场考试风波只能算是偶然事件，还算不上有准备有预谋的党争，充其量顶多算是置大局于不顾的意气之争。这种仅仅以对进士科举的态度来作为划分两种不同政治集团的标志，在理论上是难以说通的，在实际上也不符合客观材料的。进士科在唐初就开始实行，到这时已经经历了二百年，为什么到这时偏偏发生了牛李两党的争论呢？更何况以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为代表的“考试三人组”还只是徘徊在政治边缘的小人物，与叱咤政治拳坛多年的李吉甫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虽然支持他们的裴垍倒是和李吉甫有得一拼，可在政治上他们还没到翻脸的地步，更算不上是政敌。翻阅史料，我们还会发现两人在朝廷人事安排上还有互相捧场的先例。策论案也许伤害了他们的交情，但在案件发生时，两人并没有结怨，更谈不上结党。
李吉甫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在不经意间烧起来的这一把火，竟然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争论不休了千年。而他和牛僧孺的恩怨，使儿子李德裕一生都纠缠往复于其中，不能自拔，同时加速了帝国流星的陨落。
李吉甫压制对策之举引发了朝中很多人的不满，一时之间“上下杜口，众心汹汹”。为了平衡事态，宪宗皇帝只好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同时召回了裴垍。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李吉甫回归长安，再一次当上了宰相。为了避免他借助手中的权力肆意妄为，宪宗这一年又任命另一位大臣李绛出任宰相，来牵制能力卓绝但心胸略显狭隘的李吉甫。很快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在长安流传开来。宪宗找来李绛询问朋党之事，李绛的回答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直率。他说，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大臣结党，所以小人谮言诋毁君子时一定会借口朋党。为什么呢？因为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
宪宗从长安城的上空已经感觉到党争山雨欲来，作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家他能嗅出空气中流动着一种暧昧的气息。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病死，牛僧儒擢升为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武元衡遇刺，裴度成为新一轮削藩之策的坚决执行者。此时的宰相班子中，又涌现出一位本事不大，政绩了了，却心胸险恶之人——李逢吉。《新唐书》中这样刻画李逢吉先生“逢吉性忌刻，险谲多端。及得位，务偿好恶。”也就是说他是个典型的阴人。
李逢吉的工作注定了他是一个玩长线投资的人，他当时就任太子诸王侍读，也就是皇家御用教师。在他的这些学生中有一支潜力股，也就是李宥，后来的唐穆宗李恒。
面对着强藩的暗杀威胁和朝廷内主和派的诸多牵制，裴度毅然肩负起平藩的重任。李逢吉清楚地知道要想崛起于朝堂，只有打压裴度。而打压裴度，就必须反对武力削藩之策。一旦削藩成功，自己想翻盘就难上加难。《新唐书》载“裴度讨淮西，逢吉虑其成功，密图沮之，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
李逢吉选错的对手，没有等到他出手，裴度已经起势做好了伺机反攻的准备。
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大臣包括李逢吉等宰相在内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战势力。在延英会上，宪宗向宰相们征求意见。这时是裴度出来支撑局面，才使得已经进行的武力计划不至于中途流产。“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裴度立下生死状，自请去前方督战。
裴度的主动请缨使唐宪宗深为感动，立刻任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裴度用自己的勇气挫败了李逢吉之辈的图谋。为了扫清裴度的后顾之忧，宪宗免去李逢吉的宰相之职，南谪东川。他的政治盟友令狐楚也被逐出翰林学士院。
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过招，以李逢吉先生的完败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