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终于来了。吴王病了，勾践为表忠心，在伯嚭的引导下，去探视吴王，正赶上吴王大便，待吴王出恭后，勾践尝了尝吴王的粪便后，便恭喜吴王，说他的病不久将会痊愈。这件事在吴王放留勾践的态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或许是勾践真的懂得医道察言观色能看出吴王的病快好了；或许是勾践有意恭维吴王；或许是上天垂青勾践，总之，吴王的病真的好了，勾践此时已彻底取得了吴王的信任，吴王见勾践真的顺从自己就把他放了。
勾践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忍耐让人发麻。我们不排除勾践是想尽一切办法回国，就其这种行为的确让人自叹不如。纵观这一时期勾践的忍，是极其恭顺的忍。因为勾践很明白，这种为人奴仆的生活可能是茫茫无期，也可能近在咫尺。何也？因为这完全取决于吴王，只要吴王高兴，对自己所做的事满意，那么自己有可能会提前获得自由，所以勾践极尽恭顺讨好吴王。当然，勾践这里面有阴险的成分，这是人格的问题，我们自然不提倡，但勾践的忍却值得后人敬佩和慨叹！
在吴国的几年，勾践的性格被磨炼得坚韧又圆滑，回国后的他并没有急于行动。
他的性格原来也是很残暴的，仅有一例就可以说明：当他刚刚继承王位时，吴王阖闾带兵来伐，兵临城下，他命人组成一群敢死队，皆袒胸露乳，手提利刃来到阵前，面对吴兵，切开胸腹，将肠胃等物尽皆取出。勾践用这种办法吸引吴兵注意力，然后乘机杀出而取胜。这充分地暴露了勾践残暴的性格，以及他后来称霸成功后，杀功臣，无一不是残暴、阴险的表露。
勾践也注重美色和享受，但他回国后，想到在吴国受的屈辱，就想报仇，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还必须忍耐，努力治理国家，等到兵精粮足时便一举伐吴。于是，他取来动物的苦胆放在座位旁，或坐或卧都要仰视苦胆，每顿饭前尝一点苦胆。他为了激励自己复仇的心愿，经常自己问自己：“勾践，你忘了会稽山的耻辱了吗？”他还和普通人一样亲自参加农田耕作，让夫人像普通妇女一样亲自纺线织布，吃粗劣的饭食，穿普通衣着，尊重贤才，虚心待贤，救贫吊丧，与老百姓同甘共苦。
另外两个人在勾践性格的改变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个是范蠡，一个是文种，其实勾践的一系列计划皆是二人的功劳。他二人对勾践可谓忠心耿耿，向吴国借贷粮食，搞得吴国国库空虚；向吴国进献美女使吴王纵情声色；收买吴国的奸佞小人，离间吴国忠直之臣，尤其是用计使吴王杀了伍子胥，更为越国复仇除了一大障碍。他们使勾践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该如何做如何改变。
时机逐渐成熟，勾践终于忍到该向吴国发难的时候了。结果正如勾践所愿，一战便把吴军杀得大败，这次卑躬屈膝的不再是越王勾践了，而是吴王夫差。夫差也想像当年勾践向自己称臣为奴一样，打算投降勾践，勾践很可怜夫差，想答应夫差的请求，但被范蠡劝住了，最终吴国灭亡了，吴王夫差自杀身亡。
3.百折不挠雄心能得逞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黑格尔曾发生深深的惊叹，他在著名的《历史哲学》演讲录中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持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他还说：“而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是不无自豪地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在群星闪耀的历史学大舞台上，最为光彩夺目的，当首推西汉时代的司马迁。司马迁百折不挠，坚韧顽强的性格则我们叙述的重点。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生前的职务，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
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在改历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忠诚和才干，博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和信任。事业上的成功使司马迁的心情十分舒展，他有更充沛的精力去考虑将父亲的遗命变为现实。他认为应该像父亲说得那样，继孔子之后，在历史著述上作一番努力，于是，他决心承担起这个艰巨而又神圣的使命。
经过多年的苦心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决心将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提起如椽大笔，开始了他那鸿篇巨制《史记》的写作。
正当司马迁雄心勃勃，准备建造他那文化史上最辉煌的大厦时，一场巨大的灾难将他推进了深渊。
这场灾难的导火线是李陵一案。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精于骑射，有祖父李广遗风，谦虚下士，为人守信，不贪财，有口皆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初秋时节，李陵接到汉武帝诏令率兵，北击匈奴。最初，李陵所部长驱直入，进展相当顺利，便派部将回报。汉武帝接报后十分高兴，朝中诸大臣无不举杯祝贺。岂料，就在这时，李陵部下，有个名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将李陵没有援军、射矢将尽的机密告诉了单于。单于得到这一情报后亲自率领重兵，将李陵军逼入狭谷团团包围。匈奴骑兵从三万增加到八万，数十倍于汉军，大有一举歼灭汉军的气势。陷入敌军重围中的李陵军英勇奋战，且战且退。但终因寡不敌众，矢尽粮绝，五千壮士死伤殆尽，李陵也成了匈奴的战俘并最后投降了匈奴。
汉武帝听说李陵做了俘虏且投降了匈奴，大为气恼。于是便召集朝臣商议处置的方案。趋炎赴势的大臣们将兵败匈奴的全部责任和气愤全倾注到李陵一人身上。有的甚至火上加油地说李陵辜负天恩，刚愎自用，丧师辱国，罪在不赦，其家属也应连坐等，极力怂恿汉武帝重重治罪。
司马迁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以及坦率、耿直的性格，力排众议，大胆地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认为李陵能自守节操、讲究信用，率兵远击匈奴，寡不敌重，投降也是情非得已，但不应该把所有的罪责推在他一人身上，也不应对他责罚太重。
司马迁也发泄了他对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那些昧着良心、见风使舵的媚臣们的强烈不满，希望皇上能够公平对待李陵。
然而，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为李陵开脱，无非是有意给他难堪。盛怒之下，全不顾及司马迁多年侍从尽忠职守，将他打入监狱。在狱中，审讯司马迁的，就是后来被他称作“酷吏”的那些人。这班人残忍狠毒，司马迁在他们手中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但一时也没有定罪。天汉三年，汉武帝误听传言，说李陵很受匈奴器重，单于已将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他正在为匈奴练兵。遂下令把李陵的全家抄斩了，连他无辜的老母也上了法场。司马迁因此受到株连，被捉上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死罪。
按照汉代的法律，凡被判处死罪的人犯，若要求生，有两条途径可走。一是用钱赎罪，另一条是甘受宫刑。而司马迁此时身无分文，世态炎凉，司马迁也得不到亲友的支持。所谓宫刑，也称腐刑，是阉割生殖器的残酷肉刑，是对人格最野蛮的侮辱。
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理所当然地非常重视作人的尊严，着重自己的人格和名节。于是他想到自杀，想到了慷慨赴死。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使他欲罢不能，这就是正在写作中的《史记》，这是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和心血，他自己也已为之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怎能忍心让它半途而废呢！
是艰难的环境造就了司马迁坚韧的性格，在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关头，司马迁不禁彻夜难眠，思绪万千。他想，自己的先人并没有立过赫赫的功勋，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决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那不过“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对于那些想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来说是无所痛惜的；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也许还会产生误会，以为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才自寻短见的。人虽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代价有大有小，如果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此时此刻，历史上那些有过坎坷遭遇的哲人的豪杰们不平常的经历，浮现在他的脑际，更给了司马迁生的勇气。他想起了那些在困苦中仍发愤著书，终于功成名就的先贤们：西伯被拘禁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厄而著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出《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国语》；孙膑被剜去膝盖骨而编写出《孙膑兵法》；吕不韦迁居蜀地，《吕览》流传于后世；韩非在秦国被捕下狱，写出了《说难》、《孤愤》……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摈弃自杀和赴死的念头，决计忍辱偷生，接受那最为惨无人道的腐刑。他“就极刑而无愠色”。
腐刑不仅摧残了司马迁的健康，也给他的精神带来了为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这都没有能够摧毁司马迁的意志，正是这人生的悲剧，使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汉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对封建专制有了新的认识。他很快从极度的悲愤中解脱出来，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到正在撰写的《史记》之中。
受刑后的司马迁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这种非人境况中，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几乎天天与《史记》结伴，或在脑中酝酿，或不停地记下一些考虑成熟的片断。大约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他才获释出狱。
司马迁出狱后，很快被任命为中书令。他的经常性工作是将皇帝的命令下达到尚书，并将尚书的奏事转呈给皇帝，地位颇为显要。他以带罪之身，得以充任这样的职务，因而被一些人视为“尊宠任职”。
其实司马迁自己最明白，中书令一职能出入皇上身边，权势确实非同一般，然而此职一般都是让有文化的宦官担任。他因蒙冤受了腐刑后才被委任此职，这正是对他人格的再一次侮辱，他时时感到悲怨与愤恨，自然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毫无兴味。然而，司马迁坚韧的性格再次发挥了作用。他充分利用在皇帝身边工作的种种便利，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司马迁满腔积愤，他在现实生活中，被无理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可是在修史写作的天地里，他却有了一定的自由。“天高任鸟飞”，他可以用自己锐利的目光和判断力，对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贵妃才人、忠奸善恶者，进行褒贬，进行鞭挞。
经过司马迁前后14年的努力，约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一部构思严谨、体大思精的空前历史巨著——《史记》，终于基本完成。这是一部融入了司马迁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的不朽著作。全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将三千年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合理的整理，并使之纳入一个科学的、庞大而又完整的系统。是中国第一部完善的纪传体通史。
整部《史记》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分组成，共计一百三十篇，近五十三万字。
司马迁无疑是坚韧性格的集大成者，他的忍辱负重不亚于勾践的卧薪尝胆。他的性格因为《史记》的光辉成就而变得伟大。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仅拥有无可替代的史学地位，也在文学史上独占千秋，受千人景仰万人称颂，可以说是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