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业肇始于羊毛贸易。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的近代商业开始萌芽，西北丰厚的羊毛资源吸引了平津的洋商，他们携款纷纷前来从事羊毛贩运。在甘肃的农牧毗邻地区，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羊毛交易点，有河州、夏河、循化、石嘴山、丹噶尔（今青海湟源）、肃州（今酒泉）等地。洋商有的派买办设庄收购，有的亲自设庄收购。买办和洋商的到来，刺激了所到之处的商业活动，这些地方出现了从事中间生意的商人，青海丹噶尔一带称为“歇家”。“歇家”懂藏语，熟悉藏区的情况，他们从牧区收购羊毛后，将羊毛出售给买办和洋商。洋行收购羊毛时，持有清廷颁发的护照，护照规定各地必须保障洋商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持海关发的三联单，凭三联单在内地收购羊毛、皮货，免征国税，享有免税特权。本国商人则没有什么待遇，要贩运皮毛，每经过一省须纳税一次。一些本国商行也往往拿着洋行免征税收的三联单在内地进行贩卖，偷税漏税。洋商收购羊毛后，先从河州通过羊皮筏子运到包头，皮筏上插有英商和德商的白旗，税局的人看到这一标志后，不再征税，免税通过，到包头后再转运到平津。
这些洋商和买办每年九月间携款而来，翌年四五月份运载皮货而返，恰如候鸟，故称为候商。甘肃河州作为收购羊毛的中转站，集结了附近循化、拉卜楞的羊毛。当时仅河州就有9家洋行。洋商和买办一方面把物美价廉的羊毛收购运输到外地，另一方面又向西北输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的日用品，民间称为洋货，以玻璃、钟表、布匹、火柴、毛巾等为大宗。当时兰州城里就有专门的京货行，主要经营从天津用火车运至包头，再由骆驼从包头运到兰州的货物。
清末羊毛交易刚开始时，河州羊毛的收购价钱很低，50公斤只售白银一两八钱，民国初年，50公斤涨为二两七八钱，民国3年（1914年），升至50公斤售价为3～4两。1918—1920年的三年时间里，每50公斤涨为7～8两。而羊毛从出产地运到天津后，在1911一1914年期间，每50公斤售价为白银三四十两；1916—1920年，上升到每百斤售价为白银50～70两。与河州最初的羊毛收购价格相比，洋行获利增加了近10倍。高额的利润使洋行买办赚足了银两，他们生活奢侈，有的人在当地捐有官职，头戴镶有黄铜顶戴的官帽，乘绿呢大轿，见了州县官不叩头，拥有商人和官僚的双重身份，也享有双重特权，甚为张扬。民国9年（1920年），军阀混战，兵匪祸乱，再加本土商人的兴起，洋行的收购受到影响，羊毛的运输也很不景气，河州等地的洋行逐渐撤离。本土商人开始从事羊毛的收购和运输，他们直接将收购的羊毛雇人运往天津，杜绝了买办从中赚取的高额获利，以后买办参与羊毛的收购和运输活动也逐渐终止了。
羊毛贸易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青海的羊毛交易情形是，“除了玉树25族，以湟源、大通、贵德、门源各县为多，每年约产250万公斤，每百斤在青海价约70元，经包头运至天津，可售120元，现在价低，但尚不下百元。每斤～元计，每年约收入500万元，除去原价及运费捐税，纯利也百万元以上”。即当时青海仅羊毛一项，每年收入就达百万元以上。此时羊毛交易已经不是原来的从水运到包头，再从包头的平绥铁路运至天津，而是通过邮局邮包发货，汽车装运。当时青海的绝大部分羊毛贸易都被军阀垄断，丰厚的获利自然也归军阀所有了。在羊毛贸易的刺激下，各种货物的交易逐渐活跃，从商人员也逐渐增加，他们纷纷走出家门，向外发展力量，逐渐从农商兼营的传统经营模式里蜕变出来，向近代专职商人转变。
甘肃近代商人以地域来看，“城市金融率操纵于秦晋津贾，各县市各货行店多晋商。钱号、钱庄、药肆多秦商，而药肆自县至村镇所在皆有至趸。卖绸缎，花布，杂货，行销皮毛，药材则多津商。陇南蜀商多操茶丝业，亦占优势”。近代商人除了外埠商人，其余则为本土商人，而本土商人又分为汉商和回商。清末外埠商人主要来自晋、陕、津、川、湘等地。其中，以晋商人数最多，他们主要经营杂货；陕西商人次之，多贩卖土产和湖北、陕西土布；四川商人多在陇南地区进行木材、百货等的贸易；津商多进行羊毛贩运。本土人将外埠商人称为客商。本土商人在近代以后，力量也渐兴，由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缘故，在经商的同时，绝大多数在乡村还拥有一些田产，属于农商兼营，向近代专职商人转变的步伐比较缓慢。本土商人以回商为多，他们主要经营杂货和土特产品。客商资金雄厚，经营较为规范，制度健全，一般承接大的生意；本土商人多经营小本生意，中小商人居多。
进人民国，商业的发展步入新的阶段，商品种类、商业资金、从商人数等都有了较快的进展。甘肃商品的出口不只限于最初的皮毛了，其他如水烟、鸦片、玉石、粮食等的出口都开始增加。其中，水烟、鸦片等均以兰州为加工中心，向外销售。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从一开始甘肃近代商业就是入超，到20世纪30年代，每年入超达4000万元。所谓出口商品的增加，就是入超的相对减少而已。
各个商人的资金情况，以据对河西张掖在1924年的调查为例，当时拥有5000～50000元资本的本地工商业户约42家，民勤、永昌等地来此经商的约有19家，拥有银币1万～8万元的晋、陕、豫帮商户有9家，拥有银币8万～13万的直、鲁商帮有12家，拥有银币10万～20万的京津帮及官僚商人约有10家。
林竞撰写的《西北丛编》记载，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河西的张掖、武威、宁夏商业发展得比较快。当时，张掖全县有16万人，而城内外居民有8000余人，大小商户500余家；宁夏全城有人口2030户，1．9万余人，大小商户320余家；肃州（今酒泉）城内大小商户有300余家。到30年代后期，凉州（今武威）拥有资金达二三十万元的商人有数家，远远超过同期青海西宁的商业资本。当时西宁全城大小商号有四五百家，商业资本共计才有30余万元。
近代商业兴起后，也刺激了一些新的行业，新行业不断显现。比如行栈业的出现就很有代表性，是近代商业发展的产物。清末兰州市的行栈业就已萌芽，最初是过载行，也就是中间商，经营代客买卖，承揽货物运输，主要经营水烟等土特产品。经营者多为客商，规模很小，多为自营兼少量的代客买卖，没有成为独立的行业。到20世纪40年代初，兰州还没有专营的行栈业，后来，由于商业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行栈税收的调整，行栈业才独立兴起。1946—1949年，兰州市的行栈业进入鼎盛时期，参加行业公会组织的行栈就有104家。当时的行栈业多为赊账，故信用十分重要，经营行栈的都具有两家殷实的铺保，经过商会和行政机关的批准才能开业。行栈发生意外，铺保要负连带责任。行栈业的行规是不接待过往旅客，专接待各地商号来兰推销、采购的人员。在业务上，以代客买卖、代客转运、代办信托业务、代客报关纳税为主，从中收取雇佣、堆栈、食宿等费用。
近代商业的发展，需要较为规范的币值兑换机构以保证商业的运营，而近代政治、经济的混乱导致的币值差异和不稳定，严重地束缚了近代商业的发展。这些都需要有专门的银钱机构来从事资金的经营和运作，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当时兰州市面流通的货币有银锭和铜钱两种，由于银锭和铜钱需要专门的地方兑换，也需要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来辨别真伪和成色；另外，甘肃近代商业的兴起和逐渐发展，资金的回笼和分流便必不可少，这就需要专门的机构来经营资金以保证银钱的及时周转。于是，专门从事银钱兑换和鉴别的商号便出现了。银钱商号是应近代白银、铜圆的流通扩大所需，是金融机构银行的前身。银钱业的出现，表示近代专门从事银钱商人（即金融商人的前身）的出现。关于近代的币制，将在“币制”小节里专门叙述，在此不再赘述。当时从清廷到地方军阀，或是以后的国民政府，公营的银行基本是为应付地方财政的挹注，便利军需费用的调拨垫支以及上层统治集团的薪俸开支，真正为调剂周转民间资金市场而开设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
近代银钱业的经营者称为钱商。钱商最初以开设银楼、钱庄、金店以及同样具有调节资金周转性质的典当业为主，从事加工、鉴别、兑换、贷息、汇兑等金融业务。当时的银楼、金店从事的经营活动并不称为金融业，通称为银钱生意。以后又有钱铺，钱铺最早专营银两和制钱的兑换业务，后来也兼营金银首饰、存款和贷款等业务。贷款称为拆息。银楼、钱庄（钱铺）、金店原来都有渊源关系，银楼主要承接银两的来料加工，附带搞一些兑换业务。20世纪30年代，兰州出现了钱庄和金店，钱庄主要开展兑换业务，或用银元兑换铜圆，或用铜圆兑换银元，无须大本钱，有二三百元就可以周转经营，一枚银元可兑换十文的铜板400枚，进出只可从中赚取三四枚铜板，一天兑人数十上百枚银元，所得也是不多的。抗日战争时期，兰州的外地人口增加，金银在兰州相对集中，钱庄的微薄经营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了，于是便开始扩大业务，有的逐渐发展成为金店。金店既加工黄金、白银饰品和金条，同时又承担不同币值的兑换业务。也就在这一时期，才有了专门的银钱业。银钱业的规范化是近代金融从最初简单的来料加工向近代金融以存款、放贷、汇兑等业务过渡的必然过程。经营银钱业的钱商附带做一些金融投机生意，每天将各行业零售所得的银两与铜钱收到自己的店内，再兑换出去，以应市面需要。每兑换一两能得到利钱二三十文，叫做“明利”。近代钱商在今天的称谓就是金融商人，而银钱业就是今天的金融业的前身。当时兰州市面上主要的银钱业由山陕帮经营，有30多家，最多时有60多家，每家从业人员有10～15人，共计六七百人。各家资本最多时，白银总数不过20万两，资本最多的一家也只有6000两银子。
另外，商号自发组织的金融组织，也补充了近代兰州市面上的金融业务。清末到民国初，兰州商业相对集中的几个街市出现了商人自发组织的民间金融组织，即东市、西市、南市。东市在今天中央广场以东，西市在今天张掖路以西，南市在今天中山路一带。各市以内的各行业，都算同业，同业之间按照情况实行会首制。会首由各商号轮流担任，参加同业不到三年的，不能担任会首。每户无论大小，每年交纳库平银50两，作为会费。会费用于调集余缺，周转资金，互相补给。1936年以后，官方介入管理这种民间金融组织。国民政府时期，将会首制改组为同业公会，将会首改为主席，主席由选举产生，取消轮流制。1942年以后，又改为理事长制。
甘肃近代的金融商人除了银钱业，市面的金融机构还有票号，或称票庄，经营此种业务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山西人。清同治年间，甘肃就已经有票号了，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因晋商的商号遍布各地，各号常有金融业务，而票号就为各商号提供了汇兑业务的方便。最初的汇兑分为票汇、信汇、条汇，以后又有了电汇，总计四种业务。票汇、电汇与现今所行相同。信汇是收款人凭汇款人所寄的信取款；条汇凭条取款，付款票另凭汇款票号的信付款，收款人别无条据。
近代具有金融性质的经营行业还有典当业。清末甘肃的大中城镇，开始有零星的典当业，民国以后，甘肃的典当业才算起步。20世纪20年代后期，兰州有14家当铺。当铺分为大当、中当、小当三种类型，其中大当6家，中当7家，小当1家，分设在城关各街道。大当的月息是二分半，当期三年为满，期满之后才可以出当；中当月息三分，当期两年半；小当月息四至五分，当期十个月（年利一分，按10％计算，月利一分，按1％计算）。典当业初步兴起时，除了私人投资，个别大当，地方财政亦有少量资金投入，名日“护本银”，以示扶持。就是说私人利用公家的少量投资作保护，开展典当业务，调剂资金，所以每个当铺都挂有“裕国便民”的招牌。典当业的月利率一般是1．2厘，最高至2分左右，取赎的期限，一般是两年，即典物期满后，经过两年，出典人不去赎回时，典权人便取得典物的所有权，予以处理。到20世纪40年代通货膨胀时期，货币贬值，物价涨落不定，典当业生意不景气，日渐歇业。
在军阀割据时代，各军阀为了扩军筹款，开设银行，以各种形式回笼民间资金，大肆聚敛财富。但这类金融机构缺乏信用，无金融运作规范，对近代金融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近代商业的兴盛，货物的运输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亟待解决，在一些城镇便产生了近代镖局。镖局专门负责货物的押运，兰州镖局多数时候承担往新疆押送鸦片的任务，镖车一次出动十辆，上面插旗，由镖客多人，荷枪持刀押送。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洋货传入甘肃后，人们十分好奇迷信，以至于出现洋货和土货交换很不合理的现象，尤其在牧区的以物易物交易在今天看来十分滑稽。如一包火柴换一只绵羊，一对瓷碗换一只绵羊，一匹布（合20米）换12只绵羊等。诸如此类的交换在偏远的地区尤甚。洋货除了从东边的西安，北边的包头运进，还有从西边的新疆运入的俄罗斯货物。新疆的货物多由当地的回族商人通过和俄罗斯人的交易运进，从这条道上运来的洋货主要行销在河西地区。
甘肃近代通往外地的商业渠道有这样几条：东道从兰州到西安有18个马站，这条商道的货物主要以从陕西、河南等地贩运来的土布、纸张和京津货物为大宗；南道是从兰州到四川等地的商道，有28个马站，主要经营茶叶；北道是从河西或兰州等地经内蒙古草原通往包头，主要运输洋货、茶叶等；西南道是从青海运羊毛到兰州，再从兰州向外运输，同时也将兰州的货物运到青海。东南的货物一般是进口，北道和西南道的货物则是出口。西道是通向新疆的商路，当时人们把新疆称为口外，到新疆做生意叫出口。新疆的商道主要运销口内的各种货物，这是甘肃近代比较重要的一条商道。“这条商路人烟稀少、路途艰难，从兰州出发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此间有48个马站。”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这条漫长的商道环境恶劣，商人在贩运货物时异常艰难，其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