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近代产业工人和新产业的渐兴联系在一起。在张广建任督军兼民政长期间，民国3年（1914年），为解决督省两署的照明，责令相关部门在省署东侧安装了一台6千瓦的直流发电机，以后又相继安装了一台20千瓦的交流发电机、一部30匹马力火管式蒸汽锅炉、一部18匹马力拉式蒸汽引擎。民国13年（1924年），省署有关部门又装了一台40千瓦380伏三相交流发电机，除了供督省两署和民政、教育、财政、建设四厅用电，还兼顾少数官绅、富商和小范围的路灯用电，这便是兰州发电厂的雏形，其全称是兰州电灯电话局。民国8年（1919年），兰州电灯电话局增添发电设备至40千瓦，更名为兰州电灯厂，首次实现对外营业。从此，兰州电业开始由官办自用向官民兼用转变。尔后，各地军阀也相继创办了小型电厂，民国11年（1922年），陇南孔繁锦为了解决督署照明和陇南造币厂的运营，开办了天水电厂，安装了一台30千瓦的煤气发电机；民国23年（1934年），马步青为解决官署用电，安装了一台12千瓦的发电机，建立了武威电厂；民国30年（1941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建立了玉门油矿电厂，安装了一台4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各地的电厂初建时，只解决官署用电，工厂规模小，工人都在10人左右。民国27年（1938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甘肃省政府合资接受兰州电灯厂，建成了兰州电厂，约有职工110人。兰州电厂学徒工月工资为5～6元（法币），三年期满后每年增加0．5～2元（法币），技术工人的月工资最高为30元。以后法币不断贬值，工人的收入连最低生活也很难维持。到民国30年（1941年），规定24岁以上的每月发米贴6市斗（每斗8公斤），24岁以下的每月发4市斗。由于物价飞涨，工人实际上只能靠米贴生活。据天水电厂的老工人回忆，该厂在新中国成立前每月所发工资还买不到50公斤包谷面。玉门电厂的学徒工劳动三年收入缝不上一床被子或一套棉衣。截至新中国成立，这些电厂的工人人数为：兰州电厂职工242人，天水电厂53人，玉门电厂37人，全省的电业职工总数仅有332人。
民国24年（1935年），兰州共有8家工厂，各厂工人的情况是：甘肃制造局有工人1000余人；甘肃造币厂有工人近400人；同生火柴公司有工人150余人；光明火柴公司有工人五六百人；救济院附设2处工厂，人员不详；学校附设工厂，人员不详；济生工厂有工人约120人；惟救工厂有工人30余人。8家工厂粗略地估计，有工人2000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近代工业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矿业、交通运输等都有了较快的进展，相关产业的工人也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到民国32年（1943年），甘肃纺织产业的情况是：纺织业初步实现从手工向机织的转变，甘肃有纺织厂168家，工人总数为3988人，若将学徒工和外国工人计算在内，有5500余人，纺织行业的产业工人人数在当时各行业里是最多的。另外，1945年宝天铁路通车，甘肃出现了少量的铁路工人。
随着近代矿产的开采，矿业工人也出现了。传统矿业有金、银、铜等，几乎全为手工操作，俗称“炉院”，较大规模的炉院资金约有1000银元，工人也有近百人了。抗日战争前期，兰州煤炭产地有皋兰的姬家湾、阿干镇，永登的窑街，民勤的小青卷。山，平凉的小土疙堆山，会宁静宁之界的石铺。这些小型煤窑或独资，或集资，资金多在100～300元，每洞不过5～10人，开采量很低，每人日产煤半吨左右。阿干镇煤矿在清康熙时就用土法开采，进入近代，随着近代城镇的兴起和近代工业的出现，燃料需求量大，阿干镇煤矿才得以大规模的开采。民国23年（1934年），共有矿工1190人，每日产煤280余吨，主要用于兰州城镇居民的生活所需。1939年，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努力下，玉门油田成功开采，当年产原油429吨，天然气1万立方米。到1945年，年产原油6．5万余吨，天然气约1500万立方米。当时玉门油田的工人多为从酒泉、玉门、金塔3县应征的壮丁调拨而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全矿有技术人员631名，工人5097名，合计5728人。
甘肃近代工业从萌芽到有了初步进展，总的趋势是由小变大，由弱渐强，而与之相伴相生的近代产业工人也是从无到有，从人数很少到人数渐增。甘肃近代产业工人是地方历史上第一次脱离开土地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存的人，他们是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生活条件差，工资低，许多工人家无隔夜粮，身无两件衣，现挣现吃，挣扎在贫困线上。长年的工作劳累，使不少工人落下了种种残疾，难以生存。总的来看，甘肃近代产业工人人数少，按照以后社会阶级划分的方法，他们属于近代无产阶级。从甘肃的情况来看，他们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阶层，在近代社会变革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的过程中，他们的影响不是很大。但他们的出现显示出近代社会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五、其他社会阶层
1．士、知识分子
在传统社会，“士”泛指读书人。他们中的少部分通过科考获取功名，步入仕途。一部分则在考取秀才后，难以再获举人等功名，于是或成为乡村的士绅，或成为乡村的私塾先生和郎中。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读经史，通礼仪，明人伦，以身作则，引领风气，影响地方，受到乡村社会的尊重，为乡村社会的表率。其中乡绅还成为沟通官府和地方社会的桥梁，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进入近代，社会分工逐渐细化，许多新的职业不断出现，“士”作为传统社会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也开始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嬗变。“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嬗变，多以他们脱离开传统社会以家庭为依托而形成的身份地位后，以个人选择职业来实现身份转变的。一些知识类的从业人员，包括教师、医生、编辑、银行职员、技术人员等，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和主流。虽然有些职业传统社会就有，比如教书先生和郎中，但他们都立足于乡村社会，是以家庭为依托而从业的，与近代意义上的教师和医生以社会为依托而从业的，仍然有很大的不同。
传统社会的“士”与近代知识分子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传统社会的“士”是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的践行者，他们通读经史，知晓人伦天理，在地方上相当于宗教信仰里的布道者；而近代知识分子虽然仍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注重个人行为的收敛，但他们的知识是专业知识，并不是儒家做人的知识，他们的职业是生存的职业，并不是教化社会的职业，他们已经不再承担教化社会的责任了。传统社会的“士”向近代的转变经历了复杂艰难的过程，因本著述篇幅所限，不便展开探讨，待以后撰文论述：“士”在向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他们既继承了传统社会“士”的某些特征，又适应近代社会的变革需要而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的第一条渠道是随近代教育变革的潮流而出现的，近代教育造就了近代知识分子。近代学堂教育萌芽后，府县学堂的从业人员多为旧私塾、义学、社学的先生，最初称为先生或是教习。等到师范教育兴起后，才开始有了专门培训师资的学堂。这些新培养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教育多为近代教育，与原来从私塾转变而来的私塾先生有所不同，这使得从事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素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出现和规范，在教师中又分化出从事普通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从事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更细分，还有乡村知识分子和城镇知识分子的差异。他们虽然同为近代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地位、收入以及工作的难度仍然存在着差异。因此知识分子阶层又可以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的。近代教师人数与近代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近代教育的初步萌芽到以后初具规模，人数基本呈缓慢增长的趋势。
近代社会其他新职业的出现，也造就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新出现的职业有报界的编辑、记者，医院的医生，工厂的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知识部门的从业人员。以报业来看，近代报业多属于官方经营，有一部分编辑、记者也有政府官员的身份，他们与官僚阶层有亲疏不同的关系。但由于他们工作的专业性比较强，故他们在本质上更多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以下将近代报业的发展情况做一介绍，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报业知识分子的相关状况。
清末新政时期，甘肃省设立了官报局，开始编印《甘肃官报》，甘肃近代报业以此为萌芽。以后学务公所创办《学务公报》，劝业道署创办《劝业公报》。这一时期，报业从业人员为官署内的官员。进入民国，后两种报纸俱停，惟官报改为《甘肃政报》，发行如常。1913年，民国初建，国民党甘肃支部创办《甘肃民报》，以后改为《大河日报》，由当时加入同盟会的甘肃靖远人聂守仁任主笔。同期，省政府还创办了《兰州日报》。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大河日报》遭查封，不久，《兰州日报》亦停办。而在这一时期，由省署教育科编行的《通俗日报》和《政报》仍然在发行，且延续了十三四年之久；民间报纸则有《边声周刊》、《河声日报》、《金城周报》等先后发行，大都持续一两年遂停刊。1926年，省政府编印了《新陇日报》，原来的《政报》则改为省政府公报。
1928年，国民党甘肃支部又创办了《甘肃民国日报》，创办人是靖远人王宁一，以后办办停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1931年，省政府主办的《新陇日报》改为《西北新闻日报》，1933年9月又更名为《西北日报》。《西北日报》创刊后，对省内各报进行了整顿，将全省各城镇的报纸，一律收归《西北日报》，以建立分社的形式进行管理。《西北日报》创办后，成为甘肃最有影响的报纸，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现在《甘肃日报》社址就是原来《西北日报》的旧址。这时民间则有《中心报》、《建国周报》等不定期报刊发行。一些机关报也依各自的情况发行，多为不定期。需要提及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庆阳创办了《陇东日报》（油印版），宣传抗战建国主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甘肃近代有影响的报纸除了省政府创办的《西北日报》和国民党支部创办的《甘肃民国日报》，还有一份是国民党军方创办的《扫荡报》。该报于1932年6月创刊于江西南昌，众所周知，其被定名为“扫荡”的含义。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名为《和平日报》，1946年11月，该报在兰州建立了分社。该报副刊花样多，社会影响比较大，在兰州只发行了两年。
甘肃近代地方军阀也创办了几份报纸。在陇南、陇东地区，1922年3月，孔繁锦坐镇陇南时，地方知识分子在征得孔繁锦的同意后，筹集资金，创办了《陇南觉民报》一年后更名为《陇南醒强周报》。1928年，国民党天水县支部创办《陇南民声报》，1935年易名为《陇南日报》。1930年，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在平凉创办《陇东日报》（铅字印刷），以后改为《新陇日报》，1936年，改为《人民日报》，1937年又恢复为《新陇日报》。1939年，天水县国民党支部三青团创办机关报《秦报》，1942年改为陇南行署的机关报，更名为《陇南日报》。另外，1933—1935年胡宗南驻防天水时，曾创办《陇南民声报》。20世纪30年代初，在河西地区，国民党武威县支部创办《五凉之声》和暂编骑二师政训处编印的《河西周报》，1936年，军阀马步青又创办了《河西日报》。
近代报业初步兴起时，从业人员少。以《西北日报》为例，初创时期从业人员只有3人，新中国成立前，从业人员共计也只有二三十人。报纸的发行量也比较低，《西北日报》在刚开始时，日发行几百份，以后有所增多，最多时达到2000多份。兰州几大报纸的从业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前总计也不过百人。
医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甘肃近代最早的西医医院是教会创办的福音医院，在兰州白塔山附近的庙滩子，人们称为洋式医院。1930年，甘肃省政府拨款才筹建了兰州中山医院，但规模小，从业人员比较少。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同年甘肃省国医分馆也建立，开展对中医人员的管理培训等工作。大部分中医的从业人员仍以开办私人诊所行医，兰州城在20世纪20年代有私人诊所30多家，到30年代有40多家，40年代有110多家。
除了教育、报业、医院为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领域，还有工厂的技术人员以及部分管理层的职员也属于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总的来看，甘肃近代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还是比较少，但他们的影响比较大。其经济地位从社会整体来看，还算中上层，在知识分子内部，经济收入又有较大的差异，社会地位也不尽相同。
2．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是随近代城镇的兴起而出现的。近代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在传统城镇里从业的少数杂业百工，从外省和其他府县前来谋生的商人、手工业者，任职的官员及其眷属，流落到城镇的乞丐等均构成了近代城镇的市民阶层。绝大多数市民阶层因城镇发展的需要，到城镇谋生，从事各种职业，没有什么社会身份。在兰州市民中，从事零杂职业的有挑水的、卖柴的、卖煤的、抬轿子的、剃头的、担挑的等。市民又可以根据经济情况分为几种类型，市民中的贫民属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他们生活十分艰辛，主要是手工业工人（炉匠、裱糊匠、泥瓦匠、木匠等）、小商贩（担挑零卖的、收破烂的、摆地摊的）和零杂工（洗衣、缝补、撕烟等）等。他们家无余粮，收入不足以糊口，生存都成问题。到了冬天，吃饭穿衣、御寒过冬均很艰难，许多贫穷人家常等着富裕人家早上放“舍饭”度日。市民里的小业主的景况稍微好一些，这部分人主要为中小商人和小手工业主以及有一技之长的其他杂业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基本能够保证生活，稍微好点的，收入略有盈余，但这部分人数比较少。
甘肃近代各种职业的出现使市民阶层人数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到抗日战争时期，这部分人增加很快。当时甘肃的酿造业有160家，从业人员有2000余人，餐饮业有1000余家，从业人员4000余人，其中，餐饮业在兰州占125家。兰州市民阶层从地缘上看，有外省籍的人，早期以山陕商人为多，以后豫、湘、川、鲁等省的商人和从事杂业的人也增多。抗日战争时期，外地人口涌进兰州，兰州市民阶层的构成就更复杂了。就本省籍的人来看，几乎各县份的人都有，主要以今天附近三县（永登、榆中、皋兰）的人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