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运行模式受到严峻挑战的时期，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新旧交织，内外交困。因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侵入，除了无法解决的封建社会的固有顽疾，还有不断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而各个地方又有许多区域问题。就甘肃区域社会来看，笔者总结出了以下几个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问题，予以论述。
一、毒患
毒品是甘肃近代社会影响恶劣的祸患。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远戍新疆，继任者随弛烟禁，民间以烟贵而试种，鸦片得以在民间泛滥。根据《重修镇原县志》记载，道光末年，甘肃已经有种植鸦片的，到咸丰初，种植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所谓“咸丰初，太平天国扰东南各省，甘肃协饷断绝，大吏许开烟禁，以救燃眉之急。河西、陇南各县试种，烟浆可易钱，罂粟籽可榨油，烟茎可作燃料，贫民便之”。以后陇上各县皆种。到同治年间，陕甘总督杨昌浚与陶模为筹备军饷，先后奏请清廷加征罂粟地税。以上材料说明这时甘肃已经广泛种植罂粟了。因此鸦片传人甘肃的时间，应该在鸦片战争以后的道光年间，在咸丰时期甘肃已是遍地罂粟了。
对民间来说，罂粟有多种用途，不仅可以制作成烟膏销售，而且籽可以用来榨油，油可以做成糖膏或包子馅，油渣可以喂猪。自罂粟传人甘肃后，由于其丰厚的利润和多种用途，民间引以为贵，喜欢种植，而地方当局抽取厘金，以此牟取暴利，放任自流，致使鸦片很快在甘肃的陇东河西等地都大量种植。其中产烟最多的地方有皋兰、永登、古浪、武威、张掖、武山、甘谷、靖远等。甘肃的鸦片，向外运销到北京、天津、河南、山西、陕西、上海等地；向内则分销府县城镇的各个烟馆和民间私人手里。
左宗棠理政西北时，深感鸦片危害极大，竭力惩治，禁种之，取得了些成效。其中，在光绪四年（1878年），惟巩秦阶分巡道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奉行最力，力振宿弊。平庆泾固道闻之仿照办理，陇东各州县也依法禁烟。鉴于军费需要，以后总督“请重抽土烟厘金，民以为弗禁也，复纷然起”。后陕甘总督长庚也为了筹集资金，奏报将肃清的鸦片再种一年，抽取厘金，继而各地又开始种植鸦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后，地方当局设立专卖机构“官膏局”，重征烟税，各县也先后设立了官膏局，并收购贩卖鸦片，民间争效仿之，也大肆贩运，并在城镇设立烟铺，公开销售鸦片。这种时禁时弛，或只禁种，不禁吸运的所谓禁烟措施，使鸦片仍然为祸甚剧。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推出禁烟措施，禁止甘肃各州县种植鸦片，但吸食者仍众，禁种的后果是引起烟价的腾贵。进入民国，有识之士痛感鸦片危害甚剧，纷纷提议禁种。民国6年（1917年），官署为罚种烟，重抽土烟厘金，这种禁烟措施实际有怂恿之嫌。有些种植户不惜负担重罚，因鸦片的利润太厚，重罚之外，仍有利可图。甘肃鸦片祸患横行，凡新任的地方官员都面临着禁烟的压力。1914年，张广建督甘时，设立“禁烟善后局”，仍然禁种不禁吸、运、售，鸦片的交易还是很活跃。当时在甘肃销售的鸦片，有的是从部分禁烟不力的地方运来的，有的是从西口新疆西部哈尔湖贩运来的。这一时期，新疆与沙俄的鸦片贸易正酣，当局又不禁种，商人乘机把鸦片向禁种的甘肃等地贩运，与甘肃交接的川、康地区也种植鸦片。外域鸦片的流入，使甘肃的禁烟通令便成为一纸空文了。每到罂粟收割季节，地方政府就以禁烟为名而借机征收烟亩罚款，聚敛财富。而到来年种植季节，在农民顾虑重重，瞻前顾后的时候，他们许诺只征收烟亩捐便可以种植，等到收割季节再如法炮制征收烟亩罚款的把戏。张广建除了以所谓“禁种”方式征收烟亩罚款，又在各贩运要地设卡收税，以辟财源，税收名目甚多。仅在安西每百两就抽税银20两，商贩在沿途各卡还有缴纳所谓的验票税。此外，他们还凭借政治权势，操纵烟价，使烟价起伏不稳。1918年，兰州市面上每两鸦片烟价高达白银10多两，不久又跌落至每两鸦片白银3两左右。
陇上八镇割据时期，各地军阀都玩烟亩罚款的把戏，以陇东的几个军阀尤甚，其结果自然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以地处西边的安西为例，烟土的罚款情况是，“民国五六年，收入最多，每岁二十余万两。前清时土药虽亦有税，然每百斤仅收十余两，民国改为每百两，收税十余两。嗣后渐增至二十余两、三十余两。民五六年，竟增至七十余两”。高额的烟亩税款，令人发指。在军阀时期，这些烟亩罚款里的将近70％以上都归其所有。陆洪涛任甘肃督军兼省长以后，欲编练陆军，筹款无方，开始在烟款上动脑筋。其属下分析了甘肃禁烟不力，屡禁屡弛的原因时认为：“甘肃烟亩业经禁绝，但新疆普种，输入关内，利权外溢，如渊驱鱼。闻伊犁一隅地，正二月间，华商输银三千万两之多，他处概可想见，此项外溢，较国债尤甚，恐十年后，西北罂粟禁绝，仍不可必而举国空虚矣。矧（意为况且）中国多事，去岁滇黔普种，近交两粤起而效尤。既不能举国一致，何独使甘人向隅乎，此弛禁之所由来也。”陆洪涛的属下看到大量鸦片使俄人赚够了白银，于是认为，与其让外国人赚这笔钱，还不如由本国人来赚，其言论荒唐之极。
当时，陆洪涛省府所辖仅为临近的几个县，财政供给困难，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重开烟禁。张广建是禁种，不禁贩运和吸食，而陆洪涛则一概开放，同时，征收所谓“烟亩罚款”。1921年（也有记载是1923年），鸦片再度在陇上遍种。陆洪涛在兰州专设“烟亩罚款处”，统一管理全省的烟亩罚款，种植地区每亩征收白洋10元。据说仅靖远一县，烟田有12万亩，罚款达100万银元（按：当时呈报官方的数字，小于此数，四五万亩，而罚款则是四五十万银元）。1923年，还设立“禁烟善后局”，主要负责征收行销商的行销税，坐销商的坐销税和零售烟膏的烟膏税，也就是征收烟膏的贩运罚款和熟膏税；设“联运处”，由官府垄断运输，每箱（1064两）所征运费，数倍于商贩自运者；对烟民，还按灯征收罚款，名日“烟灯捐”，此项捐税的征收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每盏烟灯每季约收税2～5元。名目繁多的鸦片罚款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刘郁芬督甘时期，对烟土仍然仿效以往官吏的做法，只禁种，不禁吸食和贩运，这使个别地方继续种植。中原大战时期，刘郁芬曾每月拨款20万元，交当时的“世裕号”商号，由该号委托皋兰（兰州市）各烟土店收购烟土约四五十万两，转售河南，其中的赢利用于国民军东出潼关赴中原作战的费用。
1932年，国民党在甘肃的军政令逐渐统一，禁烟问题再次提起。1935年，中央政府令六年内禁绝鸦片种植，分期禁烟。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将禁烟称为禁政，列为各级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之首，对贩卖鸦片者绳之以法，严重的处以极刑，这样鸦片从公开种植到贩卖均视为非法。但禁绝也并不彻底，对参与鸦片贩运买卖的国民党要员则是网开一面，鸦片在暗中的交易还是很活跃。而就在明令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的情况下，甘肃的一些地方仍然执行“烟亩罚款”的旧例。1936年，范长江赴西北考察时，到张掖后所见情形是：“甘肃省政府财政厅规定要张掖（每年）缴将近20万的‘烟亩罚款’，不管你种烟不种烟，政府非要这笔款子不可。并且给作县长的一种‘提成’的办法，就是县长经收罚款，可以有百分之五的报酬，收得多些，提成的实数也随着大些，自然县长乐于努力。”经折算，这种罚款，每个壮年男子每年要负担到8元（老弱妇孺除外），加上地主老财的报荒转嫁，每个男子竟负担到15元。由于高额的烟亩罚款，使百姓无以为生，高利贷剥削也乘机兴起。当时张掖的高利贷是：“一二三月借账，五六七月还账，不到半年期限，利率大致是这样的，借现款的为50％的利率，借鸦片的为3％的利率，借粮食的为百分之百的利率。”
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川康等种植罂粟地区的鸦片纷纷向外贩运，烟贩成群结队，相沿于途，称为马客。据统计，从1938年开始到1949年止，马客每年最多时达3000多人。1940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冻结甘肃所有烟土，准备全部销毁。当时仅兰州一地，存烟土达2000多箱。商民惶恐万状，成立了“特种行业公会”，奔走活动，根据蒋介石的“恩典特批”，将所存烟土免予焚毁，运往“敌占区”，这样，销毁之事才算了结。以后鸦片的交易只是在暗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