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基隆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佣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亚、新加坡和日本。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网络作者“Jiangpub”在流传极广的一篇文章《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美国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百分之十九。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认为，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
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底一层，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在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类的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收”。“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
“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像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
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孙基隆说：“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朱元璋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
那是历史的悲歌，也是朱元璋个人的悲歌，他一生活在争议之中，死后还把争议留给了他的后代，让他的继位者继续享受争议，直到帝国的风雨飘摇。
朱元璋在落气之前，无不担忧的把皇太孙叫到跟前，作了他最后一次的安排，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间段里，他把太孙托付给了驸马梅殷，而太孙的后路他也安排好了，段子羽和张宇初成为了新皇帝的贴身保镖，有这两位绝世高人的存在，朱元璋泉下也要安心得多。
至于那方孝孺，虽然负了小公主的情，但看在他才华过人心怀天下的份上，可以免除罪过，西赴巴蜀静思二年，待时机成熟便可进京辅佐新帝。
朱允玟身边还有两名得力干将，他们便是引得将来天下大乱的齐泰和黄子澄，齐泰，本名德，获明太祖赐名泰，溧水人，明初官员。齐泰于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洪武二十八年擢兵部左侍郎；查看更多图片
黄子澄，明分宜人，洪武进士，授修撰，侍读东宫，累迁太学东卿。建文帝即位，命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二人均乃朱允玟最为信任之人，当然，他们当政，大明的江山才正式步入风雨飘摇之中。
历史如河，终于要迎来建文帝的时代了，在朱元璋怀着对这个世界无限眷念，无限牵挂时，万般不舍闭上双眼之时，远在北极之地的朱棣忽然心有感应一般，身体猛地一震，心像生生被谁剜了出去，登时间冷汗急冒，与旁边傅夕歌道：“兄弟，为兄预感出大事了。”
“出何大事？”傅夕歌这数日轮番与武林好手过招，对外事已漠不关心，他现在正沉着迎战，便随口问了一句，那朱棣竟仰望长天，像狼般悲嚎起来：“我要回去，回去，我要回去，我的江山，我的父皇，我要回去，见他最后一面。”
他如此一吼，全场众人顿感匪夷所思，不可名状，以为他发疯了。
傅夕歌正欲发话，忽然那边传来一声惊叫，把众人目光吸引了过去，傅夕歌刚一走神，身上顿受一少林高僧的两下重掌，直把他打得彭彭扑去，定身不住，见那边明月青被数人乱刀劈下，眼看身死，忙纵身一腾，掠了过去，横横挡在了众乱刀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