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如何应对突发性的事件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理念，由于其网络信息建设起步比较早，所以网络公关手段也相对比较成熟，从近年来一些欧美西方国家的网络公关案例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一、“WeB2.0总统”奥巴马的公告策略
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可以说是当今最重大的品牌公关活动，而奥巴马的脱颖而出正是互联网在品牌公关方面巨大影响力的最好例证。在这场“网络民意公关战”中，奥巴马利用电子邮件、搜索引擎关键词广告、社交网络等网络工具，打了一场漂亮的“网络民意公关战”，被喻为“WeB2.0总统”。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竞选团队向广大网民发送一封《我们为什么支持奥巴马参议员——写给华人朋友的一封信》的电子邮件，详细阐述了奥巴马当选后给美国华裔选民带来的好处；利用网民对搜索引擎依赖性越来越高的特点，奥巴马竞选团队在Google上购买了诸如“奥巴马”、“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等热门词语，使美国选民在Google中输入奥巴马的英文名字后，搜索结果页面的右侧就会出现奥巴马的视频宣传和对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政策立场的批评；在奥巴马竞选团队的网络公关活动中，奥巴马自己也积极地“身体力行”，主动成为20%的活跃网民之一：奥巴马在Facebook拥有一个吸引了数百万拥护者的群组；奥巴马竞选团队通过视频网站YouTube上传了几十个奥巴马的相关视频，从社区、博客到视频网站，从文字、图片到视频，奥巴马竞选团队充分利用了各种热门网络媒体联动，实现了全方位的信息包围。此外，在竞选冲刺阶段，奥巴马还向18款网络在线游戏中植入参选广告，直接影响以18-34岁年轻人为主体的游戏玩家。正是通过这些网络公关手段，奥巴马最终击败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高票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
二、美国如何处置蔓延全国的民众抗议活动
如果说奥巴马竞选总统只是一种网络常态公关，那么2011年9月以来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是摆在奥巴马当选后的一场重大危机。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效仿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试图占领华尔街。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矛头指向华尔街“贪婪”、金融系统弊病和政府监管不力，以及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在美国，大大小小的抗议示威天天可见，因而“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起初并未引起美国政坛重视。但随后抗议活动不断升级，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立即引起美国官方回应。一般而言，政府对国内的抗议示威活动都是持强烈的否定态度的，甚至出动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但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美国白宫发言人卡尼、美国总体奥巴马先后公开回应抗议活动，他们并没有辩解，也没急于部署镇压活动，而是不同程度地对抗议者表示同情立场，并呼吁示威群众冷静下来，以对话和协商的理性方式地实现诉求。奥巴马甚至称自己作为总统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与示威者站在一边，加倍努力兑现承诺，以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三、老牌民主国家英国如何应对“骚乱”冲突
2011年8月6日，一场在伦敦城北举行的示威活动突然演变为暴力事件，事件导火索是2011年8月4日在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一名29岁的黑人男性平民马克·达根（Mark Duggan）被伦敦警察厅的警务人员枪杀，民众上街抗议警察暴行。2011年8月9日，骚乱扩散至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英格兰地区的大城市。骚乱从英国首都伦敦迅速向全国蔓延，令英国政府和警方措手不及。尽管英国官方对骚乱的一些处理方式及成效遭到各方批评，但其中一些成功的做法也值得学习。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政府事后在电子请愿网上刊登有关惩罚骚乱者的联署信，这一电子请愿呼吁剥夺那些因本次骚乱被判罪的人所享有的国家福利。这一请愿活动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就有超过10万人签名表示支持。在骚乱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社交网络，后来又成为英国网民“人肉搜索”骚乱者的主战场。网民将骚乱者的图片上传到脸谱网、推特网、Flickr上，发动广大网民积极寻找参与打砸抢烧的犯罪嫌疑人。同样是一场抗议警察暴行的广场活动，英国伦敦与埃及、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结果大相径庭，除去政治体制机制因素外，与政府危机公关水平也有一定关联。
四、政治强人普京如何面对2012年的网络“大考”
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前，数万名俄罗斯市民通过互联网社交网络组织了一场反普京民主运动，游行活动从首都莫斯科蔓延到圣彼得堡、海参崴等逾50个城市的广大区域，形成这位强人从政以来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尽管此次俄罗斯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重创了普京的形象，俄当局有关官员也“适时”地提出要加强网络监控，但普京仍然表达了与他12年所说的相同的态度：不会非法干涉互联网。为了表明选举投票的透明性，普京向选举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在2012年进行总统选举时，在所有的9万个投票站都要设置网络摄像头。普京还在其亲手撰写的竞选纲领中建议，如果有超过10万份网络签名支持某一个提议，那么杜马就应该把这一提议加入到自己的议事日程当中。普京还表示，议会和政府已经在酝酿制定让更多的公民通过网络来“积极”参政议政的相关法规。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互联网带来的挑战具有全球普遍性，政府网络公关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项必修课。与国外发达国家政府网络公关实践相比，我们政府网络公关还存在较大差距：第一，国外政府官员普遍重视网络公关，主动开展网络公关。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一些官员和地方政府还没有适应网络时代下公关环境的变化，网络公关理念、思维还停留在依靠传统媒体进行公关活动阶段。在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时依然存在 “家丑不外扬 ”的陈旧的新闻宣传思维，使用 “拖 ”、 “删 ”、 “管 ”的处理方式，对网友的言论不予以回应。这样的应对机制或许对应对小范围的群体性事件有效，但是如果是普遍性的危机事件，注定是失败无疑。第二，国外政府官员尊重网络民意，注意民意互动。危机事件中网民情绪很容易被激化，国外政府对网民的举动往往采取冷静观察，从总统到地方各级官员，面对各方的抗议声，首先是虚心接受，诚恳对待，没有采取对抗、正面争辩等措施，更多地是顺应甚至支持民意，积极回应民意。相反，近年来，国内一些较大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不少地方政府往往会给“体制性迟钝”寻找遁词，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闹事的总是“别有用心”的，黑恶势力总是能“煽动群众”的，死者家属总是“情绪稳定”的……。最后，在网民的强力关注下采取相对被动的回应策略，致使政府的公关能力被质疑，形象被破坏，公信力降低。第三，国外网络公关策略灵活，注意利用社交网络公关。在新兴社交网络媒体的传播下，网民群体事件往往容易大范围蔓延，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伦敦骚乱、俄罗斯反对选举舞弊游行，都蔓延到全国范围。各国公关策略不尽相同，但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英美俄等国一方面酝酿对社交网络加强监控和管理，另一方面也注意通过社交网络工具进行公关。相反，国内一些政府部门网络公关手法比较单一，社交网络方面公关经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