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远兵暴失败后，张东皎、王儒林、谢子长等主要领导人荟集兰州，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又筹集了一批枪支、弹药、军装及起义所需的其它钱物，秘密转运到靖远水泉堡。1932年5月30日正式成立了由300人参加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唯炽、参谋长杜润滋、秘书长邬逸民；杜鸿范、张东皎、王儒林分别任一、二、三支队司令。时任甘肃宣慰使的孙蔚如闻讯后，急电令警三旅旅长王子元围剿游击队。王子元令周维邦为指挥、梁占胜为副指挥，带一营人马进逼水泉，6月2日向游击队发起强攻。游击队凭借有利地形予以迎头痛击，并伺机绕道对敌前后夹击。敌措手不及，阵脚大乱，周维邦阵亡，梁占胜被击伤。时张东皎对敌人的顽固性估计不足，在胜利在望之际，竟令游击队停火，欲以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不料遭敌毒手，惨遭杀害。后游击队转战到海源、靖远、会宁、榆中、景泰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壮大队伍。7月初，游击队乘胜重返水泉堡，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此时队伍已扩展到400人，主要领导有：王儒林、杜润滋、孙作宾、李志和。之前谢子长已奉命回陕西。
7月下旬，驻靖远县城国民党王云山部特务营倾剿出动，向水泉游击队发动猛烈攻势，游击队奋起还击，终因弹药不足，退守水泉堡。后用滚石连续却敌于堡子之外。突降暴雨，游击队乘机安全转移，且战且走。不幸在白银区王岘乡砂坡岗村与马鸿宾骑兵一○五旅遭遇，游击队寄身锋刃，饮血苦战，伤亡惨重，部队溃散，转入地下活动。
1933年，王儒林遵照中共甘宁青特委指示，以“绥靖公署招募专员”身份，在靖远北湾招收新兵400多人，密谋东山再起。后在榆中县园子岔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孙作宾以特委军委书记身份参与机要。后与贺晋年在兰州水北门兵变中带出的部队会合，进一步壮大了实力。义勇军在靖远北湾、西塬和皋兰北山一带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打土豪，没收其粮食救济贫民，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戴。
随着义勇军影响的扩大，军阀、官僚和富豪们怀恨在心。1933年4月，他们纠集了马步青部驻永登的马二虎黑马队、马鸿宾部冶成章骑兵一○五旅一部、马锡武部之袁福昌团、张绍武部骑兵连等5000余骑兵，对义勇军进行铁壁合围。义勇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仍英勇奋战，锐志不减。但终因敌我实力悬殊过大，于4月下旬义勇军被重重包围在白银武川红砂岘。义勇军将士们临危不惧，宁死不屈，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肉搏战，除张子明等三人脱险外，其余全部为国捐躯。刚刚点燃的星星之火，又被黑暗势力窒息了。之后（1938年）肖焕章、岳秀山等还以靖远兴堡子川为基地组织过一次农民暴动，也终因寡不敌众而暂告失败。
上述一系列的革命风暴，尽管都遭到了失败，但在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谷时，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首先在军事上抓着了国民党驻西北部分主力军队的尾巴，为红军主力北上突围和三个方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在政治上唤起了民众，给即将到来的抗日救国和革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红军会师会宁城
1936年5月，统率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延川县的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红军西征甘宁。同月，将红一方面军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一军团、十五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共1．7万人。为接应二、四方面军突围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9月，西方野战军的红一军团率先挺进到静宁、会宁一线，控制西（安）兰（州）公路。9月14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一举攻占打拉池（白银市平川区），置会宁（今白银市会宁县）国民党部队于腹背受敌的困境。9月30日晚，团长韦杰、政委夏云飞身先士卒，率红十五军直属骑兵团，以迅雷之势，兼程奔袭会宁，凌晨直捣会宁县城，全歼守敌，为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拉开了序幕。
红军占领会宁后，为防止国民党军的反扑，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团派出部队分别从界石铺、郭城驿出发，驰援会宁红军骑兵团。10月4日上午，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亲督一、二两个师的部队抵会宁。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师长赵凌波、政委陈漫远也率部同时到达。两军立即在会宁城西范家坡的西岩山一线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国民党新一旅在飞机配合下疯狂进犯，遭到红军迎头痛击，敌一副团长阵亡，敌军溃败。至此，已为红军主力在会宁会师奠定了基础。同时，彭德怀已率西方野战军司令部抵达打拉池，组织所属部队积极筹措粮食、棉衣等军需品，并集结部队于海原、打拉池一线，为“海打战役”、“宁夏战役”作准备。
红军进驻会宁后，群众运动和地方基层政权的建设也同时开展起来。中共会宁县委、会宁县苏维埃政府，及会宁县城关区和青江驿苏维埃政府，刘家寨子、郭城驿、宋家河畔、甘沟驿抗日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在靖远县组建了高湾乡二百户农民委员会。平川区的打拉池和水泉堡农民委员会也是在这一时期组建的。
1936年10月7日，由红四军政委王宏坤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红四军十师的两个团）到达会宁县城，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会师。8日，红四方面军十师一部也到了青江驿，与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会师。9日，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和红四方面军及其直属部队，分别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四方面军政委）率领下抵会宁县城，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及红军大学、步校的3000名学员也同时到达。
10月10日傍晚，会宁县城一片欢腾，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提前到达会宁的西方野战军（即从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县城的文庙大成殿隆重地举行了庆祝会师联欢会。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会议。红军总部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陈赓等在主席台就座（时彭德怀在打拉池）。徐向前说：“……今天的会合，不论在任何人眼里看起来，都是一个惊人的胜利，它是我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陈昌浩、陈赓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为了保证会师后一、四方面军的安全休整，阻止尾随我军的敌人步步进逼，在会宁周围组织了三次战役。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分别在大墩梁战役和慢牛坡战役中为国捐躯。
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消息传出后，大大鼓舞了迤逦西进的红二方面军的将士们。其先锋部队兼程疾进，经天水、过秦安、通渭，10月15日顺利到达会宁老君坡，同前来接应的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会师。17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率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从通渭县进入会宁县；由陈伯均、王震统率的六军等二方面军的部队也先后跨越西兰公路，进入会宁，受到一、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红二方面军在会宁作短暂的休整和给养、服装和战备物资的补充后，于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率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二军、三十二军，从会宁老君店启程，经会宁老君坡，会同六军向宁夏西吉县平峰镇挺进。10月22日，与左权、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率领的一方面军会师。10月23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军总司令部也到达打拉池，与彭德怀的西方野战军总部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在会师庆祝大会上，彭德怀作了《陕甘苏区状况和红一方面军发展情况的报告》。红军总部还组织机关排以上干部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7日作出的《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0月27日，彭德怀向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报告《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即集中部署四方面军的第四、五、三十一军在郭城驿南北和靖远，打击北进的王均部；一方面军则集结于宁夏同心城地带，伺机歼灭胡宗南部先头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计划。后来由于敌我态势的变化，“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施。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是中国共产党自发动南昌起义以来第一次军事力量的胜利大会师。原来分散在各处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之火，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为了国家的生存、民族的兴旺，终于突破反动势力的重重封锁，以燎原之势汇聚白银。这是中华民族希望之光，也是抗日救亡的力量之源，她必将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冲击波。谱写未来的伟大领袖、各领风骚的绝代精英、所向披靡的良帅猛将云集于此，是白银亘古以来所没有的，它将在中华民族的史页上焕发着夺目的光彩。
到达白银的领导人，除朱德、彭德怀、邓小平、贺龙、任弼时、刘伯承、聂荣臻、李先念外，还有：
西方野战军方面（一方面军）：左权、徐海东、程子华、杨尚昆、周士第、王首道、宋时轮、宋任穷、甘谓汉、闫红彦、杜平、陈赓、杨成武、杨得志、谭政、萧华、邓华、李天佑、黄克诚、舒同、谭辅仁、杨勇、苏振华、韩先楚、刘华清等。
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方面：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王宏坤、许世友、李聚奎、张宗逊、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傅钟、谢富治、周子昆、宋侃夫、伍云甫、徐长勋、李卓然、贺诚、刘志坚、董振堂、黄超、罗南辉、程世才、李天焕、余家寿、叶道志、周士元、熊厚发、郑维山、张文德、徐涂吉、叶成焕、杜义德等。
二方面军有：关向应、王震、甘泗淇、李达、陈伯均、贺炳炎、彭绍辉、黄火青、张启龙、易清元、罗炳辉、袁任远、李干辉、赵客、卢工生、冼恒汉、李井泉、廖汉生、常德善、张辉、刘忠、王赤军、张振坤、余秋里、陈宗尧、王尚荣、谭友林、刘华香、余宜光、杨秀山、李真、陈靖等。
渡河西征写春秋
会宁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6年10月11日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指令红四方面军配合西方野战军进军宁夏，扩大陕甘宁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立即动员全军将士，向靖远黄河沿岸进行战斗转移，形成强渡黄河的强大态势。前锋部队是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他们还负责制造全军渡河急需的大批船只。四军、五军、三十一军，则在青江驿、华家岭一线作扇形展开，阻击南面的敌人；九军作为预备队，活动于靖远、会宁之间，前后呼应。
前面是封锁黄河西岸的马步青部的两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背后国民党以优势兵力分三路尾追红军，由南向北迅疾逼近，意欲将红四方面军压迫在黄河以南、西兰公路以北地区，一举歼灭。中共中央立即电令红四方面军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三个军阻击南路进攻之敌，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向三十军下达了强渡黄河的命令。率先渡河的前卫二六三团首先从靖远红咀子偷渡，因中流搁浅，未能成功，决定从靖远虎豹口强行渡河。为防止驻靖的国民党李贵清旅从背后袭击渡河部队，派一个团佯攻靖远县城。
10月24日黄昏，二六三团按时进入战斗位置。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师长熊厚发，亲临前沿指挥。晚11时整，团长一声令下，满载红军勇士的渡船像箭一样射向对岸。船至滩头，被敌人发现，弹如雨点，向渡河勇士袭来。红军掩护火力在程世才代军长的亲自指挥下，猛烈还击，敌阵顿时一片火海。渡河勇士趁势突击，扩大战果，歼灭敌军一个连，占领碉堡10座，为主力渡河创造了条件。至25日夜，红三十军7000多人全部渡过黄河。徐向前、陈昌浩分别致电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我三十军已于靖远附近全部胜利渡过黄河天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机关、部队，及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骑兵师计2600余人，于27日晨全部渡过黄河。九军6500余人也同时跨越了黄河天险。负责监视靖远县城敌军关麟征师的红五军4000余人也于10月30日渡过黄河。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三十军、九军、五军和总指直属部队，共计2．18万余人，于11月初陆续进入景泰县，迅速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即中共中央《10月份作战纲领》）。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以强大的攻势粉碎马步青骑兵第五师在黄河沿岸的防线，抢占一条山、五佛寺等战略枢纽，打开红军北进宁夏的门户。10月底，率先飞渡黄河的三十军八十九师，迅猛扑向靖远县吴家川，击溃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师第一旅，旋即挺进至景泰尾泉一带，再次突破敌阵，乘胜追击敌马禄、韩起禄、祁明山部至锁罕堡、一条山一线。11月1日固守五佛寺的祁明山旅及马鸿逵部的一个骑兵团，也被三十军击溃，五佛寺黄河渡口完全被红军控制。三十军趁势分头进击：一部直捣敌前线总指挥部驻地大芦塘；一部抢占一条山；军部和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分别进驻双龙寺、秀水、黄荣渠等地。九军在一条山以南的锁罕堡、三塘、福录水、大拉牌一线呈扇面展开。红五军设防于三角城渡口，作后方掩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妇女独立团进驻赵家水。总供给部和妇女工兵营进驻脑泉。至此，马步青部驻景泰的三个旅大部分被分割包围，敌在景泰黄河段的防卫全线崩溃。
红四方面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渡河作战行动，使国民党当局为之震惊。蒋介石电令马步芳率国民党新二军、骑五师火速驰援河西。马步芳令马元海督两个骑兵旅及反动民团共1．6万人，日夜兼程扑向景泰一条山一线。11月3日，当三十军重创敌军、步步进击至一条山一线，脚跟尚未站稳，即遭到马元海部地空配合、步骑并进的猛烈攻击，九军也同时遭到敌援军的袭击。红四方面军腹背受敌，连续疲劳作战，仍斗志不减，力挫敌军锐气。
11月6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指令，迅速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决定放弃一条山阵地和五佛寺渡口，挥戈西向，进击河西，建立根据地。1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基本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其它成员为：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西路军下辖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11月9日，西路军兵分三路，直指河西。在红军战史上，最为惨烈悲壮的西部征程，从景泰揭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