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挥师南下渭北地区。2月13日，游击队攻占了旬邑职田镇，15日在阳坡头歼灭进剿之敌300余人，之后转战淳化、耀县、宜君等地。月余后，从陕西境内返回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当时，正值湫头农民赵锁手持三节鞭赶跑正宁县政府前来催款的“马师爷”，县政府扬言要血洗南原，而农民为防镇压，已组织起200多人的民团商讨对敌之计。游击队闻讯后，决定改变行动计划，立即就地发动群众，围攻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19日夜，三嘉原、寺村原群众冲破沿途豪绅阻拦，翻沟来到山河城西的柑柏树、移风一带。同时，游击队从月明原向山河城东急行，欲与群众配合形成两面夹击阵势。不料向导迷路，夹击未成，第一次围攻山河城遂告失败。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移驻寺村原，将当地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3月22日召开五六百人的农民代表大会，在寺村原宣布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群众习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他们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打土豪、分财产的斗争，公判处决了民愤极大的豪绅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德功。“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开创了陇东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4月13日，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群众配合下再次攻打山河城。他们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将陈硅璋部增援的一个骑兵营击溃。但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城未攻克。转而奔袭旬邑县城，大获全胜，歼灭守敌300余人。这是陕甘游击队战史上打开的第一座县城。
同年4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这位“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认为攻城失利是“逃跑主义”，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了谢子长总指挥职务，派其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谢在靖远水泉堡兵变成功，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任总指挥），命令游击队到旬邑马家堡集结，将游击队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队长分别由刘志丹、阎红彦担任，强迫其分散活动。5月，因敌分路“围剿”，为了统一指挥，陕西省委又命令两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恢复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队委会书记。半月内，部队转战5个县，作战9次，共歼敌14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正当胜利之时，陕西省委又命令部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到陕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在危急情况下，刘志丹遂率部越过子午岭进入陇东。
6月底，刘志丹率部撤到宁县麻子掌，部队只剩下200多人。由于军事上的失败，部队思想混乱，领导之间在行动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为此，在麻子掌召开了队委会。是南下三原，还是依托桥山山脉打游击，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遂决定南北分家，各自行动。正在这时，阎红彦带领百余人到距麻子掌不远的梁掌堡。两人见面后交换看法，阎红彦同意刘志丹的意见，主张不要南下，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部队领导人在梁掌堡召开了会议，由于阎红彦在会前分别做了工作，会议决定以桥山为依托，伺机再向南向北发展，进而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会上推选阎红彦为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高山堡、刘志丹、强龙光分任大队长，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梁掌会议避免了游击队的分裂，使游击队行动的决策符合当时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情况，对这支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和后来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关系重大。
【西华池起义和游击队的艰苦征程】西华池正当庆阳到宁县以至入陕的要道，是合水县的一个重镇（现为合水县政府所在地）。当时该处驻军为国民党陆军新编十一旅特务营一、二连，由营副潘立廷指挥。从1929年开始，我党在这支军队中的兵运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在该部工作，地下党员主要有李树林、高鹏飞、胡立亭、冯世光、曹化民、吴启昌等，高鹏飞时任特务营一连连长。1932年6、7月问，谢子长靖远兵败回归陕甘途中，曾派欲去兰州的杨林、苏生儒、高照璧转道庆阳，于十一旅搞兵运工作。他们打进去以后，通过多方面了解，认为在共产党员高鹏飞所在的特务营一连举行士兵暴动，条件最为成熟，遂派共产党员宋廷璧到盘克原找陕甘游击队联系。经刘志丹、阎红彦同意后，于7月9日举事。高鹏飞所在的一连首先赞同起义，然后趁二连上操的机会，一连突入操场，收缴了二连架起的枪械，并命令二连集合待命。与此同时，杨林等人冲进营部，协助陪营副潘立廷打麻将的高鹏飞解除了潘的武装。当高鹏飞到操场郑重宣布一、二连起义时，在场官兵热烈鼓掌，积极拥护，表现了官兵们向往革命、弃暗投明的愿望。起义部队作了临时编队，共约170余人，天黑后开往盘克。次日晚，起义部队与陕甘游击队在盘克武洛正式会合，被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阎润平任政委。西华池起义是陕甘军运史上成功的一例，它削弱了西北军阀在陇东的势力，发展了人民革命武装，扩大了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西华池起义的成功，促使大批农民踊跃参军，部队很快发展到步骑兵500多人，开赴正宁县的湫头、陕西旬邑一带休整，以图更大发展。7月下旬，陕西省委派李艮（李愚痴）来游击队担任政委，并传达了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表现了中共陕西省委“左”的错误领导和对陕甘游击队党委的严重不信任。李艮在正宁南邑连续召开六七天干部会议，批判所谓“机会主义领导”，空谈创建新苏区和二十六军问题，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限令20天内将五顷原土地分配完毕；在队委会外又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委会”，以向“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斗争。就在李艮整天泡在会议之中批判“机会主义领导”之时，敌人从容地完成了进攻游击队的部署。在敌发起进攻后，李艮又命令游击队硬攻和死守。8月13日硬攻王郎坡寨子失利，部队损失五六十人。18日经三嘉原撤至五顷原，又迎敌死守，结果再伤亡30多人。部队当晚退至三嘉原，19日晨敌又包抄上来，情况十分危急。正巧太阳出来后山峁沟壑上大雾腾起，借此掩护，部队奋力突围，在宜君县马栏聚齐时只剩下200多人。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部队损失过半，队委会解散，根据地丧失。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艮回省委汇报。陕西省委对李艮本人作了严肃处理，但仍然强调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义领导”，撤销了阎红彦总指挥职务，重派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稍事休整后，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于9月12日在照金歼敌获胜，后向西北转移，在淳化县安子洼、正宁县刘家店两次与敌遭遇，战斗失利。为解决部队给养，9月25日奔袭保安县城，再次失利。不得已退至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时值秋冬之际，严寒将至，伤病员大增，部队衣食无着，士气低落，陕甘游击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谢子长主持队委会，决定分散外出活动，渡过难关：刘志丹带70余人到合水拓儿原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60余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带骑兵队到照金一带活动，谢子长与吴岱峰等留守平定川、豹子川，照看伤病员。经过近两个月的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筹集到不少粮款物资，部队元气恢复。陕甘游击队在艰难的征程中，终于军威重振，于12月初，再出桥山，南下渭北。他们将迎接更加艰巨的斗争。
）第二节 红二十六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陇东工农红军的发展和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斗争，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在陇东的具体实践。
早在1928年10月，毛泽东就针对党内一些人的悲观情绪和他们多次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在为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11月，又写了《井冈山的斗争》。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深刻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特点，科学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回答了党内一些人的疑问。毛泽东从5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农村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和白色政权之间的地方割据，客观上给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存在着大革命的影响，红色政权能够首先在革命运动曾经发生过、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诞生并得到成长；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构成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发生和坚持的主观因素。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一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又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通讯，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革命根据地为战略依据，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同年5月，他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情况相结合，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对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革命实践产生了革命理论，革命理论又指导了革命实践。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经三湾改编，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进行根据地建设。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至七月，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到了成功的实践。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在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着重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十大政纲。在党的“六大”路线和井冈山道路的指导下，从1928年到1930年，全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红军部队发展到10万余人，控制和作战范围达11省300余县；建立革命根据地11块。这些根据地主要有红一方面军所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1931年成立）所在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所在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三军团所在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十军所在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红八军所在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1932年成立）所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初始于1930年刘志丹、谢子长来到陇东组织革命武装，于1935年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斗争。这一斗争的后半期，是以红二十六军的成立、失败、恢复、壮大的过程为其主线的。也正由于发展壮大了的红二十六军建立了稳固的战略区域，才使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得以成熟。
【红二十六军的成立及其南下失败】 1932年12月24日，根据党中央同年4月20日《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和陕西省委同年6月、8月的指示，红二十六军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成立。当时只有一个团，就是由陕甘游击队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简称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特务连和青年连（1933年改称少年先锋队），共200多人。杜衡任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由于杜衡的“左”倾偏见，刘志丹被排斥在领导者之外，只任团政治处处长，谢子长、阎红彦被送往上海中央局“受训”。
红二团成立以后，执行陕西省委关于创立照金苏区的任务，部队南下。照金，位于耀县西北，是桥山南端的一个小镇。这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地势险峻。12月26日，红二团迅猛歼灭焦坪守敌60余人，接着消灭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部队发展到300余人，并帮助地方党先后建起了香山、芋园、照金、旬邑、宜君5支游击队。在庙湾与夏玉山（夏老幺）民团作战中失利，部队撤离照金苏区，刘志丹接替郑毅任参谋长。1933年2月上旬，红二团转移到正宁县的三嘉、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在湫头王郎坡设计伏击赵世绅民团，将敌全歼于石炭沟，赵被活捉后拉至三嘉狼牙洼处决。随后，部队又回到照金。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正式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4月5日，经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至此，地跨耀县、旬邑、淳化3县边界的照金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3年4月下旬，杨虎城、井岳秀以4个正规团和6个县的民团约8千余人兵力进犯照金根据地。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习仲勋等率领游击队坚持斗争。经过20余天机动作战，歼敌一批，部队发展到500余人，进犯之敌也撤出照金苏区。5月25日红二团回到照金。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北梁举行会议。会上，被暂时性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杜衡，置刘志丹等人的正确意见于不顾，强行作出南下渭（南）华（县）的决定。？胃华地处关中平原，既无险可凭，又有敌重兵驻扎，非常不利于小部队游击作战。但由于杜衡的威逼，29日，红二团从照金出发南下，次日到达三原。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只身离队。红二团渡过渭河之后，在关中平原遭到杨虎城部四五千兵力的围追堵截，惨遭损失，退人秦岭山区。后在蓝田张家坪与千余之敌恶战一场，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等指战员突围出来，历经磨难，回到照金，生还者约100人。我党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这一支陕甘红军部队，就这样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