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正是源于闺秀传统和家族内部文化传承机制同时走向消亡的事实。不过，正像近代以来诸多被打倒的传统一样，闺秀传统也不可能在新的世纪了无痕迹。事实上，其中的若干精神和因素，比如对女性知识能力的推崇、对女性审美体验的认可、女性的自尊自爱、甚至是某种贵族式的生活情趣，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此后，包括一些曾经向传统挑战的女性。
对于单士厘而言，闺秀传统伴其一生。这位裹着小脚走遍世界的女性，晚年孙曾绕膝。在与女友诗文唱和之余，目力不济的单士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编着《清闺秀艺文略》和《闺秀正始再续集》，她对恽珠着作的接续，直接表明了她对其中所体现的将“才女”和“妇德”合而为一的清代闺秀传统的认同、继承甚至是回归。当年的《癸卯旅行记》或者只是壮年旅行时的即兴之作，而初刊于1928年的《清闺秀艺文略》，在十数年后单士厘仍然在不断地修改。在经过她的小叔钱玄同编目过的抄本上，单士厘在尾识中工整地写着“癸未年腊月十三日，阳历一月八日，钱单士厘自识，时年八十六”。那是1944年，次年，单士厘去世。
对于一代代从学堂走出的新女性来说，闺秀传统也许只是祖母嫁箧中漂亮但已过时的首饰，但对于祖母来说，那首饰却包含着所有关于人生、幸福、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认同。闺秀传统应该是我们解读单士厘这样的女性所不可忽视的起点。
三、由壮岁到暮年：通过其着述的观察
时间通过各种机制来对史料进行筛选，这些机制包括了政治运动、社会思潮、个别家庭的际遇这些似乎有偶然性的东西，也包括发生在那些纸质载体上的发霉虫蛀这样看起来纯技术的因素。
对单士厘这样一位即使在妇女史当中，也只是二三线的人物来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已经足以使我们今天不仅完全不可能编出一本如宋庆龄的那样细致到每一天的年谱，甚至在我们试图把握其一生的主要思想脉络时，也要加上不少的想象才能填补那些史料间的巨大空隙。至今单士厘的形象还主要依赖于其壮岁时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这里结合她的几种着述对她的思想、记忆等方面的分析，也只能是在检讨她的已有形象，还原更大范围的真实过程中所呈现的一鳞半爪。
1.《癸卯旅行记》中的民族国家观
逐日记录1903年的那次跨越两洲四国的旅行时，单士厘已经45周岁了，她的生活半径早已超越了传统的闺阁女性，是一个对日本已经很熟悉了的外交官的夫人。虽说已经是外祖母，但在其多寿的一生中尚是壮岁。一部《癸卯旅行记》已经被海内外的诸多研究者从众多角度进行了解读。在许多相互重叠的目光中，单士厘的处于那个过渡时代的民族国家观念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和讨论，而实际上，单士厘的不少议论都体现着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民族国家的一系列概念的重新定位和思考，是横贯于单士厘整个旅行的一个重要思想线索。
西方的强大、中国的落后、日本的崛起，近半个世纪的体验已经使基于进化论的种族竞争观念成为国人关于世界秩序的基本想象，也是当时国人最优先选择的解释世界和表达对中国的忧患意识的分析工具。而穿越多个国家而形成的强烈对比，使单士厘在这一点上有十分深刻的领会。参观大阪博览会时，她认为博览会的作用即在“唤起国民争竞之心”。过路釜山时，对朝鲜苦力被日人欺辱又不自知的描绘，展示的尽是在种族竞争中落败者的可悲可叹。单士厘的种族竞争观念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黄种和白种的竞争。联黄种而抵白种，是她不少议论的思想背景，作为黄种人中成功崛起的案例，单士厘对日本有很深的情感，“寄居既久，往复既频，视东国如乡井”。日本作为一个既能学习西方，又能保存东方特色的成功典范，寄托了单士厘相当多的忧患和期待。旅行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单士厘对日本从制度、民风、习俗等方面一再的赞赏，而相对应的是，中国、朝鲜、俄国的政府颟顸和民众愚昧则成为单士厘针砭的对象。参观京都时，见其宫殿广洁古雅，与欧美的奢华相对比，她认为“日本崇拜欧美，专务实用，不尚焜耀”。在入俄境的火车上，设备服务均极低劣，这也使单士厘想起在日本的“‘西京’、‘伊势’二船上何等亲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正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的一个高潮，单士厘在《癸卯旅行记》中的亲日诋俄，既有其自身的经验感受，也是时代观念的反映。而其黄种同白种竞争正是理论基础。数年后，单士厘作《归潜记》时，称儿子稻孙作的《摩西教流行中国记》和自己作的《罗马之犹太区-格笃》的意义在于“一以溯景教与犹太一贯之渊源，一以示景教与犹太难融之意见，并以示亡国遗黎受辖于白人治权下之惨况，受辖于黄人治权下之自由云”。黄种和白种这样肤色的差别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被附上了相当多的政治意蕴。
而在后一文末，单写道：“此格笃记，阅者宜细心味之。数百年后，吾人当共知之。”她希望读者读出的弦外之音，即把犹太人的境遇作为中国人的警示，体现了基于中国忧患而产生的强烈的种族意识。
和种族竞争相联系的是进化论思想。由严复开始，进化论曾影响了几代寻求富强独立的中国人。单士厘在思想意识上已经深深烙进了“物竞天择”、“种族竞争”的进化之理，而进化论发生作用的基础就是在中西直接对比下所产生的国穷种弱的切身感受。在其《癸卯旅行记》所写的赴俄的旅程，处处体现出强调竞争的进化论视角。在朝鲜看居民门口的一对联为“人谁敢欺修身者；天不能穷力穑人”，单士厘的评价是“委心任运，昧于物竞之理”。对另一联，“浇薪烧灾去，汲水汲货来”，单士厘的评价是“求幸福于无何有之乡，而不图自励，日就困绝，岂曰无因”。对于儒家文化圈所具有的中庸、静持的价值观，单士厘从进化论的角度否认了其合理性。这在下面一则事中表现更明显。在路过满洲，单士厘听到哥萨克士兵持刀进入一四口之家，污辱家里年轻的媳妇，其余三口人只会抱头大哭，最后四口全被杀。她深为感慨，认为纵然手中没有武器兵刃，也应当用嘴咬敌兵，怎么能够坐以待毙呢？结论是，“专以克已无竞为学派者，其效乃召灭种，可骇！”
火车路过色楞格河，单士厘看到广袤的土地，想起幼时所读的塞北战争的记载，耳畔响起了铁骑胡笳之声，感叹“凡政教不及之地，每为国力膨胀者施其势力，亦优胜劣败之定理然也”。这一次的旅途，单士厘穿越日、中、朝、俄四国，其中既有竞争中崛起的典范，也有竞争中落败的例证，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在单士厘的眼中一再得到印证。
基于进化之理，探讨种族竞争，体现的都是一种忧国爱国的情怀。不过，单士厘的“国”的概念，体现出了清末那个特殊背景下，面对新的世界时的复杂变化，其中的不同层次也还需细细区分。
首先，她经常强调的是“国”和清政府是分离的。大阪博览会上的林业馆展览中，单士厘发现展品分帝室产、国有产、民有产三种。其特别揭示这一点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帝有与国有之迥别”。如果说此处有点借题发挥，那么不少地方表达出的对满清政权的不满已是十分明显。比如一再提到权贵对外事、疆事很多好的建议不能采纳而至国事一误再误。在看到庚子年时宁古塔副都统给俄人树的歌功颂德的碑后，单士厘的文字极尽讥讽之意，“讷荫满洲世仆，其忠顺服从，根于天性，见俄感俄，正其天德。”“天性”与“天德”这样的词使其对清政权的厌恶跃然纸上。
这样的区分既有传统中对道与国、天下与国家的区分的影响，也有对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感受，以及当时维新革命两派对相关问题的诸多政论耳食，更直接的则是来自于对丈夫钱恂此一时期对清政府的不满议论的领会。
其次，单士厘倡导为国家尽责任的国民观念。她特别强调女子应当具有国民意识，她曾专门提到俄国皇后和日本皇后在克里米亚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率红十字会，亲自疗治伤员。与此对比的是中国女性的国民意识的淡漠，“中国妇女闭笼一室，本不知有国。予从日本来，习闻彼妇女每以国民自任，且以为国本巩固，尤关妇女。”在这里，即使女性的觉醒也不是女性个体的觉醒，而首先是作为国民的一分子而觉醒的。这是一种危亡情境下的国民观，从个体价值的角度看肯定有其局限性，但其前置的意识恰是，国不是一个人的国，不是一个政权的国，而是所有国民集合而成的国。
再次，对国的忧患、对国民意识的提倡又是与对民众的愚昧麻木的失望相联系的。这一点在《癸卯旅行记》中时有反映。比如回到上海时，不自觉感叹中国人无公德心，“道秽人杂，几不可耐”，不得以，行路只能靠坐轿，又感慨，“本国旅馆，殆无一可居者”。而上海也是“历五十年之久，竟无一毫改新意”。基于此，单士厘思及故国的前途常有迷茫、悲观的色彩。认为“中国前途，晨鸡未唱”与对中国的国民性批判相参照的是，旅行中所见的朝鲜人、蒙古人在单士厘的文字中也都是麻木、不振作的形象，“噫！
此种人不但不能自立，并不堪作奴仆……”类似的表达既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也多少有些对于在种族竞争中更处于下风的民族的歧视在其中。进化论的逻辑给予弱者的往往是鄙视大于同情。
又次，基于对国民的倡导和国民性的批判，单士厘把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培植国民教育上，通过立国民而立国。通过教育培养出合格的国民，是强国强种的最可靠的途径。在参观日本的大阪博览会的教育馆时，单士厘感叹“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她对丈夫钱恂的“国之所立在人，人之所立在教育”的观点非常信服，“年来外子于教育界极有心得，故指示加详，始信国所由立在人，人所由立在教育。有教必有育，育亦即出于教，所谓德育、智育、体育者尽之矣。”在单士厘的眼中，教育已不只是知识传递与生产的方式，其目的也不仅在于培养专门化的人才，教育已被赋予了塑造培育国民的新的使命，“要知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并非为政府储备人才，故男女并重，且孩童无不先本母教。故论教育根本，女尤倍重于男。中国近今亦论教育矣，但多从人才一边着想，而尚未注重国民，故谈女子教育者犹少；即男子教育，亦不过令多才多艺，大之备政府指使，小之为自谋生计，可叹！况无国民，安得有人才？
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教育是用来培养国民的，在这个角度上教育和强国强种、国家振兴的目标有了最大的沟通。
2.《懿范闻见录》及其中的女性战争记忆
写作《懿范闻见录》时，单士厘已入晚岁。从内容上看，虽说其中还录有数位外交官的洋夫人，但主旨和传统的《列女传》、《女诫》之类的女训书相去不远，均在为后世垂范。在书前的自述中，单士厘表明自己是想向后辈讲明这样一个道理，“凡家庭和睦勤俭讲礼信者，昔贫今富，昔贱今贵，若骄奢淫逸之家，或阖门遭难，或孑遗失所，昔富而今贫，昔贵而今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