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应只是嘲笑: “Lyle，我给你一次机会，这次我就当没听见，我问你‘亲爱的，你说什么呀？’你就回答‘我什么也没说啊’。”
他笑了笑，没有说话，左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抚过我的脖子。电梯到了他住的那一层， 门打开来，我们走出去，好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谈话。
一周之后，Lyle早一步飞回纽约。走之前对我说：“如果你要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我回答说：“不用。”他离开之后，我仍旧忙于工作，花了很大的工夫，多方斡旋终于把一份跨国界数据传输协议签下来，结束了在印度的工作。那时已经差不多是十月底，我跟Rydian两个人带着满满两箱文件登上了返程的飞机。
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很累，早晨起不来，下午两点之后，脑子就像进了水一样昏昏沉沉的，胸部很胀，有的时候会肚子疼，不是很疼，就是时不时地隐隐地痛上一会儿。刚开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辛苦和压力的关系。在那之前我好像也有过类似的症状，像是经前综合症，而那个月的月经也已经晚了快两个星期了。偶尔走过药房，我也会想到要不要买支验孕棒试试看，但总是觉得不太可能，我的月经一向不大准，而且Lyle每次都戴避孕套。他在这方面很小心，小心到叫我伤心的地步。哪怕是我很急，说不用戴了，他也一定会做好防护。当然他这样的人应该要小心，否则三天两头就可能有怀孕的姑娘逼他去结婚，或是把自己送上后天免疫缺失的绝路。
回到纽约的当天晚上，我在右侧胸罩罩杯里面发现一点湿湿的东西，挤一下乳房还有说不清楚是什么液体从乳头上渗出来。我害怕起来，惴惴不安地想到自己足足三年没有做过体检，妇科检查更是从来就没有过。想来想去，渐渐确定自己这回真的是生病了，后悔得要命，打定主意要去看医生。
不过到了星期一上班的时候，看医生的计划又被无限期地延迟了。因为印度那件案子，我被大大地表扬了一把。快到午休时间，Rona打电话过来邀我一起午餐，并且说有个人要介绍给我认识。一点钟，跟她一起下楼走到门厅，我才知道她说的那个人是史密特和谢林顿香港分所的合伙人，这一次是来纽约公干的。重点是，他可能会要一个人到香港工作。
“会有晋升，而且你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不是吗？”Rona对我说。
那个香港人四十多岁年纪，也说一口英式口音的英语，知道我从上海来，抱歉地说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整顿饭的时间，我们聊得很愉快。下午，我把简历发给他，然后又做了一次比较正式面试。从小会议室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还会再面试几个人，不过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那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明年元旦之后，你就会是香港最年轻的senior associate了。”
有一个日子，我始终记得很清楚，而且可能会记上一辈子。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五。
在那之前的一个礼拜过的超级忙碌。人事部很快就拟好了书面的派遣协议，发给我看。第一年我会以Secondee的身份在香港工作，薪水增加的部分很可观，另外还有海外津贴和服务式公寓。我心里就好像穷光蛋中了头奖一样高兴，表面上却还是装的一本正经的样子，对Rona说：“我回去仔细看一下，考虑好之后给你答复。”
离正式转调的日子只有两个月时间，我开始陆陆续续地做一些交接的工作，加上原来就在手上的事情也要在年底之前完成，一时间我又变得非常忙，那个礼拜下班最早的一天到家也已经过了十二点了，看医生的事情自然又抛到了脑后。偶尔想起来，也抱着一点侥幸，希望第二天醒过来，一切就都好了。我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和Lyle见面，改成吃巧克力疏解压力。我还没有跟他说起我的新工作，虽然我很清楚，这个人吻过我身上每一个地方，对我说过爱字，甚至提过结婚，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就这样走掉的，却一直没找到合适机会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星期五的下午四点钟，办公室里的空气到了那个钟点总是有点混浊而沉重。我又觉得头晕了，想站起来冲杯咖啡清醒清醒，才走出去两步，就莫名其妙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在地上了。真正失去意识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同事还是郑重其事地做了急救，叫了救护车。我被驾到担架上抬下楼，上了救护车，就已经清醒了。刚开始还觉得小题大做，但车子发动起来的时候，我想到马上就要去医院，得到那个一直回避的答案了，我害怕了，开始毫无道理地觉得自己一定是得了什么绝症，很快就会有一个医生板着脸对我说：“晚了，你还有两个月可以活。”然后臭骂我一顿，为什么没有每年做妇科检查，为什么不早点就医。
陪我一起去医院的是我们部门的一个秘书，我问她借了手机，没有想过要打给谁，脑子里只记得一个人的号码。哆哆嗦嗦地按了两次才输对号码，铃声响了四遍才有人接起来。
“Lyle，是我。”我说，语气还算镇定，告诉他我在救护车上，就要去医院。“你能来吗？”我问他，问得有点可怜，声音突然有些颤抖。
他回答：“当然。”问了医院的名字就挂断了电话。
救护车到医院时候，他已经在等我了。看到他的那一瞬，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落在他伸过来的手背上。我被放上床，然后推进了急诊室，医生过来问我有没有这个那个的病史，最近有没有撞到过头。看不到Lyle，我又变得超级冷静，坦白说：“别的没有什么，但是我怀疑我的乳腺有问题。”简单地讲了一下最近出现的症状，医生听了没有什么表情，叫护士给我抽血化验，并且要求我留院观察。
我被送进一间病房等结果，Lyle在旁边陪我。我有点发抖，但还是笑着对他说：“怎么办？我要死了。”
“你不会比我早死的。”他回答，还是一贯的口气。
我发了一会儿呆，又说：“那更残酷，我不想看到你比我早死。”
他坐到我床边，伸手把我揽到怀里。我侧过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终于对他说：“Lyle，我爱你。”话一说出口，又忙不迭地解释，“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用担任何责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爱你，虽然可能有点晚了。”
他说：“嘘——”有点烦躁地打断我，“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不知道你一直在逃避什么？”
“我不了解你，你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我其实特别简单，我的整个生活可以装进一个二十寸的旅行箱里。”
“旅行箱。”我喃喃地重复，里面有地方留给我吗？我这样想，但没有说出来。我伏在他肩上静静地哭，直到觉得心里郁结的那一点东西变得温热而酥软。我抬起头来，眼泪让视线稍稍模糊，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里也有一点泪光闪过。不管是不是看错了，我宁愿那是真的。
半个小时之后，医生推门走进来。问我是不是需要单独谈，我说不用，你说吧。那是一个深棕色头发，瘦小的中年人，一开始表情冷漠，看着我突然笑了一下，说：“祝贺你，你很健康，只是怀孕了。”接着又告诉我这只是激素检查的结果，因为我说肚子疼，他建议做超声波排除一下宫外孕的可能。
他滔滔不绝，但我却觉得有那么一会儿，那间大约十五平米的病房里充斥着一种尴尬的安静。我不知道Lyle是怎么想的，我当时的念头是：肯定搞错了。直到二十分钟之后，做完超声波检查，医生递给我一张黑白的小照片——一片模糊的黑暗当中，一个豌豆大的小恐龙蜷着身体，周围绕着一圈朦胧的光环，告诉我：“胚胎很正常，差不多三十到三十五天。”
我心里一个声音说，这下糟了，尴尬地对Lyle笑道：“我发誓，不是我事先导演好的。”
“Caresse。”他说。
“什么？”我莫名其妙。
“Caresse，名字，男孩女孩都可以叫这个名字。”他回答我。
从知道怀孕的第一秒钟开始，我就很自然地决定，在两个礼拜之内解决掉这件麻烦事情。在纽约这样的手术很方便也很普通，我没有觉得自己冷血，只是有点害怕那个过程。
但是Lyle给了它一个名字——Caresse，是个法语词，温柔的爱抚，海上的清风。男孩子叫着似乎有点娘娘腔，我毫无理由地觉得它会是一个男孩子。不过，管它呢，我并没有觉得这个小小的胚胎是个生命，也不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它在我体内存在着，毕竟它小到看不见的心脏甚至还没有开始跳动呢。但是为什么，他给它一个名字？特别的名字，不像克拉克或是埃米丽那样普普通通，而是特别的可以在人心里多多少少落下一点温柔的影子。
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差不多是晚上七点钟，借着车窗外面路灯和霓虹灯晦暗多变的光线，我又偷偷看了一眼夹在病例里的那张超声波照片。车子驶过第五大道那些华丽橱窗的时候，他问我：“Tiffany还是Harry Winston？”
我朝外面看看，那是个星期五，不管是Tiffany还是Harry Winston都已经关门了20。只留射灯照耀下的橱窗，和偶尔几个流连忘返的奥黛丽？赫本。
“我很感动。不过替我到鸭嘴医生的妇科诊所约个时间才是当务之急。”我回答。
“我就这么难推销吗？”他自嘲道，“我知道事情来得有些突然，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我没什么时间考虑了，再过两个礼拜我可能就要开始吐了。”我不当回事地笑笑，停了一下，然后告诉他，“我十二月底就要离开美国了。”
“去哪里？”
“香港。去工作，长期的。”
车子开到格林黛尔酒店门口，我们下车上楼，一路上都没有再讲话。他打电话叫了晚餐，侍者在他房间的客厅里摆好餐桌。他没有要酒，两个酒杯里斟的都是清澈的琥珀色苹果汁。我突然想到自己如今也算是个孕妇了，孕妇，陌生的字眼，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和我联系到一起。我早就饿了，只是心里好多事情，一直没有注意到胃的反应。等上完主菜，侍者出去了，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坐下来就开吃，突然记起来，最近总是很容易饿，而且那种饥饿的感觉会在嘴里留下一点点苦涩，这种味道已经有十天半个月了。
我笑着对Lyle说：“那个医生肯定觉得我是个笨蛋。”
“你就是笨蛋。”他回答。
我没有理会，低着头继续吃东西，淋上浆汁的鸭腿肉，配蘑菇和土豆泥，真得很好吃。但是，他的话，他说话时冷淡疲惫的语气突然让我觉得很难过。我努力睁大眼睛，想要忍住不哭，睫毛或是眼帘任何一下细微闪动就会让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盘子里。好不容易等到心情稍稍平复，眼泪也快干了，他却又走过来，跪在我身边，伸手抱住我，像哄小孩子一样轻轻的晃着我，低声念着他的咒语：“答应我吧，说吧，e，说吧。”
我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泪，推开他，说：“你真的不用这样，你每次都做了该做的，这件事完全是我的责任，没有认真把指甲抛光就不应该到处乱抓。”半是真话，半是玩笑吧。
他站起来，脸色和口气渐渐地变了：“可能在你出生的国家堕胎不算什么。”
这句话彻底把我变冷了，我哼了一声打断他：“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生命或是人权，如果我想听什么基督教义，你是我可以想到的最后一个选择。”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不会管别人杀掉多少个胎儿，但这个是我们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像吵架，但是我们确实是在吵架，“你是自私的女人对不对，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
“‘我们’真的存在过吗？”我冷冷地看着他反问，在他回答之前，就站起来走出去了。我没有回头看，听得到他没有跟出来。我一个人搭电梯下到底楼，心里又冷又麻木。几分钟之后，我在门厅等出租车的时候，他却也下来了，对我说：“至少让我送你回去。”
他看起来很平静，车子开到了我公寓楼下，我们告别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友好的，接下去的整个周末他也没有来找过我。星期一，我又打扮得很精神的样子去上班，跟同事和上司解释上周五昏倒不过是因为前一天加班加得太晚了。所有情节都让我错觉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结束了。直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收到一份快件，棕色瓦楞纸盒里装着两样东西——一个Harry Winston的戒盒盒和一份起诉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