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格里拉——远古的呼唤》系列散文，都没有关于香格里拉人物的专门介绍，但在系列散文即将煞尾时，我非常强烈地想写写我的同事和朋友方震东，尽管我事先没有征得他的同意。
方震东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不到40岁，个子瘦小，长相一般，唯一的特点就是戴着一顶藏族的毡帽，脸上随时挂着谦逊的微笑。
我在迪庆州任职期间，分管生物资源开发工作，这就认识了方震东。开始，我对方震东的印象并不深刻，随着我所开展工作的深入以及对他从事的事业的了解，由熟悉而崇敬，至今，我虽然离开这片高原几年了，方震东依然是我最怀念的朋友之一。
他是云南大学生物系的毕业生，迪庆维西县人，纳西族，在迪庆从事生物资源保护与开发多年，名气很大，已经是生物学方面的专家，建树很多，全省圈内人士都认识他。由于钟情于迪庆这片高原，省上几次调他到昆明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对迪庆这片高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我一到任，方震东便送了我由他主编的两本画册，一本是《绒赞卡瓦格博》，一本是《迪庆·香格里拉》。形象生动，图文并茂，对迪庆州生物资源的介绍真是细致入微。从这两本书就可以看出，要不是跑遍了迪庆的山山水水，怎么能拍出这么多精美而又罕见的图片？怎么又能够对这些图片进行科学而又生动的描述和阐释？我更从中感受到他对这项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对家乡的深情厚意。他创办了高山植物园，并参与香格里拉球根花卉公司的组建和管理，任公司的副经理；他还积极筹建香格里拉生物谷。在迪庆州的生物资源保护与开发方面，方震东是须臾不可缺少和最为活跃的人物。他虽然比我年轻许多，但能者为师，由于我生物学方面知识的匮乏，所以经常将他请到我的宿舍，向他请教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与他的交往，使我获益匪浅。我在系列散文中关于香格里拉生物资源方面的内容，大多数来源于他的介绍、来源于他出版的著作。在我负责“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工作期间，方震东不计任何报酬地配合我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的友谊是因事业和共同的志趣建立起来的，虽然现在联系很少，他和我都在忙各自的事，但我们都还相互惦记着。偶尔，他会打个电话过来，让我感到一阵暖意，脑海里浮现出他质朴的笑容。《易经》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仿佛一下子又回到在迪庆工作时的难忘岁月。
我在我的其他散文里介绍过：迪庆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突出的地区，被誉为“生物的基因库”。由于这一地区未受第四纪冰期大陆冰川的覆盖，加之区域内的山脉多为南北走向，因此，这里成为欧亚大陆生物物种南来北往的主要通道和避难所，是欧亚大陆生物群落最富集的地区。这一地区虽然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0.4％，却拥有全国20％以上的高等植物和全国25％的动物种数。目前，这一区域内栖息着珍稀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羚羊、雪豹、孟加拉虎、黑颈鹤等77种国家级保护动物；生长着秃杉、桫椤、红豆杉等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作为一个学生物学的大学生，这里确实是他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香格里拉是他的天堂。我由此理解：他为什么不走，因为他离不开迪庆这块高原，他要守望这个世界上已经为数不多的生物基因库。我因为缘分到了迪庆工作，并有缘结识了方震东。我非常崇尚穆尼尔·纳素夫的一句名言：“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你真实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时，才能体会到。”曾经打算像他一样，做一个痴情的守望者，但身体不争气了，组织关照，我调到省城工作。无奈与遗憾留在了我所钟情和眷恋的那片高原。
他的守望是有成效的。随时可看到他背着照相机，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蜜蜂，长年累月在这片高原上考察浩繁的生物物种、收集资料，不断地形成相应的报告，到省上去争取资金，省上的有关部门已经很熟悉方震东了，能给予的支持都想方设法倾斜。因此，他的高山植物园有了雏形，他不断地出版介绍这个地方丰富生物资源的图片资料和著作。他的设想和目标也是十分明确的：创办植物园、创办生物谷。一“园”一“谷”，这是他倾其毕生精力打造的舞台，他要通过这个舞台，保护和展示香格里拉美轮美奂、丰富多彩的生物资源。有了他的努力，已经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香格里拉的生物资源，关注这个在世界上已经为数不多的物种基因库、生物的避难所。这些年，不断地有植物学家、动物学家以及相关研究机构对香格里拉的生物资源进行考察，有的学者往往一住下来就是几年不走。
他的守望是很艰辛的。比起香格里拉浩瀚的生物资源，方震东所取得的成果还是微不足道的。他的高山植物园方才起步，规模也小得可怜。就目前来看，方震东仅仅只是搞了单一品种的就地保护。要集中展示香格里拉浩如烟海的生物资源，他需要付出非同寻常的巨大努力。就眼下的办法和途径，也许他一辈子也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他看中了小中甸旁边的一个谷地，这个谷地连接着莽莽苍苍的尼汝原始森林。他打算在这里建设一个生物谷，展示香格里拉的多种动植物资源，集休闲、观光、科考为一体，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他对我生动地描绘了生物谷的美妙前景，并为实现这个目标乐此不疲。我曾经两次到过这个地方，感觉确实不错。但是苦于没有起步资金，连编制规划都无从着手。我在省政府即将召开迪庆现场办公会议前夕，曾积极地向前来进行办公会前期调研工作的省政府研究室主任车志敏同志推荐，他到现场考察后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但是，项目前期工作搞不起来，争取支持或者市场化运作都失去了前提。这个项目太大了，就方震东的经济实力，搞一个“可研”，估计很难。迄今，这个“生物谷”依然只停留在方震东的构想之中，他依然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真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我悲观地估计，这个项目要完成从前期工作到投入建设这一系列繁杂的过程，方震东就是使尽浑身解数，还是可望而不可即。他的心太大，目标太宏伟，需要走的路也就十分漫长。
我曾经为方震东的设想、构想以及所付出的努力所感动、激动，曾经也为此做过一些努力。我认为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更是我这个分管生物资源开发的州级领导责无旁贷的事。但迪庆的财力状况，又使我在具体工作中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因此，除争取到省上给的花卉园区建设补助资金外，关于生物资源保护、展示方面的资金了无进展，感觉很对不起方震东，对不起我所钟情的这片高原。无奈时，想起唐朝陈子昂的一句诗：“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天地的确很大，人的力量的确很渺小。
我认为，无论方震东的高山植物园还是生物谷，都可以放大成为一个“国家公园”式的项目，像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非洲的国家公园等等。而纯粹天然的、能够建设国家公园的地方现在确实是不多了。通过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这个已经十分珍稀的生物基因库；通过开放国家公园，让人们认识真正的大自然，普及生态学知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意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协调。这在环境日益恶化、生物物种急剧消失的今天，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件事如果放到国家这个层面上来运作，我看就十分现实。在国家公园这个平台上，方震东作为土生土长的生物学家，比外来专家就有着很大的先天优势，就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孙中山讲过：“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但是，国家需要做的事情又很多，不知什么时候这个地方宝贵的生物基因资源能够引起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建设国家公园我看是没有时间表的，由迪庆州自己来做，除负债运作以外，别无他法。我总不能劝方震东先收一下手，耐心等待吧。他作为一个学者，一天也等不了、闲不住。他依然辛勤地采集、虔诚地守望、寂寞地奋斗，尽管他很困难、很不容易。徐特立说：“一个人有了远大的理想，就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也会感到幸福。”
从这个意义上讲，方震东是幸福的。
（这篇散文杀青后，我于2006年8月初陪财政部官员到香格里拉，虽没有见到方震东，却参观了由迪庆州斥资建设的“普达措”国家公园。据州长齐扎拉介绍说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这个公园的环境、规模、气势都令我震撼，守望基因库，呵护大自然，迪庆州已经迈出了可喜的、关键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