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两件事是应该受到特别关注的：一、两国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二、胡锦涛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件事，一涉“战略”，二涉“社会主义”，都跟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关。
2003年年底，中国大陆知识政策界提出“和平崛起”理论，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此一论述的“发明”，咸信与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以来，综合国力快速茁壮，对地区及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有关。面对着中国的崛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最早由日本某些人士提出“中国威胁论”，美国及国际间颇有人附和，当时，所谓“威胁”，着眼于军事的成分较多，后来，到九十年代末以后，则更多添了经济的成分，无论成分为何，此一论述的针对性、防御性或敌视性是十分清楚的。近来，间或有人提出“中国机遇论”，突显中国经济壮大对周边乃至全球经济的正面意义，但视中国的快速崛起为威胁者，视中国为潜在对手甚或是敌人者，毋庸讳言，仍不乏其人。“和平崛起论”正是在此等时空背景下，由中国提出，试图缓和并扭转国际间不利于中国形象的舆论氛围的一种努力。应该说，“和平崛起论”的论述还在探索和发展之中，其思维逻辑、主要内容及操作方式，仍有待海内外知识分子更多的参与与贡献，同时亦必须承认，这一个立意良好、方向正确、战略高度够的论述，在国际战略的折冲樽俎中须要及早部署定位及寻找出最佳的着力点及切入角度。
改革与社会主义
留意中国大陆政情发展的人都注意到，新一届党中央工作一年多来，社会主义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无论内容及操作上，都出现了新的理解与面貌：
——就任伊始，专程到了西柏坡、井冈山；
——取消出、返国时的送往迎来，取消北戴河会议；
——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在“三个代表”之后，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为民工追讨欠薪；春节到农民家包饺子，说要让农民过年都要吃上饺子，并说，这就是“社会主义”。
不但更重视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这一个过去常沦为政策口号的东西赋予了更多有生命力、更贴切民众也更富于操作性的内涵。
评论家郑永年先生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甚中肯綮。第一阶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经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这个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对内与中国国民党斗争，对外与帝国主义斗争，目的在建立一个新的主权国家。国之本质上，与欧洲社会主义有相当的不同，而且也误入了计划经济与全面公有化的歧途。
第二阶段，自1978年年底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始，到江泽民执政时代为止。邓小平针对计划经济下的贫穷进行了反思，毅然进行改革，并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又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最后（199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这个阶段，为了拯救被极“左”路线整得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为了使广大城乡民众迅速脱贫，重视了市场经济，但因缺乏经验，忽略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制度，因此经济增长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社会利益的矛盾也开始蕴积、浮现。
新一届党中央成立以来，是第三个阶段，开始关注到市场经济发展下的诸多失衡问题，并亟思以社会主义的理念与手段谋求匡正，进行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课题
我认为，这三个阶段正是辩证法逻辑中“正、反、合”的演变过程，三个阶段分别是正、反、合。新一届党中央诸多施政风格与作为，应是对社会主义的“实质”回归，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新且更深入的反省、理解与落实。
摆在当前中国执政当局面前的挑战是，在重新理解并重视了社会主义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做？
这里，让我尝试提出两个思路：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化”；二、是社会主义的“外延”。
先谈“内化”。如果说，执政为民，以民为本，或者，更重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那么，所谓的最广大人民，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最关心的根本利益，必须作为第一步先搞清楚，否则，执政为民，无从为起，以民为本，也无从为起。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需求是通过他们的购买行为，以钞票在市场供需所决定的价格上反映出来的。对某一商品偏好高，需求强，用于购买此一商品的支出（钞票）就增加，价格就上涨。所以，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之所好，看价格变动就十分清楚。
对照之下，政治运作中，要知道民之所好，就不能靠钞票了。发达国家的经验，是靠选票，由老百姓通过选票来反映他们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或立场，这即是民主政治。所以，如果认知到社会主义是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话，其实际操作无可避免地要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才能让供给者的产品（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准确地满足需求者（老百姓），如此确定的政策理念才能具体地落实在人民的生活之中。此即所谓社会主义“内化”的意思。内化者，将抽象的概念具象地落实于可操作的制度之上也。制度，就是胡锦涛总书记说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
其次，谈“外延”。
文首论及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既有有利之一面，亦有不利之一面，后者主要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增月累，无可避免地将招致来自于国际社会各种不同的理解与因应，包括了以敌意为成分针对中国的论述与行为。中国对此的回应亦可分为“言”与“行”两个部分。“和平崛起论”的论述是属于言的部分；“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是属于行的部分。这样的回应，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绝不能仅于此，仅止于此，就文胜于质了。必须要文质彬彬，有论述，有形式，更要有内涵，有实质。我认为，社会主义正是可以作为对“和平崛起论”论述及“战略伙伴”外交战略思维最佳填充的实质与内涵。
中国可担当重要角色
跨世纪的世界发展主潮流是经济全球化，精准地说，是市场经济全球化。这个无可逆转也无从回避的大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方面，出现全球效率、生产力、贸易、GDP的快速增长；社会方面，则导致全球分配的恶化、危机（金融、疫病、毒品）的蔓延，文化的摩擦，价值的冲突。人类可以接受及享受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利，但没有理由同时概括承受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弊。面对这个21世纪全人类的严肃课题，国际社会必须要有适当的成员提出适当的思路与对策。适当的成员是中国，适当的思路与对策就是“国际社会主义”。
“国际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针对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佳配套，其逻辑本质已见诸百多年来各国发展的经验，应毋庸置疑，此处不赘。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中国是提倡国际社会主义最合适的国际社会成员？
理由是：第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与结果是，大国强国受益多，小国弱国受害多。小国弱国对此缺乏反省能力，或有反省认知而提不出对策，或能提对策却“国”微言轻，不受重视。另一方面，大国强国如美国，完全清楚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效应与结果，但既为受益者，又有何意愿改变此等趋势？中国，或者还有欧盟如法国等，文明底蕴厚实，国力介乎强弱大小之间，反对单边主义立场一致，正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最佳倡议者。
第二，中国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前所云，当前改革的重点正是要将社会主义“内化”、“深化”，以完善中国的政经社体制。作“内化”努力的同时，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上将社会主义也为之“外延”，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就更清晰，气势也就更顺畅雄浑了。
“和平崛起论”与“战略伙伴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对内深化，对外延伸，利己益人，有理有节。在这样的思路、策略及其所营造的国内外大势下，中华民族的复兴或许才能真正抓得住五百年来最宝贵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