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姚睫正式“熟了起来”，或云建立了长期而稳定的联系，也是从那天开始的吧。当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太阳已经沉甸甸地压在了西山山脉上方，我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驾着车，问她：
“吃点儿什么好呢？要不再往北，到阳坊吃涮羊肉去？”
她略显疲倦地吁了口气：“我建议你去吃‘宜家’里的瑞典肉丸子去。”
“你说的是那个家具店里的快餐厅？”我说，“那何必。我没什么钱，可也不用那么省；更何况，你要想吃西式的，咱们可以找去找一家像样的……”
“我不是想吃，我是想让你把我送过去。”
“你搬家了，要买家具？”
“不，我在那儿上晚班。”姚睫说，“还有一个小时就要打卡了。”
“那你不早说。”我嘟囔了一句，压榨了一下“雪佛兰”的油门。这辆破车不情愿地跑到了八十公里，气喘如牛地往城里的方向奔去。从里道超过一辆“海淀驾校”的班车时，我差点和对面的车蹭上，吓得姚睫闭着眼睛“唔”了一声。
但她很快适应了我开车的风格，路过“百望山公园”的时候，已经有心思说闲话了：“去年秋天我来过这儿，红叶比香山一点儿不差，门票还便宜好多。”
我指指山顶：“那上面还有一个佘太君的像呢，据说一千多年前，老太太就是在那地方望着她的儿子、孙子、孙媳妇等等一干后代和辽国人鏖战——战场就在东边，现在改名叫‘上地信息产业开发区’了，从山上仍然能看得一清二楚。”
“北京这地方就是有杀气，不像我们老家，几千年来没打怎么过仗，历代侵略者都看不上我们，想投降都找不着组织。”
“所以北京是首都呢，有龙脉。”
“我最看不上你们北京人这种迷信般的优越感。”
我笑了：“你批评得对……不过这儿老打仗，也是因为战略位置比较重要。你能想象吧，古时候打仗，威力最大的就是骑兵，北方民族骑着马冲锋的时候，步兵在平原上根本无法阻挡。而能够抵抗骑兵南下的天险，就是北京一带的山区，也即岳飞梦寐以求想收复的‘幽云十六州’。一旦这地方丢了，整个儿华北平原就都暴露在铁蹄之下了——对了你家是哪儿的啊？”
“成都附近一个县城，雅安。”
“没听说过。”
她又‘切’了一声：“这不说明我们老家小，只说明你们孤陋寡闻。我们那儿的特产叫雅鱼，在北京吃贵着呢。”
“吃过吃过，拿泡菜烧的——既然吃人嘴短，我就承认雅安也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吃货。”她骂我，不过神色已经带着笑意了。我在“国防大学”门口拐了个弯，又聊起了人见人爱的“毛新宇大校”，不一会儿就上了四环路。车速开始慢了下来，我看看表，对她说：“应该不会迟到。”
“没关系。”她弯起腿，把身子缩在座位上，开始闭目养神。
半个小时后，我们好歹蹭到了马甸桥的那个“宜家”商店。这是一个主营北欧简易风格家居用品的大卖场，和“肯德基”一样，它刚进中国的时候，颇吸引了许多不开眼的小白领，但很快就露出了低档次的真面目。到了今天，来这儿买东西的，多是些刚在北京租房子的年轻人——我猜测，那些结伴而来的男女当中，未婚同居的占了一多半。而在很多事业有成的朋友眼中，我家里摆了几件“宜家”的家具，也是我“混得不好”的有力证据之一。
我摇下窗户骂了几句，才赶走一辆占道不走的“尼桑”汽车，然后费力地把车倒进停车场里一个宝贵的空位。姚睫立刻像上了弦似的精神起来，蹦出汽车，拽着我跑向一楼大厅。我们在人群中一路小跑，好容易到了员工签到的地方。她清脆地对主管模样的中年妇女说“对不起”，然后套上一个绿色的围裙，头上扎了块棉布手绢，又坐电梯来到灯具专区。
在一盏铁皮灯罩的高脚台灯下，她的桃儿脸晶莹剔透，尤在微微地喘着气。
“那我……一个人转转？”我说。
“您请。”
这幅公事公办的样子让我有点悻悻然，但看到她稚气而敬业的样子，不禁又想笑。这时候，一对德国老夫妇过来，咬着舌头询问台灯的调节方法，而姚睫则以流利得多的英语解答。我便插着兜，在商店里晃晃悠悠地逛起来。这里的“家居体验展览”很有意思，就是在大厅里辟出一个又一个开放的卧室、厨房、起居室，装修得和真正的居家一模一样，顾客要是看上了，可以整套买走。以前来这儿，我就特别喜欢随便找一间“屋子”坐下来看书，让我的前老婆自己去买零碎小物件。而今天正好赶上商场打折，顾客非常多，每间“屋子”里的歇脚处都被人占领了，一个肚皮圆滚滚的孕妇还在“卧室”的床上颠上颠下的，让人担心她随时可能被颠破水了。踱了好半天的步，我终于看见一间“客厅”空了下来，赶紧冲了过去，一个人舒舒服服地霸占了整张双人沙发。
也许是今天着实累了，我一坐下，眼皮便抬不起来了——睡倒也睡不着，始终停留在一种“假寐”的状态里。我的意识开始漂浮、迟钝，恍惚之中，觉得自己并没有躺在在大庭广众之下，而是在自己家的客厅里。但是身边来来往往挪动着的这些腿是谁的呢？也许是我的客人吧。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趁着楼上那家的老太太去外地闺女家，我在家开了个闹哄哄的“趴踢”；我先喝高了，客人们还在自便。都是朋友，谁也别见外，这景象是多么温馨……对了，有一个问题，陪我一起招待朋友的是谁呢？我的脑海里闪过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我的前老婆，一个是姚睫。这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它决定着我究竟身处在哪个时间段里。如果是我前老婆，那么就是她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吧，当时我比现在年轻着好几岁呢；而要是姚睫呢，或许是“以后”的某个时刻？我将无可避免地又老了一些……
忽然之间，我的意识又开始迅猛地“往前赶”，由此上溯到了自己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认识b哥这个王八蛋呢，我母亲一天到晚监督着我拉琴。有一次，我终于“啃”下来帕格尼尼的名曲“无穷动”，她特赦我出去玩儿半天，但我却根本不想出门了，只是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着谱架子发呆，听窗户外的两只麻雀鸣翠柳。那一刻，我真是觉得人生灰暗极了。
不对不对，我父母不在北京而在海南啊。假如他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作为一个好儿子也应该陪在他们旁边……不远处果然传来了海浪的声音，这可是一套地地道道的海景房……
“哎哎，这同志，到站了。”清脆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我用力睁开眼，看见姚睫乌黑发亮的眼睛。至于海浪，则是一个工人正推着满载纸箱的平摆车缓缓走远。
“你怎么擅离职守啊？我要去投诉你。”我用力挠着脑袋说。
“你……到底迷糊了多久？”姚睫有点诧异地看看表，“都下班了，广播好几回了。”
怪不得商场里一幅人去楼空的景色，白炽灯在嗡嗡作响的声音都能听见。我挺了两回腰，才站起来：“老喽，一坐下就犯困，晚上还睡不着。”
“别说得那么夸张，你这顶多是酗酒无度的后果。”她“扑通”一声坐在我身边，沙发的陷入让我不由自主倾斜了过去。
“累么？我给你捏捏肩膀？”我轻薄地问她。
她大大咧咧地扭过去，把后背暴露给我，同时指挥：“这儿——这儿——”
我揉着她薄薄的肩胛骨，觉得自己正在摆弄一件精致易碎的玩具。又看到她脖子后面浅浅的绒毛，心下一动，赶紧扭过脸去。
“公猴子给母猴子抓虱子呢？”一个穿着制服的小伙子坏笑着走过，抛下一句。
“讨厌吧你。”姚睫蹦跶了一下，随即夸张地大笑了几声，“呵呵呵”的声音很像故意模仿动画片里的某个蠢角色。然后，她转过来问我：
“你还没吃饭？”
“我不饿……不过也能陪你到外面吃点……”
“别到外面了，跟我去吃瑞典大肉丸吧，免费的，反正剩下也是卖成泔水喂猪。”
我便伙同她坐电梯上楼，到快餐厅去跟猪抢食。应该说北欧企业很厚道，丸子里几乎没有淀粉，囫囵一团全是紧凑的肉。这东西要是喂猪，猪没准都会嚎啕大哭。到底是半天水米没打牙了，我们埋着头，像比赛似的狠命往嘴里塞东西。我先吃饱，把盘子一推，这才开始跟她说话：
“你怎么在这儿工作啊？”
“我得谋生啊。”她鼓着嘴说。
“不是看不起劳动人民啊——我是说，咱们母校到底是所重点大学，向来以培养利益集团的鹰犬和跨国公司的买办而著称，你明明可以找一份煞有介事的、上班穿高跟鞋的职业……”
“又不是永远都干售货员，我是在过渡时期。”姚睫也吃完了，扬手打了我一下，“这儿不准抽烟——我正在考研究生呢，别说找不着像样的工作了，就是找着了，等考上了也得辞。现在这样不挺好么，白天看书晚上上班，在北京也算自食其力了。”
“考研究生？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以前咱们说过那么多话么？”她旋即瞪了我一眼，“而且你也没关心过我，光骂我了。”
“你说的是聊电影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地打了个哈哈，“那不叫骂，那叫艺术研讨。”
“没看出你跟艺术沾边儿。”
“那谁艺术？董东风吗？你是不是想考他的研究生——”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不知怎么了，我突然发现，董东风是横亘我和姚睫之间的一个“禁区”，一旦提起这个人，无论是我还是她都会别扭。
果不其然，姚睫低了会儿头，再说话时语气也生硬了：“那又怎么啦？不行吗？”
“可以可以，董老师是个好老师。”我赶紧岔开话题，“你考研究生，是不是也有就业方面的压力呀，想在学校里缓冲三年？”
“也有这个考虑吧。”
“那你还真不如我，我可是自觉自愿地当起了社会闲散人员——任它惊涛骇浪，我自手把红旗旗不湿。”
“扯吧你就。”她调整了一下，情绪高了起来，“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那时候找工作多容易呀。你毕业的时候大学生还算‘人才’呢，现在‘才’字儿早去了，能当个‘人’就不易。还有，你们北京的，再怎么不济也有个地方睡觉，崔健怎么说的？‘反正不愁吃反正不愁喝反正实在没地儿住就跟你父母一起住’——我们就不行了，随时流离失所，整个儿一群雾都——啊不，首都孤儿。”
“你这种勇于控诉的精神很值得称道。”我只好宽厚地笑，“倘若批判我能让你心情舒畅点儿，那我甘当靶子。”
“有一种高风亮节，其本质就是无耻。”
“我无耻。”
说着，我抄起桌上的碳酸饮料，猛喝几口，然后响亮地打了个嗝儿，把邻桌两个小姑娘都吓了一跳。姚睫惊叹地瞪大了眼睛，不由得为我这个绝技喝起彩来。我谦虚地说：
“吃的太多的时候不能玩儿这个，否则胃里的半成品很容易喷你一脸。”
“恶心死了。”她挺起紧绷绷的胸脯，活动了两下腰，突然说，“再陪我走走去？”
“还去圆明园？”
“不必了，就沿着环路走吧，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这老胳膊老腿，迟早让你给废了。”
她喜气洋洋地把我拽起来，又绕到我背后双手推我：“可别这么说了，说着说着就真老了。”
看来还有人认为我并不算老呢。我趿趿拉拉地往外走着，心里充满了那种“智力水平很低下”的欣喜之感。
那天晚上，我又和姚睫在北京的街头“刷”了大半夜。我次日不用上班，她也不用，这个城市的夜景，仿佛专门是给无所事事之徒准备的。北三环沿线的街灯像开了花似的闪耀，那些租金高昂的写字楼里，仍有大片的窗子亮着，一些人加班加点，给他们自己家的“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远处，为奥运会兴建的运动场馆已经破土动工，吊车的黑影高耸入云。我们沿着六车道的德胜门外大街往城里走，经过黄寺附近的“总政治部”大院和一家曾经显赫一时的夜总会，然后就看见了敦敦实实的城楼子。记得一个“文革”后期威震四城的“老炮儿”对我炫耀，他们那个时候，男孩子得徒手爬上德胜门城楼，才算完成了长大成人的仪式。而在许多更老的人的地理概念中，进了德胜门才算进了“北京”，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都叫“城外”。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也兴冲冲地去爬过德胜门。但是骑车来到城墙底下，却看见周围已经围了栅栏，城上打了许多木桩子，无数工人操着外地口音爬上爬下。这个景象让我顿时没了兴致。
姚睫仰着头赞叹：“保护得真好啊，一点也看不出是古迹。”
在那个白天时和停车场无异的环岛转了个弯，我们又沿着二环走，很快到了积水潭。解放军歌剧院刚结束了一次汇报演出，几辆黑色的奥迪车打着警报器呼啸而去，陪同前来的通讯连女兵则叽叽喳喳地登上大轿子车。因为被主路上的远光灯晃得眼晕，我向姚睫提议，不如去什刹海那边转转吧，她不置可否。我们便像很多习惯于在夜间寻欢作乐的人一样，穿过两条胡同，走到那片彩色的湖水旁边。经过这两年的残酷竞争，后海已经无法保持当初的品味了，很多小酒吧雇了东北人在路边招揽顾客：“啤酒十块，大哥，啤酒十块！”几乎每家店里都找了个歇斯底里的长发男人，唱着许巍或汪峰的励志歌——“我要飞得更高”或“怎能没有了希望的力量”——他们管那个叫“摇滚”。还有一些容貌可疑的女子穿着短裙夹着烟，大大方方地和外地游客攀谈。
“这地方都堕落得和丽江差不多了。”我拉着姚睫往“海”的深处走，寻找尚未开发成商业区的水畔，“你不怕我到了没人的地方顿生歹意吧？”
“完事之后别淹死我就行。”她说。
但就算我是一流氓，还真没有作案的地方：这片水域边，黑灯瞎火的地方也并不荒凉，反而是那些“真正的有钱人”置办的宅院——大红门足有两人之高，门口的石狮子个头儿大得足以给b哥家的那两只当爸爸。一辆“罗尔斯-罗伊斯”汽车随意地停在路边，假如门开了，从四合院里钻出俩香港人或山西人，绝对不会让人感到错乱。这地方本来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全北京人民都已达成了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