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景帝时，其弟梁王很受皇太后宠爱。梁王对袁盎等议臣恨之入骨，经与羊胜、公孙诡合谋，将太常袁盎及十几名大臣刺死于安陵门外。这在汉朝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景帝听后，十分愤怒，他当然会想到这是梁王派人所为，立即派有关官吏追查此案。这件案子办起来并不难，从尸体旁所留遗物分析，可以确定是梁王的人所为，当即上奏景帝。景帝见已得物证，并查明是羊胜、公孙诡二人所为，立刻派遣田叔、吕季主二人，前往梁国，缉拿凶犯。
田叔、吕季主知道刺杀袁盎的主谋肯定就是梁王，但梁王是太后爱子、皇上亲弟弟，即使捉拿了他，将来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自己说不定反而会受其害，但奉了皇帝的命令，又不能不办，于是，二人计议，不如把他放过，将羊胜、公孙诡拿获归案。
经多方言明利害，梁王最终忍痛令羊胜、公孙诡自杀谢罪，并将二人尸体交给了田叔、吕季主。田叔、吕季主见案情已了，立即动身返都复命，行至长安城东霸昌靡，二人就先派人到城里去打听情况，得知窦太后为了梁王之事，日夜忧泣。田叔本是老成练达之人，他没有同吕季主商量，就将此案案卷取出，付诸一炬。吕季主大惊。田叔道：君勿担心，我自有妙计，绝不会有事。 二人回到长安，见到了景帝，景帝问：事情办好了吗？ 田叔道：罪犯羊胜、公孙诡已经伏法。景帝道：梁王是否主谋？田叔道：梁王实为主犯，但请陛下不必追究！景帝说：办案的文书在哪里？我要亲自审阅。田叔道：臣已斗胆毁掉。景帝一愣，当即就要发火，田叔说：陛下息怒，陛下只有此亲弟，又为太后所爱。依照汉法，梁王是杀人的主谋，罪应当诛，若诛梁王，太后将食不甘味，卧不安席，陛下恐怕也会落个不孝的罪名。为不使陛下忧虑，何必再留案册，株累无穷！如今，我把案卷已经烧掉，凶手也已经伏法，这是死无对证，梁王可以不必害怕什么了！ 景帝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理，他正为太后哭泣不安，听了田叔的解释，心中略宽，遂令田叔入禀太后。
窦太后闻讯，知梁王得田叔袒护，不会再有什么事，也就停止了哭闹。因田叔办理此案有功，不久被景帝拜为鲁国的丞相。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儒家的“德治”还是法家的“法治”都摆脱不了皇帝的一人之治，也就必然会导致“人治”的结果。
在专制制度下，法律不过是帝王统御臣民的工具，因而是没有真正的“法治”可言的。
田叔烧毁梁王犯罪的证据，无疑是个徇私枉法的行为，然而，他不但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反而还因此而升为鲁国的相国。原因其实很简单：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违法并不可怕，违犯了主上的意愿才是恐惧和祸害的根源。田叔之所为既从表面上除了奸，又帮皇帝尽了孝道，为其免却了尴尬、保全了名声，而且还讨了太后的欢心，可谓一石三鸟。至于是否犯了法嘛，他也大可不必担心，因为皇上的话就是法。
在政治场上，怎样做到既可得到建功立业所带来的好处，受到上司长期的宠爱，又能避免因此而产生的危险呢？田叔在处理这样一种较为棘手的上下级关系时，显示了中国为政者的高度智慧：得罪人的事情我揽下，出头露脸讨好的事情都归上司，这样他才能立足、受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