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各种反华势力挑战中国，泛起一股新思潮，其主调是隐藏着反华情绪的“中国威胁论”。与美国的强大历程一直伴随着反美主义一样，中国的崛起也不断地引发各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的鼓噪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由来已久，在西方各种理论中多次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反华情绪，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甚至是歧视。2008年，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年度报告，这是该委员会自2002年以来发布的第6份报告。该报告基本继承了前5份报告的基调，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也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尤其是在所谓的中国太空威胁、网络威胁方面更是大肆渲染。同时，该委员会向美国政府提了45条建议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美国屡屡抛出“中国威胁论”，既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既同国际关系理论、同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地缘政治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息息相关，也同美国国内的复杂因素互为关联。就在最近，西方媒体报道称一个位于中国的电脑网络对100个国家1000多台电脑进行间谍活动，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称，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电脑网络安全，坚决反对并且严厉打击包括“黑客”行为在内的任何破坏互联网及电脑网络系统的犯罪行为，他愤慨的说道：“在国外，有一种鬼魂叫冷战，有一种病毒叫中国威胁论，冷战鬼魂附体的人携带着中国威胁论的病毒，不时发作，这些人利用谣言抹黑中国的企图决不会得逞。”然而，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对于这样的国家，没有谁（包括美国）能够制止它的崛起，中国的强盛与否取决于它自己”。为应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谐社会”、“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构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对化解“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的消极影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博弈中，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总是带着固有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中国问题，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西方媒体需要面对现实，言之有据，学会获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同时，在与西方国家和其他价值观的沟通中，中国民众也需要通过适当的交流方式消除与西方的隔阂，化解中西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撞。毫无疑问，国际上的各种干涉势力和干涉企图是始终存在的，但“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受干涉的国家能否捍卫自身的安全，关键要看后者有无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当代一些文化名人如费孝通、季羡林、王蒙等先生曾反复提出我们中国加强“文化自觉”、建设“文化大国”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季羡林先生说：“俗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性”。文化自觉是一个随现代性及异民族交往凸显出来的问题。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了“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自身文化的关系。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怀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必须在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21世纪如何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我们必须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跨文化交流”。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需要各自有文化自觉和反思意识，而这种文化自觉和反思意识，既可以将文化的差异感和相互不满从情绪性的宣泄引向理性的思考和认真的相互审视，又可以帮助和促进文化间的谅解和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自己，才谈得上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去认识人家，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的起点。诚然，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中都有优秀的部分，在这些优秀的部分里还会有共同的部分，有容易沟通的部分。
2002年12月17日至20日，在香港的百位专家学者聚会上，共同探讨“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会议致辞中指出，在信息时代到来和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国际环境下，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将会不断地接触交流、互相碰撞、融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尤其要提倡“文化自觉”，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其他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共同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认为，文化自觉是一种认知与反省的过程，是头脑中的认识与理解，心理上的认同与反思，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必然会体现在政治、文化领域，提倡文化自觉运动，有助于各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认识，从而看到自己文化有哪些元素能为人类社会和平发展作相应的贡献。北京大学的乐戴云教授提出，必须让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其他文化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以遏制文化冲突带来的悲剧，这本身就是“文化自觉”。她还指出，“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把我们过去做的、现在做的和将来要做的聚合在一起了，变成了一种力量”。在跨文化交流中，要善于用“他者”的视角来认识世界，既反对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割据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假借诸如“人权大于主权”等各种名义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自觉理论要求每一种文化都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所自觉，要“自美其美”，同时也要“美人之美”，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见，文化自觉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品质。文化自觉，本质上还是文化传统的自觉，是超越于物质层面的精神文化传统的自觉。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化自觉，会为整个人类文化系统的重建作出积极的回应与贡献。文化自觉的时代意义就是为了使各民族乃至全人类做到“胸中有数”。就其积极作用而言，是探讨和确立人类文化和平共处之道以及相应的时代性路标。文化自觉需要见识、勇气和道德追求，需要正视冲突、斗争与毁灭。我们倡导文化自觉，既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它不仅要直面现实进行积极筹划和生动创造，而且也将激活先人的思想和追求，使之得到延续并扩展开来，如同大江一般向前奔流，既灌溉了脚下的土地，又将跨越崇山峻岭，开辟新的心灵疆土和精神家园。
四、当代武术的文化生态环境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集合体，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各民族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形成了共同的精神、共同心理状态、共同思想方式和共同价值取向，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赋予各民族基本特色的这些特质反映在文化上，形成中华文化统一体。中华文化是以华夏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一定的文化是一定地域、人群的精神意识在其社会实践中的凝聚、整合、升华和外化。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各民族文化都具有相对独立的生命和特殊的存在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组成要素。
一定的文化只有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才能获得它生命运动的客观机制。这是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文化自身环境在内的一个综合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生存和生长发育的基础。中华文化生态系统是多样性的有机统一，所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总体性、本质性的特征。各个民族的文化生态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即具有个体差异性。但这种个体差异性的存在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基于一个具体文化生态所处于其中的各种环境的不同而存在的，这些环境包括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国际环境。武术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当代武术的文化生态环境同样也包括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国际环境等方面。地理环境提供了文化产生和发展所必须的物质基础。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面积的33%。山脉多呈东西和东北-西南走向，主要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阴山、秦岭、南岭、大兴安岭、长白山、太行山、武夷山、台湾山脉和横断山等山脉。西部有世界上最高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43米，为世界第一高峰。在此以北以东的内蒙古、新疆地区、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武陵山-雪峰山一线以东至海岸线多为平原和丘陵，是第三级阶梯。海岸线以东以南的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海底资源。大海、沙漠、高山等自然屏障，为板块状的东亚大陆提供了一种隔绝机制，中华武术由此获得独立发生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并减缓了异域力量的致命袭击。中华武术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提供的隔绝机制，在古代能够长期保持一以贯之的相对封闭的发展系统，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连续性文化的范例。同时，滋生武术的东亚大陆腹里纵深，地形及气候条件复杂多样，南北气温冬季相差几近50摄氏度，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年降雨量相差数千毫米。大江大河因山系走势所决定，多为东西横贯，也有南北奔流者。奇异的气候类型，繁复的山川形势，为武术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自然基础。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养育了门派众多、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
经济环境是影响文化生态演化的最基本的因素。延绵久远的中华武术深深扎根于古老中国的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规模东侵，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这种“变局”最基本的层面，便是沿袭数千年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以商品经济为动力源的新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从而为中华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更新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国民生产总值持续稳定增长，经济实力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的发展为武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它本身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促使文化生态变迁，以推动文化生态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客观上使得我国的文化生态形成了内部比较明显的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格局。但是在这一格局形成之后，由于文化生态的当代转型并没有结束，所以文化生态的分化与整合比较频繁，难免会出现激烈的文化矛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武术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这也会给武术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政治环境是文化生态环境的又一大制约和影响因素。当代武术所处政治环境的是一个团结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正率领着中国人民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倡导弘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毫不动摇地促进对外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辉煌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我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奏，为振兴民族文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当代武术正处于“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历史环境之中。
国际环境是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在近代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是一种截然不同于古代的国际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全新的参照系，先觉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何在？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中华民族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传统文化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中华武术以此为契机，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地推动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空间的变化，这种变化又进一步反作用于全球化，成为世界进一步全球化的助推力量，因此，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某种加速运动的倾向”。尤其是当代国际风云变幻，“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此起彼伏，经济全球化为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代武术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既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又要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国际环境之中。
（第二节）当代武术的历史使命--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任何成熟的文化都必须以前人的文化成果为基础，民族传统文化正是这种“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之一，它既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又是培育新的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
一、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危机
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类生存方式。通常而言，文化以内在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范着个体的行为，赋予个体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当支配和左右人们的普遍的文化习惯开始失范，不再能够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意义上的生存意义和根据时，文化的危机性就表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普遍交往和相互激荡的时代，同时也是世界上非西方的民族文化受到艰辛考验和严峻挑战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