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体育文化的组织依赖性主要表现在对统治方略的高度依赖，汉代官方的学校教育以“经学”和“辞赋”取代了先秦时期的“六艺”，自此，官方的学校教育基本上开始排除和削弱了身体功能的学习内容，这是中国开始走向重文轻武的肇始阶段。民族体育文化的组织依赖性还表现在对统治集团中当权个人好恶的高度依赖，这与中国统治阶层的管理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国家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好恶程度左右着社会的前进或倒退，民族体育文化的组织依赖性与统治集团所制定的相关制度高度依赖。其中与民族体育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武举制建立，更使民族体育成为系统组织中难以“自由”的发展的环节，其轨迹必须顺沿组织制定的既定路线发展，否则会受到制约或取缔。武举制的实施，加上府兵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是一种积极的引导，更是一种轨道的设定，在唐代之后有一段历史时期中，对“轻武”、“抑武”的社会价值取向有一定的遏制，使学校教育、社会生活、军事训练、行侠习武等领域的尚武意识得到了唤醒，这对振奋民族精神，活跃民众思想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在这一阶段，民间的习武之风再起高潮，出现了各种民间武术形式，涌现了大量的民间武术艺人，一波三折的武举制一直执行到清末，对中华民族的民族体育，尤其是武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基石作用。
时至今日，现代人的全民健身活动开展依然存在强烈的组织依赖心态，其中我们在分析非体育人口的过程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属于“期待型的非体育人口”，他们心底里固存着一旦政府部门建立了各种体育健身设施，各级各类辅导机构后，再加入到健身行列之中的种种期待，严重的缺乏自觉性。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传统的组织依赖心理的惯性使然。
其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亲密家族传递式。
在宗法制的国度中，家庭成为社会的重要结构，由若干家庭组成的家族成为中国社会的初级社会单位。根据传播学的理论，在各种传播方式中，由于关系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关系的人往往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期望、强化旧的期望，或者改变现存的交流模式，因此人际关系的传播是其中最重要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家族式信息传播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主渠道，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各种师承关系，如家传、师徒、结社等对诸如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没有其他有效信息传递方式较少介入之前，人们主要是通过这种途径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着传承，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传者高居“父位”，相当于生身父母一般，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他们“谈玄授道，贵乎择人”的原则选择徒弟。受者居于“子位”，甚至地位更为低下，需要他们全盘地接受来自上位的信息。师傅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授他所掌握的内容，方法一般是自成体系。由于“法术规矩在老师传，道理巧妙须自己领会”（孙禄堂《拳意述真》），受者要通过自己的“心华发明”的悟性逐步地理会和掌握师傅传授的朦胧、不断变化的技术动作。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流程缓慢的传播效果，这也是中国武术流派众多、技术掌握难度大的原因之一。这种家族式的传递模式，建立起了非常牢固的关系，多数徒弟多为从一而终，对师傅忠心不二，对其传授的技术深信不疑，师傅好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精心培育。另外加伦理道德上的约束强化了师承关系，正如“社会穿透理论”所认为的互动双方随着交流时间的延长，彼此透露出越来越多个人信息，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徒弟终于产生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感觉，因此这种传播模式，以及由此生衍以追求侠义的民间武术团体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然而，这种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发展，各个具有相对封闭性流派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即使是家传也因为“不娴文字”，必须“法法口传”（《手臂录·针度篇》），信息流动的范围的速度受到抑制，致使部分内容自生自灭，不断流逝。如今我们在民间依然能够发现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沿袭着类似的方式，传承方式虽然较为滞后，但是它具有强烈的人性化特征，能够弥补现代传播方式之不足。
相对而言，民间武术社团较家传、师徒传授技能的方式有所进步，在这个群体中，教员和学员的人数大大增加，这不仅使传授能力得以提高，更由于拳种的日趋丰富，非某一个体所能穷尽，需要群策群力，同时随社会节奏逐渐加快，人们已经不能满足原有的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授方式，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近代以来，出现了一批新型的武术社团，如精武体操会、北京体育研究会、中华武士会等，这些民间武术社团较以往的社团存在很大区别，主要表现在其成员社会地位普遍较高；展示出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色彩；以武术同好为纽带，以交流技艺为目的；传承武术的同时能够主动结合先进文化，促进了武术新的流派的产生。其中最为著名的精武体育会以及遍及全国的国术馆系统。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先生认为：“吾人置身提倡国术之立场，须知融化门派，破除轸城，实为今日第一步之要着。此关不能打破，而欲国术之发扬光大，岂可得乎？”这一切深刻地影响着武术界的高度融合，促使武术不囿于“保护”，更重在“发扬”的方向迈进。
（第四节）学校武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如何“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学校教育应该承担起民族文化的继承、传播和推介的文化责任。新世纪，随着东方文化的崛起，“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强音。在学校的各类课程领域中，与“弘扬民族精神”有莫大关系的，除文、史、哲外，当数体育领域的武术。鉴于此，中宣部、教育部已联合出台《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要求中小学将民族精神教育内容纳入各学科，体育课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而目前学校武术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呢？从90年代后期，已有学者陆续展开了有关开展学校武术运动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到了中小学武术教育的方方面面，涉及最多的是中小学武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据众多学者的反映，目前中小学武术教育已经千疮百孔，陈腐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已经造成了“学生喜欢武术，不喜欢武术课”的尴尬境况。诚如有专家指出的：“武术在中小学，已名存实亡”。改变这种现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有人这样总结：今天的孩子“唱着英文歌、吃着麦当劳、看着日本的卡通片、练着跆拳道。”面对这种困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五年，我国将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传统文化课；中学语文课增加诗词等的比重：继续完善中华民族始祖的祭奠活动，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武术作为教育的课程，尤其今天，应当抓住机遇，发挥武术教育传承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今天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
一、学校武术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武术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它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武术和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表现在：一方面，它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他可以为中国文化的顺利传承提供一种有效途径和模式。学校武术是当代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之一。作为传承中国文化的途径和方式，武术仅是众多途径和方式中的一种，但由于武术在传承其文化精神的过程中，从来都是顺乎人性、因势利导，这就与硬性灌输的做法及其效果大相径庭，使中小学生既感到新奇有趣，又切身体会乐在其中，从而积极参与且欣然接受，真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它更能够引起中小学生的兴趣，能够让中小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武术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文化传承的任务。如今，国家重视武术的学习与推广，这对广大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民族精神的培育，身体的全面健康发育，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武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它不断地向文化的其他领域发射能量，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深处。武术所负载的内涵，都深深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层层积淀，都是五千年文明史中一段历程、某个片段的升华和折射，它实质上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中华文化有效载体，拥有众多的有待开发和利用的民族精神教育资源。可以说，武术教育是中小学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的一种有效模式与途径。正因为如此，学校武术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面对当前大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冷漠的现状，如何发挥好学校武术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学校武术的普遍开展已成当务之急。尤其是在小学开设国术（武术）课成为广大有识之士的共识。
二、学校武术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温床
精神是一个人的灵魂，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近现代许多崛起的国家无不具有各自的民族精神，像德国的“铁血主义”、英国的“坚韧主义”、法国的“恢复主义”、日本的“大和魂武士道”等等，皆为其民族精神的支柱。长期以来，我们缺乏一种居于支柱地位的精神。“鸦片战争后，国势不振、国人蒙羞，是输在了科技上，是输在了制度上，但更是输在了精神上”。如果说当年我们中华民族付出三千万人生命的巨大牺牲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中华民族的那种精神的话，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因素，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必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我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开拓进取提供强大精神支柱，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勇前进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武术与其他体育项目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它不单单是传授动作技术。进而达到锻炼身体为目的的肢体活动，还是一个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