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久治郎不死心，过了一天又派他的夫人到帅府来访，而此时张作霖的五姨太寿夫人正在极度悲伤中，听到总领事夫人来访，马上梳洗打扮，换上鲜艳的礼服，走进客厅还连声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大帅遇险受了点伤，我刚才在服侍他抽大烟，所以来晚了一点，请原谅!”同时让副官开香槟举酒干杯，一起庆祝大元帅洪福齐天，遇难成祥。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悲伤，总领事夫人看不出究竟来，只好打道回府。
张作霖的日文秘书陶尚铭一直同日本领事馆有来往，特别是与日本军方有联系。虽然他是否是日本人的探子，大家都不摸底，但为了慎重起见，从那天开始，陶尚铭再也不准进入张公馆的内部，所以他也不了解事情经过。
为了将戏做足，刘尚清还在行政公署设宴欢迎林久治郎到任，刘尚清说： “愿中日两国继续亲善，勿因无根之言，致生疑虑。”张学良还没有回来，刘尚清必须稳住对手。同时，刘尚清等以密电通知张学良火速回奉，主持后事。
张学良临危不乱，冷静采取对策。当时张学良正在北京过生日，他接到密电，表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对手下军官说： “老将被刺杀受了轻伤，你们大家要各守本位。”
同时，张学良迅速找到他的卫队营营长崔成义，对他说： “你知道大帅遇难了吗?” 崔成义说：“我真不知道。” 张学良又说： “老将遇难，伤势情况还不清楚。我决定请你护送我回奉天。沿途敌人可能对我有所不利，一定要严加警戒。如果有人询问我的行踪，千万要保密!”
崔成义说： “遵命!”随后，立即带领全营官兵做好准备。
6月17日，张学良派刘多荃团分乘两列火车回沈，张学良就趁机坐进了第一列兵车。他把长发剃光，并换上灰色的士兵服装，跟卫队营的士兵坐在一起，而将豪华的专列上的主人间换成了别人。
车到山海关时，机车因为要上水而临时停车，这时候有三个日本宪兵打听本列军车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回答说是崔营长。日本宪兵就又来见崔成义，询问列车去奉天干什么，崔营长回答奉命移防，回沈阳后另外有任务。他们又问张学良在不在车上，崔成义说不在。就这样骗过了日本人的眼线。
列车上，张学良一言不发，显得很严肃。当列车经过南满铁路交叉点张作霖遇难处时，张学良探身向窗外观望，神色惨淡，沉默良久。
列车终于到达奉天西边门车站，张学良的副官谭海先下车查看情况，黄显声已经在车站等候迎接。张学良随即由黄显声、谭海二人陪同，不经过车站的站台，而是横穿铁道，来到路边早已准备好的汽车边，上车就走。
张学良安全返回奉天，奉天的军政界感到有了主心骨。
当前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督办军务一职，必须立即由张学良接替。
6月18日，奉天各法团会议，公推张学良继任奉天军务督办。为此，正式发表了一个通电，电文称： “案奉镇威上将军铣电开，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仰即知照，并转所属一体知照，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令该员知照。此令。”因为张作霖死亡的消息还没有公布，张学良只能暂时以代理的名义出现。
6月19日，张学良在奉天督军署正式就职，并通告各国领事。张学良发表《就任奉天军务督办通电》，公布施政纲领。官商各界纷纷前往拜谒，各国驻奉领事，也同时赴督军署祝贺。至此，奉天的人心安定，社会稳定。
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这个重要问题解决了，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宣布张作霖的死讯了。
6月21日下午，奉天省长公署正式公布张作霖逝世的消息，同时公布《张作霖遗嘱》：“余不幸归途遇险，今病势已笃，殆朝暮间人矣!余自束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死生置诸度外。现年已五十有四，死亦非天。惟是救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耳。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延聘贤能，修明内政，使人民安居乐业，以慰父老悬悬之望。一面努力和平，以弭战祸，促成统一，勿背余佳日息争通电之旨。并盼我袍泽同人共体此意，但能遵余之遗嘱，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协力进行，即足征诸同人相爱之诚，余身虽死，亦瞑目矣。张作霖。”
张学良正式对外宣布张作霖死讯，并隆重为他举行了发丧仪式。而发丧期间，张学良也一刻没有停止重新组建东北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工作。
1928年6月23日，张学良在奉天召开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讨论恢复保安总司令及易帜问题。张作相、袁金铠、于珍、邢士廉等军政首脑均出席。会议开到27日结束。会议作出决议，恢复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名义，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
但是张作相坚决不肯就任保安司令，并极力推荐张学良。张作相对张作霖生前极为忠诚，他也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他认为，张学良少年英俊，干练有为，完全能够担此危任，应对内外。张学良继承父业，是理所当然的事。
张作相是老资格，在奉系内部拥有很大的威望，他的话还是有很多人听的。老一辈念及和张作霖多年的感情，接受了张学良继承大位的提议，而年轻一派当然更是欢迎，张学良从此掌握了东北的领导权。
7月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会议决定，准予张作相辞职。此次会议决定，一致改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
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立即通电全国，说明奉军从此退出对内战争，息争议和，并表示今后对于国事绝对不再以武力解决。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困苦生活，他决心整顿东北，维持治安。
就这样，东北地区平稳地交接了政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日本人想借助张作霖遇刺造成混乱局面，以便趁机夺取整个东三省的计划破产了。’
盖棺未定论
张作霖的一生，是非常戏剧化的一生，更是极为传奇的一生。他从一个浪荡子、赌徒，到流浪汉、兽医，再到土匪、政府军军官，然后一步步纵横捭阖，进入新民府，冒险赴省城，掌握奉天军政大权，成为东北王、满蒙王，最后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峰——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
张作霖是一位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寻常所见的历史资料，往往流于刻板和官僚，所以造成了老百姓心中对张作霖的机械定位：封建军阀、卖国贼、镇压人民的刽子手。
历史是动态的、立体的，活动其间的中枢人物更是复杂的、色彩丰富的，非“善恶”两字可以形容。北洋军阀史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而有无数的颠覆、曲折。我们只能从张作霖的人生轨迹和他所经历过的一切大事小情中，客观分析，冷静思考，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历史上对张作霖的态度大相径庭，泾渭分明，一是全盘肯定，一是全盘否定。但身处历史之中，有哪一个人是身上没有任何污点的，又有哪一个人是完全的道德圣人呢?
张作霖毕竟历史知识不够，对近代政治基本概念也缺乏了解。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而言，他一生做了许多坏事，诸如镇压辛亥革命，捕杀革命党人张榕；连年穷兵黩武，入关参战，争夺地盘，为害人民；反对共产党，杀害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反对五四运动，绞杀五卅运动等。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张作霖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
但从张作霖个人为人处世方面来说，张作霖的得分还是很高的。当时民国时期主要活跃分子大多都对他有过评价，归纳起来，主要获得肯定的是他的治军有方和用人不疑，最关键的是胸有大义。
张作霖治军待人外严内宽，虽然他没有受过教育，但统御部下却有他的一套。他对人是推诚委任，不猜疑，不嫉妒。他用人经过面谈后，就决定职权，拨给武器金钱，指定防区，人事任用委以全权，决不派人暗中考察。他重用王永江等人治理内政，其成绩超过关内任何一个省。我们熟知的“闯关东”就是指山东一带的难民每年成千成万出关，在关外落户生根，安居乐业。
而在对内方面，张作霖为了增强东北的实力，做了很多工作。他重用人才，唯才是举，尊重知识，大办教育，派遣留学，整军经武，发展实业，修建铁路。他还镇压了俄国操纵的蒙古民族分裂分子的叛乱，同时在东北首创国内一流的东北大学。这一切，都是张作霖为东北的稳定和发展所做的工作，应该肯定。
更加难得的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利诱威胁，始终不答应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北京政府对日所订的“二十一条”中，有辽南中日杂居、土地自由买卖、矿山开采等条件，张作霖在世的时候，日本人一条都没有实现。
日本人对张作霖千方百计地威胁利诱，费尽心机地强迫他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张作霖却在绞尽脑汁地采取各种手段，沉着冷静地同日本人周旋。他的手段不是推托就是抵赖，再不就是装傻，实在被人家拆穿了装不下去了，他可以公然抵赖。
这些做法可能上不得台面，似乎不是一个威名赫赫的大元帅东北王所做出来的，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只有张作霖这样的人采取这种一般人想都想不到的办法，才能应付日本人多年来的威逼利诱。事实上，他在主政东北期间，没有同日本正式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
直到他退回北京之前几天，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还多次威胁他在密约上签字，如不签字将对他个人不利。但他仍然顽强地加以拒绝，甚至愤怒地高声大骂： “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都在这里。你们搞什么中日杂居，搞什么出让行政权，那我的祖宗以后算中国人还是算日本人?我要是答应了，以后下去怎么见列祖列宗，他们还不得骂死我吗?出卖东北，我就是卖国贼，你们当我傻啊?”张作霖一骂，骂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使日本人无计可施。
甚至在芳泽谦吉逼宫的时候，张作霖实在拖不下去，居然应付地签了个完全无厘头式的“阅”字，用以对付日本人。这也就是张作霖这样的人才能想出来的奇招。
张作霖对日本人的野心，其实是心知肚明，绝对不像某些人或某些历史书籍所说的投靠日本，卖国求荣，恰恰相反，当年偌大的中国，除了张作霖，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如此直接地对抗日本人的蛮横无理。
民国四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北京政府已经事实上接受了。作为封疆大吏的东北王张作霖，理论上是无力改变既成事实的，但张作霖拿出了他最大的勇气，拖延铁路的修建。
条约中有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的条款，但张作霖就是不答应。不仅如此，他还以地方政府的命令形式，严厉处罚敢于将民房租借给日本人的百姓，一旦发现，严惩不贷，使得日本人恼怒异常，“二十一条”在他那里形同废纸。
这一切无疑说明，张作霖既不像某些人所说是位大英雄大豪杰，但也绝不像一些人所说的是卖国贼。就拿张作霖自己的话来说： “都说我卖国，我卖什么了?小日本在我东北，你们自己去问问日本人，他们从我这里拿走一样东西没有?”
逝者已矣，今日盖棺定论，不过是为了给历史一个说法，也给我们自己一个交代。对于张作霖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我们大概只有一句话给他盖棺：撒旦的归撒旦，上帝的归上帝!
这就是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