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毛泽东作《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放屁”，常人气愤时说的粗话，《水浒传》里至少有5处提及此词。第二十一回《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阎婆对宋江说：‘外人见押司在这里，多少干热的不怯气，胡言乱语，放屁辣臊。’”第二十九回《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蒋门神》：“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不省得了，休听他放屁。”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武行者心中要吃，那里听他分说，一片声喝道：‘放屁，放屁！’”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殷天锡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卢俊义喝道：‘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
1966年7月8日，毛择东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曾经对林彪出于个人政治野心而煽起的个人崇拜狂热，表明了清醒的意见：“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毛泽东还写道：“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1972年9月27日，周恩来把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从休息室请到毛泽东的扶手椅边。这时，毛泽东向他们两位示以欢迎的微笑。“我们吵完了吗？”不等回答，他又宣称：“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田中壮着胆子说：“我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面对一场关于中日战争是否使中国遭受了“灾难”（日方的用语）的争论，他避而不谈。毛以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居高临下，因而会谈远不是什么诚挚的协商。当挥手请这位总理就座时，他说道：“不打不成交嘛！”毛建议这位并不引人注目的日本人喝点茅台酒。田中回答道：“听说茅台是65度，不过我很喜欢喝。”这位中国领导人马上纠正道：“不是65度，而是70度。谁给了你这个错误的信息？”毛的后一句话，使话题远离了茅台酒，而向其可能发展的方向深入。“顺便说一句，中国古老的东西太多了，让旧的东西捆住你可不好。”（R·特里尔[美]：《毛泽东传》，第455—456页。）
“不打不成交”，古代江湖用语，旧式朋友往往要先比试一番才成为相识。见《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跳》：“戴宗对李逵、张顺道：‘你两个今番却做个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识。”’”
4、晚年的一次全面谈论《水浒传》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了对《水浒传》的一些看法。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了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了《水浒传》。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记录并整理出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本都要出。把鲁迅那段评语印在前面。”（武思萦、樊静：《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49页。）
鲁迅《谈金圣叹》：金圣叹“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是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通。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此文原载于上海《文学》月刊1933年7月1日创刊号，编入《南腔北调集》。）
有关毛泽东和芦荻谈论《水浒》一事，据作家叶永烈采访芦荻所记：
这天毛泽东鼓励她提问题。这时芦荻就问道：“主席，听说您讲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那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这时，坐在一旁的张玉凤也插话说：“去年在武汉时，我正读《水浒传》。主席见了，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
于是，芦获请毛泽东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
这样，也就引发出毛泽东的一大段议论。
芦荻的笔，沙沙地做记录，记下了毛泽东的话。
后来，芦荻这么回忆：
“主席讲《水浒传》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
“主席非常推崇鲁迅，每次谈话，都要提到他。当他听我说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更盛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评论，称赞鲁迅对金圣叹的批判。他对《水浒传》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的评论精神，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和大量发行的这一腰斩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应该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门印行。他说，印行百回本，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芦荻忙于记录。她觉得毛泽东的见解，颇为深刻。她只是从学术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的话。张玉凤毕竟是秘书，她从秘书的角度考虑问题。她以为，毛泽东的话就是指示。毛泽东说要印百回本，那就应当加以执行、贯彻。于是，她问毛泽东：“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
毛泽东答道：“好。”
这时，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从未起草过文件之类，她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写下他的这么一段话：
“《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
毛泽东补充道：“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芦荻遵嘱加上了一句：“把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中的那段话印在卷首。”然后送给张玉凤。
这时毛泽东说：“我要休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张玉凤赶紧把芦荻记录的毛泽东的那两句话，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毕，微微颔首。
芦荻站了起来，告退。
毛泽东朝她挥了挥手，道：“好，再见！”（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387页。）
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论全文，据说是芦荻奉命整理的，所据完全是毛泽东当时手书的原文和谈话的记录。
姚文元8月14日得到毛泽东谈话的记录，于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提出，把毛泽东的这篇谈话和他给毛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市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姚文元的这封信也于当天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同意”。
8月31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9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意见。在社论中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江青也来到了大寨。邓小平强调整顿。江青则大讲《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江青要求在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答复：“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在当时，这是向毛泽东反映问题的机会。在会见以后，邓小平即提出要向主席汇报一些问题。邓小平把江青9月中旬在大寨所作的关于《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等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事先已经读到江青讲话的材料，听了邓小平的当面汇报后，立即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据芦荻事后说，1975年9月底，在离开中南海以前，她曾经向毛泽东医疗组讲了怎样理解毛泽东评《水浒》的课。讲课中特意说明：现在有人说党内有投降派，要抓现代的投降派，毛泽东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她一直强调：毛泽东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称，在此期间，由“四人帮”所控制和操纵的上海《学术与批判》等报刊，以借《水浒》为名，发表了不少影射史学的毒文。同年10月6日，胡乔木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召开的筹办《思想战线》杂志会议上发表谈话。他批评当时评《水浒》的文章说：“把毛主席比做晁盖，简直是荒谬！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晁盖无论怎样勇敢，只是一个农民英雄，这两个人怎能比较呢？还有把毛主席身边的人比做宋江，那不是说毛主席用了宋江吗？”他指出：“写文章要正面立论，不要放暗箭。现在报刊上的文章都很长，但就只有那么一两句话是有所指的，是放暗箭的话。我们不放暗箭。”（夏杏珍：《关于1975年评<水浒〉运动的若干问题》，《文艺报》1995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