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本质上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所以，当我们试图深刻地理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及其存在的问题时，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做一简要的了解是很有必要的。这一方面是由中国历史悠久而导致的内在承传使然，另一方面也由社会认识的内在规律决定。因为历史永远不可割裂，任何社会发展都不可脱离既定的历史前提与基础。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尊重自己的历史，历史会给予回报；不尊重自己的历史，一味诋毁自己的历史，历史就会给予严厉的报复。”
§§§第一节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悠久，延续数千年，被公认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从奴隶社会第一个朝代夏朝算起，迄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也绵延了两千多年。历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指从秦汉到清末这一段历史。
也就是说，它主要指的是从秦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直至清帝国的崩溃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在这两千余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更替中，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稳定的政治秩序。
为什么唯独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长期超稳定的政治秩序呢？这恐怕得从它的政治控制机制入手来寻找答案。就其政治控制机制而言，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二元社会治理结构。一方面是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政权，另一方面是以宗法（宗族）制度为特征的乡族社会。换句话说，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其上层是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管。
这样，“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有着两种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一个是官制领域，以国家为权威中心，对于具体社会而言，它的整合意义多是文化象征性的；而另一个则更具有实质性，因为它承担着实际的管辖权力，这就是地方体中的权威”。这两个控制系统内部各自有着一套比较完善的控制机制，同时又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大的较为完善的控制系统，维持着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政治秩序。
一、传统社会官制体系与政治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制体系（即政治结构）主要由三个互为关联的部分组成，即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集权政体、以德治为主的治国之术和科举制度。
其中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集权政体是官制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极，是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体系的核心，而以德治国则是中国传统社会专制集权政治的治国之术，科举制度则是专制集权制度的一个缓冲器。因此，要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就必须了解这三者的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集权政体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以来，皇帝就垄断了国家权力，并逐步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集权政体。这种专制集权政体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系统和严格统一的法律制度，控制着整个社会。皇权成了国家权力的主要体现和代名词。有学者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把这种垄断了国家权力的皇权分为治权和法权两个方面，并且认为，治权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为内容的权力体系，而法权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规则体系。这种治权和法权一方面表现为二者的统一，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二者之间一定的区分。
正是这种治权与法权的统一，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以皇权为核心的集权专制政体。
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这种集权专制政体。比如，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就在中央政权以下设置了郡、县、乡三级行政区域。“以县统乡，以乡统亭，以亭统里。大率10里1亭，亭有长；10亭1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缴主循盗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很早就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统治秩序。
此后，自秦朝到明清，国家权力系统在各个朝代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变化，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表现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有时候国家权力相对强大一些，这时国家权力就更多地向基层社会渗透；有时候国家权力相对弱小一些，这时国家权力就向上收缩（比如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实行的保甲制，就是以县为基层行政区域，乡不再是基层行政区域，国家权力从乡一级收缩到县一级），表现为一种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融合与分离并存的矛盾状态。不过总体上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分离的，这个问题在下面论及地方治理结构时还会详细予以说明，在此不予赘述。
尽管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治理结构中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经常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动态变化，但总体上来说，稳定性和延续性是它的主要方面，长期稳定的专制集权统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鲜明特征之一。我国著名学者王亚南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谭复生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政，如何皆为‘大盗’，这里且不分释，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袭秦代专制政治而来，却是一个事实。”
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时又表现为各王朝专制郡主之间支配权力的传承。王朝的不绝“再生产”，再配合以官僚统治的不绝“再生产”，演绎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超稳定结构和秩序。
（二）德治为主的治国之术
任何一种统治秩序，无论是专制秩序还是民主秩序，都需要有一整套治国之术来与之配合运行，否则，这种秩序则难以长期维系下来。从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治国之术，但如果把它们做一个简单分类的话，都可以归于德治和法治两种类型。由于历史文化、孕育土壤以及各朝各代思想智慧的聚集，中国传统社会凝练出了独具特色的以德治为主的治国之术。
中国传统社会德治思想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源头，但完整德治思想体系的形成却不得不归功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孔子。孔子在他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建立他心中的理想社会，苦心找寻着他心中理想的治国之道。最后，他把德治定位为理想中的治国之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成了他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具体来说，孔子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德治落实到具体政治措施的实质就是爱民。孔子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身。”（《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极尽强调了为政爱民的重要性。只有爱民，才能“惠民”，才能“修文德以来之”。最终天下归顺，天下和睦。可见，在孔子的德治思想中，“爱人”是首要的核心议题。
（2）为政者必须修身而有德。孔子非常强调为政者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他认为，只有修身，才能正人和正己。在二者当中，他尤其强调正己的重要性。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和“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大戴礼记·主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都充分说明，为政者必须首先养成好的品德，端正自己的行为，然后才能感化人民，使之为善。
不仅如此，为政者还必须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榜样和模范行为，来影响广大的百姓。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这些都说明了“上所施，下所效”的道理。
（3）道德感、羞耻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用政令来管理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百姓只能暂时的免于犯罪，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用道德去教化百姓，用礼制来制约他们，百姓便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会在内心构筑起抵御一切诱惑的坚固防线。因此，为政者必须认识到道德教化的作用，通过道德教育，使其在改善社会风气、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传统中国社会德治思想远不止这些内容，历代统治者在孔子德治思想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统治的需要不断地在德治思想体系中增添新的内容，使其不断完善和强化，最后形成一套完整的治国之术。
另外，谈到中国传统社会以德为主的治国之术，就必须涉及与之颇为相关的另一个问题——礼治。因为德治主要是一种治国理念，礼治才是一种真正对人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德治国主要是靠“礼”来维持的，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本质上是一种礼治秩序。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具体的生活世界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知礼的人，“德”和“礼”之间表现为一种很强的相互关系。和道德一样，“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作为一种经验世界里逐渐形成而被系统化的处事规则，正好应对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使德治有了实在的规范基础（关于礼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维护作用后面还会作更为详细的论述）。
由此可知，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稳定的专制集权政治秩序主要是靠着德治来维系的，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鲜明特征。而道德一旦内化到人们的心理世界，就有很强的约束性和稳定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德治之术是中国传统社会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朝代可以更替，君王可以替换，但德治思想却贯穿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始终！
（三）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杠杆———科举制
我国著名学者王亚南先生在研究中国官僚政治时指出，支持中国高度发达的官僚政治有两大杠杆，即两税制和科举制。前者是其经济基础，后者是其用人制度。
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而全面的，但笔者认为中国专制集权政治长久维持的独特原因却是后者。因为与两税制相似的经济基础，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过，但这些国家的封建统治秩序并没能长久维持下来。如此看来，在经济基础相同或大体相似的情况下，某些特殊因素反而成了一种制度得以稳固和延续的主要原因。如此看来，中国传统社会专制集权政治高度发达且历久不衰的独特原因，恰恰与它自隋唐以来逐渐形成的独特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存在着很大的关联。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官僚政治中的科举制，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比如梅笃斯就曾指出，政府竞争的考试制度是使中国能久能长的一个制度。钱穆先生则以为考试制度“使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融为一体”。对中国社会颇感兴趣且有相当研究的罗素更是把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看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独有特征之一。
凡此种种说法，大致都说明了同样一个道理，那就是科举制度对于维护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其实，如果结合历史来分析科举制度对于维护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作用，或许能够把问题看得更为清楚。一般情况下，与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相伴而生的用人制度通常是任人唯亲，特权主义盛行，最后演变成专制主义的伴生物——世袭制。中国历史上从秦到隋，盛行的主要就是这样一种用人制度。如汉代选用人才途径，在中央有征召，在相国有辟除，在郡国还得定期举荐。这种选拔和举荐制度初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大问题，只要把选拔标准确定就能把优秀的人才选进官僚系统。其实不然，在世家、望族尚未发达的社会环境里，这种制度也许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等到长期的官僚统治，把一批官做大了也做久了的那些人或他们的后裔，逐渐依靠种种社会经济便利造成特权势力者的时候，他们无论在中央乃至在郡国就会成为必须征召举荐的对象。”
这时，征召举荐制度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由于举荐者大多不是选贤与能，而是任人唯亲，势必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上下隔离局面，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社会稳定受到威胁。这从秦朝到隋朝的历史也可窥见一斑，这个历史时期除了西汉比较稳定外，几乎完全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为了缓和这种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从隋唐开始，统治阶级逐渐改变了这种用人制度，以考试作为选举标准，隋时开科举考试制度，至唐时大致完善。科举制度实行的结果使得庶人和皇亲国戚子弟至少在制度上同样有了入学的机会，打破了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打通了流动的渠道，一些下层社会的读书人可以通过考试来晋级仕途，上层社会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子弟亲人推上官员的宝座，从而大大缓解了阶级矛盾，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同时，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道德文章为考试内容，一方面可以造成一种尊重学问的风尚，加强晋级官员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也使整个社会尤其是官僚集团的整合成为可能。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独创的科举制度确如一种缓冲器，大大维护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延缓了中国专制集权制度的衰亡。
当然，科举制度也存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比如，其考试内容乃至形式的固化，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特别是后期逐渐演变为“八股”取士，越来越丧失了它开科取士的原初意义，它的弊端也就更加充分暴露出来了。不过，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曾经在维护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中所起的巨大润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