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领域里，改革也正在朝着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步推进。通过三十年的改革，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政府正由过去的集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转变。我国学者康晓光在分析中国改革路径时指出：中国社会的改革过程本质上是“中国社会从‘单极权力结构’向‘三极权力结构’的变迁。社会变迁的实质是‘权力多极化’，而‘权力多极化’的实质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从政治领域的统治下逐步获得‘解放’的过程”。他的论述很好地概况了中国政治领域改革的变化趋势，即中国正由一个政治领域独揽一切权力的国家向政府、市场、社会各自拥有自身权力的国家转变。这样，政府既适应了市场化改革的外部要求，又把本该属于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让渡出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均衡发展的良好格局。这样既能保证政府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又能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优势，各种社会组织才能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代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就是政治领域改革的成功尝试，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文化观念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对新事物新思想采取开放的态度，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越来越接受普遍性的理性原则，法治观念逐渐代替人治观念，守时、分工协作、尊重他人隐私等现代生活观念开始被人们接受和采纳，人的思想、行为、观念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才真正变被动为主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社会转型。
二、“二元”社会结构长期存在
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面，明显地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这种“二元社会”既表现为社会性质上的差别，又表现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别。这种“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与“早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不同的现代化起点和过程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1840年前后中国社会转型开始到本世纪中叶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中国“二元”社会结构都会长期存在并对社会转型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和人格结构都表现为“二元”特征，呈现出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既相互交织融合、又相互矛盾冲突的局面。
社会转型过程中“二元”社会结构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殖民侵略下开始的，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刺激所作出的被动反应；另一方面，在“后发赶超型”社会转型中，由于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政府通常都是采取重点推进的发展战略的。这使得与西方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行业和重点部门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那些与发达国家联系较弱的行业和非重点发展部门则未能跟上发展的步伐，长期停留在传统社会发展的水平上。这样，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必然陷入极不均衡的状态。有学者对这种失衡的社会发展做过精彩的描述和分析：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往往首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从而形成一些规模和范围有限的现代化孤岛。起初，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期待着扩散效应的出现，等待着孤岛上的现代性因素向传统的汪洋大海传播，期待着现代化的‘中心’带动传统的‘边缘’。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期待中的图景并没有立即出现。相反，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另一种情景：这些现代化的地区与部门并非互相联系相互促进，反而互相封闭相互排斥……于是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在现代地区和部门变得越来越现代的同时，传统的地区和部门却变得越来越‘传统’落后，形成鲜明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外部现代性的‘示范’和推动下，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会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形态。典型的情况是，在其现代化最发达的地区，通常是首都或再加上一两个现代化要素首先输入的港口城市，发展的程度已与西方最发达的城市不相上下，从经济到意识上甚至已具有某种‘后工业社会’特征；其他一些城市，则通常处于‘工业社会’阶段；广大的农村地区，仍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而最边远的地区甚至还处于前农业社会阶段。
这样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反应在社会成员的情绪上，就是一种多样性的有时往往互相冲突的要求。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求自由民主，工人和城镇居民要求发展经济和社会公正，农民要求温饱，有时还掺杂着部落成员对保护原始居民文化、抵制现代性侵入的要求”。虽然作者在这里向我们展示的是后发外生型国家社会转型的普遍特点，但同样适合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图景。
“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重大影响。在“二元”结构社会里，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差别很大，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必然各不相同，这给政府决策和社会转型增加了难度。一方面，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只能集中精力考虑某个或某些群体的利益要求而暂时无法考虑其他群体的要求，这就可能导致这些群体的不满，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各地基础条件相去甚远，人们之间的思想观念、生活水平也相差很大，这使得各地区社会转型步伐不一，很难协调一致，这给社会转型带来一定的难度。
尤其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正在加速进行的城市化进程，长期人为设置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对立，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瓶颈。当代中国进城务工人员已达1亿左右，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只重要力量。可是，他们在城里的唯一合法身份就是务工，许多城里人享受的福利待遇与他们几乎没有关系。他们几乎承关于“后发效应”问题的阐述参阅了张琢、马福云著的《发展社会学》中相关内容。
担了所有的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累、苦工作，但却得不到起码尊重和保障。
经常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工作而没有加班费，甚至被无故拖欠工资。他们生存环境恶劣，子女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稳定的工作，居无定所，甚至没有确认的身份……凡此种种，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过着一种往返于城乡之间的钟摆式的漂泊生活！据我国学者周大鸣对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表明：进城务工人员无论在生活方式、职业选择、收入分配以及聚居和交往圈方面，都与本地人截然不同。虽然他们在打工期间与当地人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但其实二者差异甚为明显，形成所谓的“二元社区”现象。这些进城务工人员虽然身在城镇，但心却在家乡或务工所在地结成的农民工群体里，难以与本地城镇人口融为一体。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状况的出现呢？由制度设置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恐怕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总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加大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其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三、“后发效应”
所谓“后发效应”，是指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本国社会历史传统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它们的社会转型或现代化起步大大晚于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这种背景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后发外生型国家社会转型具有一些与早发内生型社会转型根本不同的特性。中国社会转型发生较晚，而且遭遇了不少挫折，其“后发效应”自然尤为明显。
“后发效应”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明显特征，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下面将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它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后发效应”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正面效应。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社会转型的成功对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具有相当大的示范效应，对其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就是“后发效应”的正面效应。“后发效应”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正面效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引导作用。当中国开始社会转型尤其是快速社会转型时，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已经完成了现代社会转型，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帮助加深对社会转型的认识，掌握社会转型的规律，使中国社会转型尽量少走弯路，沿着正确的轨道行驶。在正确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和人民可以更加自觉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而迅速启动和加速现代社会转型。
（2）催生作用。中国社会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扩张条件下开始的，这使得中国社会转型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但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也带来了一个他们没有意想到的结果，那就是他们的殖民扩张，在一定条件下对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了瓦解作用。西方的一些现代性要素的输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状态，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转型起了一种催生作用。
（3）示范效应。中国社会转型开始时，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这给中国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社会图景，给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中国政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转型时，可以利用这种示范效应来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加速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
（4）借鉴作用。中国社会开始社会转型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技术设备以及与此相应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对中国社会转型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这使得中国社会转型不必一切从零开始，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一个较为有利的基础上开始社会转型，从而有可能跳过或缩短社会转型所必须经历的某些阶段，直接或较快地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5）资本引进。中国社会转型在进入快速社会转型时，面临着资金短缺、劳动力过剩等问题。而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闲置资本，这给发展中的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中国正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经济结构再转换的机会，大量引进外资，充分使之与本国劳动力结合，加速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看到“后发效应”的正面效应同时，不得不承认，其负面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有时甚至对后发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这些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不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现代化或社会转型中，利用自己的早发优势，残酷地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极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社会转型从一开始就被置于这种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中，既遭受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又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和矛盾的目标，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必须面对的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2）同步发展效应。早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或者说社会现代化走的是一条自然而然的发展道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顺其自然地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转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尽快与发达国家保持同步发展的困境。这使得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而且还要时刻关注发达国家的当代发展，跟踪当代的科技、产业、经济和社会动态，以此作为自身发展的参照。这种做法经常使中国在不经意中就陷入机械模仿的泥潭，作出许多脱离社会实际的事情，导致社会转型不仅不能加速进行，反而经常受阻。
（3）赶超效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来说，其社会转型是在经历了近代百年屈辱历史，感受到与发达国家巨大差异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
这使得中国社会转型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赶超意识，希望能尽快改变落后面貌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为了实现赶超的目标，中国政府曾采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将国内有限的资源、财力和生产要素组织起来，集中运用于国家的发展目标。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其负面效应就表现出来了，并最终使国家经济陷于停滞的状态。所以，赶超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一旦失控，往往就会产生欲速则不达的负面效果。
（4）超前效应。早发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高水准，对后发国家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这些示范效应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样受这些示范效应的影响。
从消极方面来看，它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超前心理，盲目追求政治上的民主化、消费中的超前行为等脱离国情的东西，对社会转型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5）文化碰撞效应。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着外来物质文明的引入，异质文化的引入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吸收外来优秀文明为本国现代化服务本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异质文化的引入和接受，往往会带来许多特殊的效应。第一，外来文化的输入，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同本国原有的传统因素和社会结构发生对抗，引发多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第二，对于外来文化，人们往往不能正确的对待，有的从心理抵制和抗拒，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有的则盲目接受，凡是西方文化就是好的，甚至有意无意地用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标准来评判一切事务，可谓到了文化自卑的地步。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外来文化往往对落后国家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外来“先进”文化容易使落后国家的人民产生过高的期望，形成超越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的急迫心理。
这些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四、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市场双重动力机制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有“早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或者说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几乎都是来自于“市民社会”，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与此相反，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则都是在强大政府推动下启动和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既吸收了前者的经验，也结合了后者的特色，选择了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来推动社会转型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