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实质上是“中国社会从‘单极权力结构’向‘三极权力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实质是‘权力多极化’，而‘权力多极化’的实质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从政治领域的统治下逐步获得‘解放’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中国社会正逐渐由过去政治领域统领一切变为政治、市场、社会三足鼎立而又相互支撑的格局。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前面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标准的讨论，已经对这些变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是，社会转型期权力结构的变化、市场转型和制度变迁等三个因素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尤为深刻，因此，有必要对此做更为深入的分析。
一、权力结构的变化与社会分层
权力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在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前者强调的虽然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但事实上突出的是由于生产资料占有多少而在权力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不同；后者则明确把“权力”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维度。由此可知，权力与社会分层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必然对社会分层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国政府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改革使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行政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治成为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唯一权力之源。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的强制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中，政治控制一切领域，直至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在政治的严格控制之下，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发育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用说对社会生活产生多大影响。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总体上表现为从高度集权走向适度分散，政府的部分权力让渡给了市场和社会，市场、社会、权力“三分天下”的格局正在形成。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领域开始逐渐成为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一极。尽管政治仍然有意无意地向经济领域渗透，但经济领域的独立空间已逐渐凸显，其显著标志是一大批经济领域里的风云人物开始对整个社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其次，在经济领域独立性逐渐增强的同时，社会领域也逐渐发育和成长起来，各种社会团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断增加。
社会权力结构的这些变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权力的适度分散给市场、社会的发育创造了适度的空间。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实行“放权让利”的政策，使社会上大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改变了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在农村，国家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权力让渡给了农民，国家权力在农村实现了有限收缩，这给农民提供了较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大部分农民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城市，国家把权力让渡给了企业法人，使企业拥有了较大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经营者阶层、部分能力较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走上了富裕之路。
其次，权力的适度分散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部分权力逐渐向社会转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高度集中的权力开始向市场和社会转移。各种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市民社会力量开始逐渐壮大。尽管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社会领域的发育和发展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再次，权力的绝对中心地位出现了动摇，权力、财富、声望“三合一”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之前，政治权力是唯一的权力之源，财富、声望事实上受政治权力的左右，权力、财富、声望实际上是一种“三合一”的格局。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权力的适度分散，财富、声望的获得逐渐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
最后，政府权力的适度分散直接导致了权力实施方式的转变。政府不再用行政干预的方式领导经济活动，而是通过法律、政策等宏观调控方式引导企业的经济行为，给企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政府领导方式的改变对中国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以上四个方面是权力结构转变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正面影响，如果理性地看待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就会看待权力结构在变化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首先，权力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不少人借此占有了大量非法财富。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各个领域和行业基本都是实行行政一把手负责制，这有利于实现管理上权、责、利的有效结合，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行政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其中不少人借此非法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权钱交易成为不少腐败分子获取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戴建中的一项研究表明，现阶段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仍然具有很强的庇护性。私营企业主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内对外都需要获得一批支持者和保护者，尤其是要和政府各职能部门打交道，要争取银行的贷款等等。成功的私营企业主都要精心编织一张社会关系网，而这张功利性极强的关系网大多由干部构成。所有这些关系圈内的人构成了私营企业主的网络圈，网络成员占据权力资源的层次高低，决定着私营企业主所能取得的影响力的大小。私营企业主在领取执照时，有3%会得到网络成员帮助；在集资和向金融机构借贷时，有13%需要动用网络，在日常采购和销售、获取信息和技术、租或买场地、保证水电供应等方面，65%需要网络成员关照。
这些私营企业主为什么要寻求政府官员的庇护？关键在于他们可以从政府官员的“庇护”中得到超值的利润。而政府官员在这些所谓的“庇护”中又得到了多少回报？一些被查处的腐败案件无不说明了他们在这种钱权联姻中获取了大量的非法财富。
其次，“官本位”思想远没有从根本上肃清，不少官员头脑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特权思想，权力仍然是决定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在当代中国，“官本位”思想依然比较严重，政府官员享有许多常人无法拥有的特权。这种特权思想在实际运行中首先表现在权力拥有者在政策制定、制度安排中总是有意无意考虑到自身集团的利益，使政治权力依然保持获取社会资源的优势；
其次，“占有或曾经占有政治位置的人，可能拥有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在私人企业中有用的技术和社会关系”。“政治位置本身在市场交易中能持续提供利益。”
特权思想的存在，使权力拥有者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的权力、财富、声望等社会资源，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令人羡慕的顶尖层次。
再次，权力在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负面影响还表现在权力向其他领域的无限渗透。权力、财富、声望三种社会资源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互相转换和渗透的趋势，但在一个结构合理的社会里，这种转化和渗透总是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权力向财富和声望的渗透明显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出现了权力向财富、声望的全面侵蚀。不少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攫取社会财富，成为“隐身”富豪。在拥有权力的同时，还要有好的名声。于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在职博士中，部长博士生、省长博士生、市长博士生、总经理博士生随处可见。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当中不少人让秘书代考和听课，请人代笔写论文，名符其实是用权力和金钱来换取声望。
一些退休的政府官员，打着发挥余热的旗号，到名牌大学兼职或担任重要职务，真可谓名利双收。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在社会转型时期，权力与金钱联姻、权力攫取声望已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社会转型时期权力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总体上看，权力拥有者阶层仍然是一个社会地位非常突出的阶层，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居于重要位置。
二、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以后，对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影响最大的当属市场转型。改革开放之前，所有社会资源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政权成为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当时唯一合法的分配原则。在城市里，个人在国家组织的大大小小的成千上万个单位里按统一的标准劳动，领取几乎平等的劳动收入；在农村则按照集体所有制原则把农民集中起来，大家在一起劳动，收入也相差无几。这种收入分配原则的结果是劳动者的积极性无法提高，社会财富日益匮乏，整个社会表现为一种近乎原始的社会平等。在农村社会里，国家通过人民公社运动，在乡村建立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权力机构，最终把国家权力渗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在这种社会分配体系中，人们的收入自然相差很大，因此，社会分层等级虽也存在，但各层之间差异不会特别明显。
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社会开始向市场转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开始逐步放权，社会分配体系由此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一的“按劳分配”制被多种分配形式所代替。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按资分配、按效益分配、按风险分配等分配形式都具有合法性。
在城市社会里，国家为了加速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逐步放松了对企业的严格控制，给企业留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市场竞争的内外环境使它们逐渐拥有了自主分配的权力。由此，企业成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另一条重要渠道，这就在事实上决定了个人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位置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效益、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我国不少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明显下降就与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益滑坡有关，而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一部分失业人员的社会地位迅速下降又与他们收入水平的下降直接相关），“效益分配”成了许多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位效益对人们的收入水平影响越来越大并对人们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作为“单位人”的个人在市场上越来越成为独立的个人，市场给他们提供了自由流动的机会，单位对个人的控制逐渐减弱，“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的转化，成为新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弄潮儿”。这些从单位里走出来的“社会精英”大多就业于三资企业、私人企业和各种性质的公司，其个人收入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少数具有创业和冒险精神的人在挣脱了单位的束缚后抓住改革开放的机会自办起各类实体，成了令人羡慕的老板。他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拥有了自己的企业或公司，成为“资本分配”的受益者。那些从国有企业出来就职于三资企业、合资企业和私人企业的人也获得了较高的收入，成为社会的新富阶层。顾朝林等人对北京城市富裕阶层的调查显示，北京市城市富裕阶层中，供职于三资企业、私人企业和各种性质的公司中的职员占到了总数的1/3；列第二位的是企业负责人和公司经理，占16.34%；……富裕阶层中70%的人就职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国内公司。除此之外，一部分国家及政府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也步入了城市富裕阶层的群体，成为城市新富的一部分。所有人成了改革开放后的新富裕阶层。
这些城市新富者通过获取一部分的风险收入、资本收入和效益收入甚至一些不法收入提高了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
但是，社会成员逐渐挣脱“单位”的束缚、由“单位人”逐渐走向“社会人”的同时，“单位”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单位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及社会分层仍然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在当代中国社会，人们所在工作单位的组织资源即所拥有的‘单位’资本的存量直接决定着社会成员的收入、地位、权力和声望，因而直接决定着对于社会成员的社会分层。”
“单位”资本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社会成员的权力和声望基本上是通过“单位”资本获得的。国家权力是通过单位组织来配置的，社会成员只有在相应的单位组织中才能获得一定的国家权力，在单位组织之外则不可能获得，在那里他们获得的只是一定的经济收入，而且，在中国社会中，代表个人身份和声望的职业几乎全是单位组织中的正式职业。二是除了权力和声誉之外，单位也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经济收入状况。在目前中国社会中，虽然人们的收入跟个人的能力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更与单位的地位有关。周雪光等人在实证调查后指出：“由于资源与福利大多需通过团体的媒介而配给，这就导致了个人在不同的工作单位里不同的发展轨迹，提供机会以及其不同的社会机遇。”
他们的研究说明，单位对个人在社会分层中所处地位的影响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在现实社会里经常可以看到，某些单位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垄断的资源和机会极力扩大自身的经济利益，使本单位的利益远远高于社会资源的平均分布，进而使单位成员的收入大大增加。这就使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更取决于单位的“好坏”，单位成了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场所。由此看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资源分配系统正由过去单纯由权力系统分配转向权力与市场共同分配的格局，这一转向的结果是政治权力和市场机制共同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国家也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举措放开了对农民的完全控制，使他们的收入与个人的劳动真正直接连接起来。
而且，自主权的获得也使一部分农民挣脱了土地的束缚，流入到乡镇企业或城市第三产业领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其结果是这部分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