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这种“推拉”现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不少成熟的理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以下几种：
（1）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迁移是由于迁出地对迁移者的生存和发展不利因素形成推力，迁入地对迁移者的生存和发展的有利因素形成拉力，两者的合力造成人口的迁移。古典的推拉理论主要强调推力和拉力是由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工资差别引起的，并且认为人口迁移以后，迁出地由于劳动力减少而将引起工资上升，迁入地则由于劳动力增加将引起工资下降，最后两地工资基本相等，达到均衡，劳动力流动停止。这一理论简单明了，解释力也较强，但缺陷是过于强调了人口迁移中的经济因素，而忽视了社会结构变动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2）期望收入理论。推拉理论无法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城市里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的情况下，大量农村人口仍然会不顾一切地涌入城市这个事实。对此，经济学家M.P.托达罗提出了期望收入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迁移者将选择迁往能获得最大期望收入的地点。比如某人在农村的年收入为1万元，如果在城里能够找到工作的话，年收入为3万元，而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概率是0.5，则其期望收入为30000×0.5=15000元，仍然高于他留在农村时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可能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但仍然会选择进城。
这个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民在没有多大把握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情况下，就冒然前往城市寻找工作的行为，因为中国农民进城的期望收入远远高于他们在农村的实际收入，这就大大刺激了他们进城的欲望。
（3）二元经济论。城乡二元经济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A.刘易斯提出来的。他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结构。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固定数量的土地，因而农业投入的增加会遇到边际收益递减直至为零的问题；现代工业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可再生产的资本，这意味着工业投入的增加不一定会遇到边际生产率下降到零的问题。另一方面，传统农业中存在着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农业劳动力有剩余，农民只能在接受最低工资水平的条件下提供劳动，一有机会他们就要离开农业。由于传统农业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剩余劳动力流出农业部门不会降低农业的产量，相反还会增加农产品的剩余，因为他们转移走以后，农业中减少了所需支付的工资总数，这就为现代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提供了必要的食品供给。从工业方面来说，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就可以有力地吸引农民，同时为工业部门增加利润和资本积累。可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会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这种转移也有一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农业总产出就会下降，从而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人工资增加、工业积累减少等一系列后果，不再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到了这个时候，工业部门也就不再会继续吸纳农业劳动力了。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是众多解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中影响力最大的理论之一，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和现实经验的反复检验。不过，即使是这样一个影响力极大的理论，也不断受到来自学术界和现实的挑战，学术界对此做了不断修正和发展，最后发展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由于这些修改并没有改变刘易斯模型的核心内容，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除了以上三种理论外，还有一位学者研究成果值得介绍，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与众多学者注重理论解释不同，库兹涅茨主要侧重对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总结。他在对59个各种类型国家统计资料的分析后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即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当人均GNP由70美元上升到150美元时，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会由80.5％降为63.3％，下降率为21.37％；当人均GNP由150美元上升到300美元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63.3％降为46.1％，下降率为27.17％；当人均GNP由300美元上升到500美元时，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又由46.1％进一步下降到31.4％，下降率为31.89％。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
库兹涅茨的经验总结虽然在世界各国被屡屡证明具有很强的参照价值，但在我国却没有被验证。原因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提到过，我国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都有严重的滞后性，这使得他的理论在中国没有得到验证。但这倒不是他的经验总结出了问题，反而是我们自己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未来城市化进程中，库兹涅茨的经验总结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可资借鉴的参考标准。
从以上几种理论介绍中可以看到，西方学者对人口迁移的解释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展开的，应该说他们看到了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不过，如果把人口迁移完全归因于经济因素，则多少有些忽视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客观地说，人口迁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它不但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结构变化、自然灾害，甚至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才可能引起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这是在分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
在未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将从农村社会转移出来，走向城镇社会，这将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毫无疑问，完成这项伟大事业的任务是异常复杂而艰巨的。所以，选择什么模式来合理有序地转移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项需要极大智慧和勇气的事情。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比较激烈的争论。
关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问题，有人主张异地转移为主，有人主张就地转移为主；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产业选择问题，有人主张主要向第二产业转移，有人主张主要向第三产业转移，还有人主张同时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至今，这些争论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而且从政府部门的实际操作来看，不同时期的选择似乎也各不相同，有时候侧重于这种模式，有时候侧重于另一种模式。这种反反复复和喋喋不休的争论是否告诉我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否没有统一模式可供选择，或者它的转移模式本来就应该是复杂而多样化的？笔者以为，要把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又不对现有城市和社会秩序产生太大冲击，走多样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路可能更为可行。这一方面是由中国国情的复杂性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为实践经验所支持，中国三十年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走的就是一条多样化的道路。
中国农民在实践过程中，已经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有学者从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动力来源看，把我国农村城市化分为三种类型：（1）乡镇工业主导型。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兴办乡镇企业，农工相辅，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小城镇建设，这种模式遍及沿海、内地中心城市和大型工矿区的周围，以苏南地区最为典型。（2）市场导向型。这种模式以温州地区为代表，其特点是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发展家庭手工业和民间市场，从商品集散地演化为各项配套服务设施齐备的城镇。（3）外资促进型。这在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等地较为突出，其特点是利用地缘亲缘关系，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办厂兴镇”，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这三种模式就是通常所说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经常采用这三种模式来说明中国乡村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不过，这种模式划分与笔者所要讨论的话题还是有些差异，因为这种模式划分主要是针对农村城市化而言的，而笔者所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二者之间虽然联系紧密，侧重点却不同，因而此处不准备采用这种模式划分来讨论问题。
我国学者童星在讨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时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作出不同的划分。如根据转移的彻底程度，可分为兼业型转移和不兼业型转移两种；根据转移的时间长度，可分为季节性转移和常年性转移两种；根据转移劳动力同承包土地之间的关系及转移的距离，可分为“不离土又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离土又离乡”四种模式，前两种属就地转移，后两种属异地转移。
前三种划分方式虽然也有它的道理，但影响力远远不及第四种划分方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以“四种模式”为代表的划分方式得到了政府部门、学术界乃至民间社会的广泛认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较大的社会反响，很有必要对此做详细分析与介绍。
（一）“不离土又不离乡”模式
所谓“不离土又不离乡”，是指农民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在家搞副业，开展多种经营，这实际上是以现代大农业去代替传统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小农业。
笔者以为，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众多，短期内转移压力还很大的情况下，这种转移模式是一种缓解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社会迁移、同时又能提高农民收入的较好办法。在现代化早期同时农村人口转移压力又很大时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等到时机成熟后，再陆续把其中部分农民转移到城镇社会去从事工业或其他行业的工作，这样就能保证整个现代化过程合理有序地向前推进。不过，这种转移本质上是农业劳动方式的扩大，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问题，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当作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能视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离土不离乡”模式
所谓“离土不离乡”，是指农民不用进城，仍然留在家乡，但弃农经商，或进乡镇企业当工人，改变原来的农民身份，这实际上就是在乡村就地搞工业化，或者说是农村城市化。在四种转移模式中，这种模式曾经受到过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被认为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这种模式同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紧密相连，属于典型的就地转移模式，即农民就地转变为工人，乡村就地建设为城镇。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集大半生的智慧与思考，在我国城市化启动阶段提出了大力建设和发展小城镇的问题。这一提法比较切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因而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小城镇建设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此后，小城镇建设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来了所属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提高了当地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企业是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乡镇企业创业及管理成本低，市场的应变能力强，就业弹性高，具有大企业无可比拟的优势。乡镇企业持续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已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1978—1996年，从农村转移出的2.3亿劳动力绝大多数在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中就业。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组力度加大，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增加，新增就业人口居高不下以及政府机关精减人员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乡镇企业吸纳就业再就业的“蓄水池”作用更加明显。据统计，1998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10万人，有418万在非国有企业中再就业，占国企下岗职工总数的68.5%。1995年，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202.7万个，吸纳农村劳动力12862万人；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68915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乡镇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城乡就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对乡镇企业发展高峰时的无锡县（现已撤县设区，并入无锡市）的调查，1994年该县聚居在35个小城镇的人口为46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2％。
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为无锡县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基石。当时，35座小城镇中的46万人中有34万属于非城镇户口，但他们事实上已经摆脱了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同样拥有城市居民的现代生活。小城镇的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一半以上家庭用上了液化气，这些小城镇人不仅安居乐业，无意涌入大中城市，而且还吸纳了15万外来劳动力进入他们的小城镇。这种情况在苏南地区，绝不是个别偶然现象，像苏州的张家港、昆山，无锡的江阴，常州的武进等县市区，情况也大抵如此，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二）“离土又离乡”模式
所谓“离土又离乡”，是指农民离开农村，进入现有城市务工经商，这也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之一。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其中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在四种转移模式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最大，情况也最复杂，受到的关注程度也最高。
西安市总工会曾对该市进城务工人员进行了一次大型抽样调查，调查历时近3个月，他们对进城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13个区县、3个开发区以及建设交通、机械冶金建材、轻工纺织、财贸、石化农林等7个产业系统的进城务工人员权益落实状况及加入工会的情况全面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500份，收回3000份。从调查问卷统计看，西安市的进城务工人员，从性别看，男性占被调查人数的77.47%；女性占被调查人数的22.6%；男性占了较大的比例。从年龄看，35岁以下的青年务工人员占被调查人数的58.1%；35岁以上的占被调查人数的41.9%；青年务工人员占了较大的比例。
从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下的占被调查人数的51.2%；高中（含职高、中专、中技）占被调查人数的44.2%；大专以上的占被调查人数的4.6%；初高中占了较大的比例。从务工岗位看，在生产一线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8.7%；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占被调查人数的21.3%；在生产一线的工人占了较大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