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动农民工的现状与问题
相对于农民工社会阶层状况考察来说，对他们社会流动状况的考察可能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因为前者更多的是从静态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后者则由于处于动态之中而更加难以把握。那么，在此为什么要把流动农民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流动的重点而专门予以考察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考虑到未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社会运动就是城市化运动的话，就会很容易认识到考察这个问题的价值之所在。在笔者看来，城市化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广大农民向城镇社会转移也是一部分一部分转移出来的，这里就涉及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而结合中国城市化已经走过的几十年历史来看，率先进入城镇社会的主体就是流动农民工。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最先“侵入”城镇社会的必然是流动农民工，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群体（排除那些通过高考、参军等途径进入城镇社会的群体，因为这些群体总是由少量人数组成的，他们不可能对城市化产生至关重大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此将以流动农民工现状作为考察的逻辑起点，来预测中国城市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培林研究员在一项研究中谈到离开家乡进城务工的流动农民工时使用了流动民工这个概念，他所指的流动民工的流动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业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其他收入较高的职业阶层流动。
他在这里所讲的流动民工和笔者要讨论的流动农民工的内涵基本一致，因为这里所要讨论的农民工主要指的是那些流动中的农民工，而不包括（至少主要不是）那些“离土不离乡”的没有流动的农民工。那么，这部分农民工的现实状况究竟怎样呢？
首先，流动农民工数量庞大，已成为城市化向前推进的主要力量。关于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规模，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数据。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每年都要对全国农村住户和行政村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逐年增加，2003年为1.1亿，比2002年增长8.6％；2004年为1．2亿，比2003年增长3．8％。外出劳动力是指农村劳动力在本乡以外的地域、外出时间在1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包括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的劳动力。
该调查中的这些外出劳动力包括在调查期间外出就业和未就业的劳动力。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5月快速调查统计，目前在城镇的农民工总数约为8907万人。该调查是以地级市为单位上报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地级市所辖范围内的城镇、县级市和建制镇，没有包括外出流动仍在乡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同时因为是快报，不排除有少量漏报的可能（大约在5％左右）。
从调查结果看，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大约有20％进入农村从事非农产业。
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加上补足5％的漏报比例，可以推算农民工流动就业的数量约为1.2亿。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判断：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规模约为1.2亿，其中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6000万（按照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80％进入城镇、50％跨省流动计算）。这就是2005年前后中国流动农民工的规模，加上近几年新增流动农民工数量，这个数字可能还要更大一些。考虑到这些统计数据涉及的仅仅是外出务工农民工本人的情况，而从城镇社会容纳的实际人口数还应该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孩子以及少量其他的相关人员，因而城镇社会真正接纳的人口还要大于这个数字。这个数字究竟是多少，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可供参考，但假如这些流动农民工都是夫妻两人外出务工，生育子女平均数为1.5个（笔者在一些地区的调查发现还不止这个数字），则总人口数也在1.8亿以上。如果考虑到这些外出务工人员中有的是夫妻中的一方在外务工，家属和孩子在家乡务农，这个数字就要远远超出1.8亿，以2亿算绝对是个保守的数字，这就是流动农民工及其亲属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这部分人大多数都是城镇社会的暂住人口，已经成为我国城镇人口统计中的一部分，因此，要使我国城市化水平稳固提升，就必须确保这部分人在城镇社会生存下来。否则，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就后劲不足，甚至有可能在某个点上停滞下来。
其次，流动农民工的制度支持不足，非制度性运作是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依赖力量。改革开放以后，压抑了几十年的中国农民迅速爆发出来，以超出政府和社会的想象与预期的速度快速向城镇社会转移，这一方面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也由于政府和社会准备不足而导致了制度出台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度支持远远跟不上流动农民工实际发展的需要。其后果是流动农民工在城镇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在得不到制度支持的情况下，被迫转而对非制度性支持的依赖。
在这里，借用格兰诺维特的强连带和弱连带理论来分析一下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就可以看出这种非制度性支持对于流动农民工的城市化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在研究人际交往时，格氏提出了强连带和弱连带理论，他认为，人际交往中的强连带往往局限于熟人之间的交往，因而获得的信息大多数是重复的，对行动者获取自身发展至为重要的新信息反而不利；相反，在弱连带中尽管交往难度较大，但却可以在交往中获得大量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新信息。
按照格氏的这一理论，流动农民工从农村步入城市，有许多新东西、新信息需要学习和获取，需要在与城市人陌生人的交往中来融入城市社会，这样更有利于自己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然而，大量研究却表明，中国流动农民工走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道路，他们在进入城市社会后，社会交往仍然局限在十分狭小的范围内，血缘、地缘等初级关系依然是他们人际交往的主要社会关系，而与城市居民的交流、交往十分有限。不仅如此，而且他们原有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反而在与亲友、老乡等血缘、地缘关系交往中不断得到强化。长此以往，造成了他们对关系疏远的异质性信息保持与生俱来的排斥和不信任感，难以形成与接受城市生活的主流价值观。造成这种特有现象的根本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城市制度设计上没有给予他们必要的支持和关怀，因而把他们推到了传统的血缘、地缘等非制度支持网络之中，这将加大流动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难度，使他们最终成为城市市民的路途更加遥远。
再次，流动农民工的各种权益特别是社会保障权得不到保障，这是影响流动农民工向城镇社会迁移的重要因素。有学者从法律的角度总结了我国流动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不能成为单位的正式职工，因此很多保险类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工资增长缓慢，并且克扣工资、拖欠工资、拿不到工资的现象极为严重；培训参加率低；安全防范措施差；劳动时间被无限延长；社会福利和保险无着落；乱收费现象严重；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农民工的劳动权保护问题；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成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最大障碍。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流动农民工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过，笔者认为，这些因素在流动农民工发展中所起的负面作用各不相同，解决这些问题的先后顺序也不一样。就近年来的情况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水平又上了一定的台阶以后，流动农民工的保障问题就应提上日程了。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相关资料表明，我国流动农民工社会保障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一再努力下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
目前，国家在农村实行与城镇不同的基本社会保障办法。但由于农民工外出打工，流动性大，实际上既无法享受到相应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同时也无法进入城镇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仍有很大比例的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基本社会保障。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基本社会保障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覆盖面偏低。2006年，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共有2367万农民工参保，比2005年增加了1878万。但是，农民工被纳入基本社会保障的比例仍然偏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调查数据，目前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互助合作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3.7%、10.3%、21.6%、31.8%和5.5%，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分别为2.9%、3.1%和5.6%。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74.81%的农民工未参加任何保险，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由单位购买的比例分别只有11.89%、12.61%、8.41%和23.09%。以工伤保险为例，据统计，目前有3500多万农民工进入了高危行业，尤其井下民营煤矿几乎全是农民工；金属、非金属矿山，700多万职工中农民工占到一半以上；建筑行业3000万职工中80%是农民工，制造烟花爆竹的100万人几乎都是农民工，危险化学品行业有33%是农民工。截至2006年底，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10268万人，其中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到2537.9万人，比2005年底增加了1286万人，增幅102.7%，虽然2006年农民工参保人数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农民工工伤保险覆盖面依然很低，农民工未购买工伤保险者高达67.46%。
女性农民工的问题更为严重。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发布的《2006年全国农村妇女权益状况和维权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在有单位的女性民工中，只有23.8%办理了基本医疗保险，19.1%办理了工伤保险，有15.8%办理了养老保险，女性农民工办理了失业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8.1%、6.7%。该报告显示，只有14.4%女性农民工享受到产假工资，有21.1%的享受部分产假工资，而没有任何产假工资的比例为64.5%。调查还显示，只有36.4%的单位能给予女民工90天以上的产假，而只有12.8%的单位能报销女民工生育时的医疗费用。
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偏低，对流动的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构成障碍。统筹层次难以提高的根源，在于财政分灶和社会保障管理分割的体制。从1997年开始，中央政府就努力建立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剂使用基金的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但不同地区在养老保险历史债务、经济水平、人口结构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已形成的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等不同的利益格局，严重制约了统筹层次的提高。按照现行规定，职工跨地区流动时只转移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转移社会统筹资金，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关系因此难以落实，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关系转移则更为困难。按照目前的制度安排，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在城镇扎根。到了一定年龄，他们仍然会返回原籍，城乡无法对接的基本社会保障对他们来说没有实质意义。实际的情况是，有的地方已参保的农民工要求退保。由此看来，解决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尽快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
二、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讲到：在21世纪，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可见，21世纪城市化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影响甚为深远的事情。
而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城市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数量高达1.2亿的流动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因此，现阶段讨论城市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流动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而简要回顾中国城市化历程便不难发现，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影响流动农民工城市化的因素在不同时期是各不相同的。
在20世纪80～90年代，户籍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等诸多问题成了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90年代以后则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等问题关注较多，而近几年则更多地致力于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问题。那么，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其未来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目前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将可能成为农民工城市化（即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向前推进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我国社会分配结构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其基本走势是分配形式由单一分配形式向多元分配形式转化和分配结构由相对平均走向贫富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分配领域内也表现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但总体上来说，分配形式还是比较单一的，按劳分配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但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按资分配、按效益分配、按风险分配以及按权力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开始对社会分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风险、权力等因素对社会分配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分配形式向多元化转化，社会分配格局也逐渐发生变化，过去相对平均的分配结构开始被打破，贫富分化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