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生活清苦，绝大多数贫困者精神状况不佳，他们多数人苦闷、焦虑、彷徨、悲观。同时，物质生活的贫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贫困者的家庭生活。有调查表明，他们家庭关系的和睦程度低于同龄人的平均水平，不少人卷入了家庭纠纷、家庭冲突的漩涡之中。有些夫妇因此而提出离婚，有的妻子因家庭经济窘迫而出走。有的家庭出现了子女辍学现象，有的则为了维护个人尊严，甚至仅仅为了子女需要保持在社会交往中的形象而掩饰自己生活状况的贫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社会必须对此予以警觉。
（2）失业引发了相当部分的社会犯罪。社会犯罪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此做更为深入详细的论述。有学者把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持续不下的犯罪称为“第五次高峰”。
意思是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共经历了五次犯罪高峰，而前四次都是因为特殊原因造成的，一旦造成这些原因的问题被解决，犯罪问题也就随之得到了解决。而第五次犯罪高峰则情况不同，它的形成原因较少带有特殊性，同当代其他国家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基本相同，因而无法迅速地把它压下去，有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尽管造成这次犯罪高峰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严重的失业问题是这次犯罪高峰，特别是城市社会犯罪陡增的原因之一。
由于失业下岗，城市里许多贫困居民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于是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抢劫、偷盗、甚至谋财害命等许多刑事案件都与失业有关。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近年来我国城镇犯罪中女性犯罪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原因何在？调查发现，这与城市失业问题存在密切关系。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以前，在城市从事卖淫、拐骗、“三陪”等社会丑恶活动的女性大多来自贫困山区的农家女子，而如今这个“黄色队伍”中，也加进了大批城市下岗女工。据笔者对一些城市某些从事或明或暗的色情活动的女性的观察，如今站在街头招摇过市，寻找“黄色交易”的女性多数来源于城市下岗女工。据公安部门反映，近些年抓获的卖淫女中，许多也是城市贫困女性，有时甚至使办案人员左右为难，依法办事则哀其生存艰难，不法办则违犯原则，真是一个悖论性的难题。另外，这些城市女性一般受过较好的教育，头脑远比农村女性复杂得多，一旦走上犯罪道路，则危害性更大。她们在卖淫活动中常常伴随着敲诈勒索等严重犯罪活动，极有可能引发大案要案的发生。由此可知，严重的失业问题已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犯罪问题，干扰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四）长时间的失业导致了部分失业人口社会生活态度的悖逆取向在我国城镇失业下岗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着严重的被剥夺感或相对剥夺感。这些失业下岗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有着很强的优越感，曾经是国家的“宠儿”。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力度的加大，他们成了失业下岗人员，并沦为城市的贫困者，失去了往日的优越感，这不能不在他们心理上产生极大的落差，并在社会生活态度上逐渐形成悖逆取向。四川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调查结果显示，200户城市失业特困家庭典型调查表明，有41％的被调查者对生活不满意，有39％对生活很不满意。有约24％的人不同意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有20％的人很不同意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有明显改善。这一调查结果说明，城市失业贫困人口在社会生活态度上已有明显悖逆取向，他们不承认改革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好处，对改革也不持支持的态度。
最近，益普索咨询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沈阳、青岛、秦皇岛等7个城市中随机抽取了2248名常住居民进行了一次电话访谈，结果显示，有80.1％的城市居民对目前生活表示满意，近半数（46％）城市居民认为近期的生活水平比半年前有了明显提高。7个城市居民对未来半年的生活“会变好”也显得比较有信心，各收入阶层持乐观态度的人群比例都超过了40％。
尽管如此，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仍然令人担忧。家庭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人群生活满意度明显偏低，对生活感到不满意的人达1／3。同时，低收入人群对未来的生活也显得信心不足，他们当中只有42％的人对未来的生活状况持乐观态度。
调查呈现的规律是，收入越高的人生活满意度越高，家庭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率接近90％，充分反映了“衣食无忧”的乐观态度。此外，他们中61％的人相信未来会变得更好。相反，家庭收入越低的人表现得却越悲观。家庭月收入低于1500元的居民中，只有35％的人表示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远低于月收入超过8000元的群体（56.1％）；另外，15％的低收入人群（1500元以下）感觉自己的生活水平比半年前下降了，而有此悲观预期的高收入群体只占2％。
这项调查表明，人们的社会生活态度主要取决于其经济收入的高低。收入越高，越可能对现实生活持肯定态度；收入越低，则越可能对现实生活持否定态度。在我国庞大的失业人口中，部分长时间失业的人员收入很低，有的甚至基本没有收入，仅仅靠吃救济金维持生活。这种经济地位反映到他们的心理上就是对现实生活感到不满，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在社会生活态度上，要么悲观失望，要么持悖逆取向。
总之，少数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悖逆的取向。
笔者以为，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尤其值得全社会关注。。
二、失业问题的治理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在这里告诉我们，认识问题的目的最终在于解决问题。同样道理，认识今天中国的失业问题，目的也是为了解决至少是缓解失业问题。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对缓解或解决我国失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一）控制人口增长是缓解或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首要前提
在前面分析我国失业问题的成因时，笔者把总量性失业放在了最前面，意在突出它在我国失业问题成因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寻求中国失业问题的解决对策时，人口“总体超编”这个问题同样是最为重要的。遗憾的是，查阅近年来有关中国失业问题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这个要素并没有被放到突出的位置。然而，人口众多却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探讨中国的失业问题而忽视这一国情必然会使问题的探讨有所偏颇，甚至会出现事半功倍的结果。有学者发现，政府部门在借鉴西方诸多失业理论来解释和治理中国失业问题时，总会发现各种对策的提出都有与之相悖的论说存在，每一项治理对策产生的正效应，总有一种负效应与之相对，从而相互抵消。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以为，这与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时没有从国情出发有很大关系，结果是虽然愿望很好，但却不尽如人意甚至事与愿违。因此，寻求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办法，同样要从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和生吞活剥都是于事无益的。
那么，与失业问题相关的中国国情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人口总量过剩是最大的国情！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出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
这个看法应该说切中了问题的要害，是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时必须清醒面对的现实。前面的相关论述已经表明，近年来我国的失业问题与人口问题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首先，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在人口理论、人口政策等方面都是鼓励生育的，结果出现了60～70年代的生育高峰，这段时间出生的人口在80～90年代处于就业年龄，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就业压力，是我国80年代中期以来失业问题一直严竣的主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巨大的人口基数一旦形成，就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得到缓解，即使按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来看，也要持续到21世纪30～40年代以后。显然，这会对中国未来就业形势造成巨大的压力。其次，人口总量过大也造成了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面临重重困难。与失业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失业保障制度，然而，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加上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出现了一些失误，给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带来了很多困难。鉴于这种情况，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人口问题的解决恐怕是前提条件。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严格控制人口总量。“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首要任务，也是解决失业问题的重要前提条件。尽量降低人口出生率，提倡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即坚决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唯其如此，人口总量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降下来。当人口总量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时，就业压力才会缓解，失业问题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解决。
（2）注重提高人口质量。前面的论述已经说明，我国城镇社会失业人口中大多数是一些素质不高、文化程度偏低的城镇居民，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也普遍文化程度不高，难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因而就业成了他们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通过各种办法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增强竞争力，获得新的就业生存机会。
（3）加强人口管理，严格控制人口出生率。近年来人口管理上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广大城镇居民、国家干部、企事业单位员工在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基本没有出现大问题，可广大农村的老、少、边、穷地区和流动人口当中反而出现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到位的问题，超生问题出现了反弹。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迹象，长期任其发展下去，人口“逆淘汰”现象在所难免。
如此生育下去，这些人的后代还将继续忍受受教育程度低、素质无法提升的困苦，这不仅对个人不利，更是国家的不幸。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农村，别的差异暂且不说，即使要完成个人的“城市化”，也要付出至少20年以上的时间和努力，而且这种努力还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对国家来说，就是推迟一代人以上的发展时间，问题的严重性自不必多说。因此，加强人口管理，严格控制人口出生率，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大事，关乎人口未来就业的大问题，需慎重待之。
（二）积极发展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
中国人常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说谁惹出来的麻烦，还得由谁去解决。要缓解或解决失业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容量。
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城镇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户数虽然只占全部企业的18％，但其提供的职工就业岗位却占职工总数的68％。
因此，在解决失业问题上，仍然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和长处，使之为解决失业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
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尤其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可以提供众多的就业岗位，为解决失业问题创造更好的客观环境。中小企业以其投资小、见效快、转产容易、适应市场能力强、吸收劳动力多而成为扩大城镇就业的亮点，政府部门可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予以支持，逐步形成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主为主体的中小型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者。
第三产业因其在同样的资金投入条件下能够吸纳相对较多的劳动力而成为发达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第三产业相对来说还不发达，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在今后经济发展中，要着力培植和发展第三产业，使之成为吸纳新增就业人口的重要领域。既要注重发展传统的交通运输、商业、饮食业，又要大力发展新兴的邮电通讯业、信息产业、咨询业、旅游业等行业，以便于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大中城市的社会服务业应该成为我国城镇就业的新的增长点。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既可以点多面广、收费低廉、服务质量高而填补商业服务业的空白，又由于其劳动强度不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而适合于企业大量富余职工和失业职工再就业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在用工方式上，可以采用非全日制工、小时工、弹性工作、阶段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来扩大城镇就业容量。对于企业创办的安置失业人员的第三产业项目，城镇劳动者自愿联营和个体举办的第三产业，政府应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扶持。
在挖掘现有就业岗位潜力的基础上，国家还可以通过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和创新来进一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是国家可以鼓励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投资，增加就业岗位。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在银行的个人储蓄和手持现金数额巨大，国家可以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宣传手段来促进这部分资金用于投资，鼓励开办私人工厂和集体办厂，大量增加就业岗位。二是国家可以大力发展劳务输出，以减轻国内就业压力，为失业人口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我国是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务输出方面工作起步也较晚，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
总之，面对严峻的失业问题，全社会应该动员起来，积极发展经济社会事业，多渠道、全方位地创造各种各样的就业岗位，给劳动者提供多种形式的就业机会，这样才能缓解失业问题带来的压力。
（三）履行政府经济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治理失业方面的作用
根据新古典学派的结构性失业理论以及新凯恩斯学派内部人—外部人理论，政府应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服务职能，包括免费提供培训，提供就业信息，提供就业咨询、指导，以减少失业者重新就业的障碍。
世界各国都注重对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如德国通过立法保证职业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