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利没有这么做，结果错过了很好的一个机会。这是他的“圣屎”新闻理论最好的个人典范，可以把他的光屁股照片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那会让吃早餐的读者得到真正的早餐享受。
反过来，《华盛顿邮报》等了6天后才发表了一份软弱无力的编者按，说布莱尔大厦窃听一事完全是谣传。
卡特并不满意。他要求《华盛顿邮报》道歉，并威胁说要诉诸官司。
《华盛顿邮报》登载那篇关于前总统的不实和公然谣传18天之后，最后才登载一篇撤回声明，并致以道歉。
随后，卡特宣布他不再起诉，并发表了以下声明，这个声明应该在全美国每一所新闻学院进行宣读，而且应该刻在《华盛顿邮报》新闻采编室的墙上：
“走运的是，由于我以前所居的位置，我有机会接受公众新闻媒体，并且可以吸引人们注意到我的问题。以讹传讹的类似谣传的许多受害人并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但他们受到的损害却同样严重。”
“圣屎”新闻（4）
《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唐纳德·格雷汉姆与布拉德利的摩擦也许远远超过了与他母亲凯伊的摩擦，唐纳德只好自己给卡特总统寄了一封道歉的信。我给两位格雷汉姆都送去了口信，祝贺他们完成了道歉的事情，哪怕这有可能让布拉德利生气，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
“你给卡特总统的信也许是你作为《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所做出的最为重要的决定之一，不仅仅对《华盛顿邮报》是如此，而且对报业来说也是如此。”我给唐·格雷汉姆的信是这么说的。
“你（我们）处在很大的麻烦中，不仅仅是与政客，而且还与广大的公众有麻烦。他们时不时会原谅我们犯下判断失误的错误，但如果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他们就不会原谅我们了。为此我向你致敬。”
在致凯伊·格雷汉姆信件的附记里，我对布拉德利讽刺了一番：“祝贺你适当地施展了自己作为《华盛顿邮报》杰出和睿智的资深政客的影响力。”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戴安娜·麦勒拉让卡特夫妇难堪了一回，她把自己道听途说的东西当成真事。另一位记者简内特·库克得罪了一个警察部门，得罪了一个城市，得罪了她的报纸，也使她所处的行业受到损害，因为她编了一个纯粹想像出来的故事。
库克写了一个吸引人的系列故事，讲一个在内城吸海洛因的有8年吸毒史的吸毒者，说此人叫吉米。这个故事本意是想把哥伦比亚特区的吸毒问题戏剧化，但看起来却很吸引人，结果，《华盛顿邮报》提名将这个系列拿去评普利策奖，结果还真的成功了。
问题在于，根本就没有吉米这个人。奖项颁发之后，故事被人揭发出来，说是伪造的，《华盛顿邮报》最后只好退回普利策奖。
“圣屎！”这次令人难堪的事件之后，整个新闻界全都发出这样的声音。
“深喉”还活着
不过，《华盛顿邮报》也有值得记一功的地方，那就是，它有时候利用匿名来源保护告发者，而这些告发者也并不一定是在说些想入非非的话。
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华盛顿邮报》率领一批媒体推翻了尼克松政府，这也使这家报馆赢得普利策奖。该报因此应该得到这个奖项，而且也值得保留它。
《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伊·格雷汉姆是水门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她积极参与水门事件许多报道的评审工作，总体上说，她在那个时期对布拉德利是严加管教的。
关于简内特·库克的故事，布拉德利和他的人马可以自己去评判，他们的确滥用了自己的权威，而且错待了自己的读者。
但是，在涉及水门事件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的代笔者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声称，他们最主要的消息来源是“深喉”，此人是政府部门的一名未指出姓名的雇员，据说经常会在多层停车库里突然出现，并在很深的背景里提供信息，这意思是说，“他/她”的话并不能直接引用。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现在更加坚信，那个“深喉”不是别人，正是本·布拉德利本人。
大家也许感到奇怪，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
很简单。布拉德利在华盛顿有数以百计的政界和社交界的关系，其中很多关系人可以在酒会或者电话里极其方便地透露消息给布拉德利。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或者是大部分人都不会直接跟记者说话。
因此，我的预感是，布拉德利本人就是传奇中的“深喉”。除非布拉德利退休，或者开始写他的传记，否则我们也许不可能了解实情。他的传记应该取名为“圣屎”！
美国大部分报纸都有相当明显的风格。《华盛顿邮报》就是一种好得古怪，也坏得出奇的报纸。其他大部分报纸都在实践希望新闻理论，但是，有一些报纸仍然在为绝望新闻购买昂贵的车票。
《今日美国》前任编辑约翰·奎因曾被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基金会评为年度最佳编辑，他回顾过这样的新闻风格。接受那个奖项的时候，他说，根据报纸头版头条登载最坏消息──世界末日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各家报馆的风格。
奎因的预测是：
* 《纽约时报》：“世界结束了。第三世界国家损失最重。”
* 《华盛顿邮报》：“世界结束了。白宫忽视了早期预警，据未透露姓名人士说。”
* 《今日美国》：“我们死定了！各州死亡情况，见8A版。最后一次体育决赛结果，见10C版。”
新闻理论教育工作者有助于为媒体设定基调，或积极或消极，因为大多数有才干的新闻记者都是他们教育出来的。
在过去40年里，我见到过很多学生从新闻院校毕业，我们从几十所不同院校聘用了数百名毕业生。毕业生的质量是衡量最佳新闻院校的最有意义的方法。利用这个标准的话，我就可以给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10年评分了。
10大新闻院校
1．北卡罗莱纳大学
2．堪萨斯大学
3．西北大学
4．南加州大学
5．印第安纳大学
6．内布拉斯加大学
7．佛罗里达大学
“圣屎”新闻（5）
8．密苏里大学
9. 得克萨斯大学
10.马里兰大学
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新闻院校并不如它们所得的名声那么好，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学校就很差，只是宣传过度了而已。一般来说，这样的名声基于历史，或者是一些热情的教务长或院系负责人。正是这个原因，密苏里既可以列上10大新闻院校的名单，也可以列上5所吹捧过度的院校名单。
5所吹捧过度的院校
1． 哥伦比亚大学
2．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
3． 密苏里大学
4． 俄亥俄州大学
5．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空中的希望与绝望
由于我搞了半个世纪的报纸，但了解广播业才只有10年时间，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对自己的信心并不是很足。
在管理广播事业或者评定广播员的表现上面，事情的确如此。
但绝望与希望新闻理论，当然还包括“圣屎”新闻理论，只需要拨通电话就可以拿到空中去了。
杰拉尔多·里佛拉和莫顿·东雷只能够端出满盘子的“圣屎”。太多了，大部分观众迟早会换台，或者干脆关闭电视。
菲尔·多纳胡、奥普拉·温弗雷和拉里·金拿出的是希望新闻与“圣屎”新闻的奇妙混合物。他们跟自己的观众谈话，而不是仅仅对自己说话，他们还会在电视里工作很长时间。
“60分钟”是空中的绝望之音。但是，这个节目办得很有娱乐性，哪怕不喜欢报纸上绝望新闻的一些人也会对华莱士和布拉德利、雷森纳和萨弗尔保持兴趣。
我仍然收看那些节目，哪怕他们不提供机会让我上镜，尽管他们已经花费了数百小时和数千美元做我的节目。
我记得非常清楚，“60分钟”节目的制片人唐·休韦特当着国家广播公司“今日”栏目的布莱恩特·甘伯尔的面对我说，他们准备“做你”的节目。
我们当时在麦尔科姆·富布斯的高地人二号游船上巡游，看纽约周围的高楼大厦。《今日美国》当时快到第5周年了，休韦特觉得我那份报纸的成功使我成为他那个栏目的候选人。
我当时怀有戒心，因为我知道，“60分钟”的目标是要找你的麻烦。但是，我还是同意合作，因为我觉得那里有很大一个观众群，我希望能够借机会鼓吹我那份报纸5周年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60分钟”派来的人跟在我屁股后面拍，从纽约到洛杉矶，又从洛杉矶到纽约。
最后，我们坐下来录制一对一的采访节目：哈里·雷森纳和我本人。制片人桑迪·索柯娄在我们周围忙来忙去的。
采访进行了一个小时，我们进行中间休息，雷森纳和索柯娄催促我拿出暴烈的一面。“拿出你惯常的脾气来。”他们说。
我们再次进行采访的时候，雷森纳变得很粗鲁了，想在《今日美国》的事情上惹我生气：“麦当报，新闻业的快餐食品。”
但是，我以前已经听说过这样的话了。我保持镇定，一脸微笑，很礼貌地回答了最尖锐的一些问题。
那次人物简介根本就没有播出来。他们告诉我说，我在节目里面做出来的样子太礼貌了。他们没有能够想出我那个版本的狗娘养的形象来。
谈到狗娘养的，泰德·特纳应该得到比他在有线新闻网上的成功更大的表扬。CNN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把电视上最全面的新闻报道传递给4960万美国家庭。它提供了动力，使3家大型网络得到升级并扩充了新闻节目，使我们大家都因此受益。
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国家广播公司都提供了相当好的希望与绝望平衡，从早间新闻节目到深夜新闻都是如此。
我是希望拨号的人，在办公室里和家里，我有4个屏幕并排摆着，所有的节目总是开着，哪个频道吸引我的注意力就打开哪个频道的声音。
我是从林顿·约翰逊总统那里学会这个方法的。1966年，约翰逊总统做了一次外科手术，我的老板保尔·米勒和我跟约翰逊总统及私人助理杰克·华伦迪一起在白宫进午餐，杰克·华伦迪现在是美国电影协会的会长了。此后，约翰逊邀请我们到总统卧室去看看，一边脱衣准备午睡。他想让我们看看他在床脚处摆放的3台电视机。
当时，遥控板是相当新潮的东西。他的枕头底下就有一块遥控板。
“3台电视我一天到晚都开着，但是，只有当我看图像的时候，我才会打开声音。”约翰逊总统说。
分析节目主持人
我看美国广播公司的彼德·简宁斯的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特的节目，有线新闻网的伯纳德·肖的节目和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柯的节目。根据这些节目主持人所说的内容而决定是否打开声音。
所有4个主持人都不错，没有沃尔特·克隆凯特的节目好看，但也相当不错了。
每个人都有希望和绝望的混合物。一般来说都趋向绝望，还有可以拿到的电影胶片，但平衡得不错。
他们是如何进行比较的呢？
加内特公司准备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时候，我以为加内特公司最后会成为第四家好的电视台。
我是这么给几位主持人评级的：
“圣屎”新闻（6）
1． 汤姆·布罗柯
2． 彼德·简宁斯
3． 伯纳德·肖
4． 丹·拉特
我承认自己有偏见，因为我更偏向于布罗柯。他是南达科他州来的小伙子，而且他的妻子麦里迪丝也在加内特公司的董事会。但是，布罗柯属于全美国或全美利坚的小孩子，哪怕他已经快到50岁了。他在佩奥里亚表现不错，在美国各地中心地带也都表现不俗。如果有别的人替他挑选领带，他一定会表现更好。
简宁斯是一位挺复杂的外国人，主要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有吸引力。他很聪明，能够以极其出色的手段处理实质性的新闻题材。但是，周末到中西部地区的农场清扫马厩或者挤一挤牛奶，一定会对他打开眼界大有裨益。
肖在有线电视网得到的电视时间比他在别的网络得到的时间长得多，他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讲话直截了当，稳重而有次序，报道新闻时从不妄加粉饰，但他必须学会如何微笑。
拉特是广播业里的本·布拉德利。这很好，但不如他自己以为的那般好。1987年，拉特因为生气而突然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屏幕上消失了7分钟。克隆凯特说，“我本想炒掉他的。”换了我也会。
这4位主持人和所有电视业人员都可以听听查尔斯·库拉尔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的“在路上”节目，可以从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库拉尔特有一句话，是我们所有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业人员都应该记住的：
“我从报纸头条和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国家，跟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用自己的耳朵听到的，和用自己的身心感受到的国家不尽相同。”
有话直说：第一修正案保障了新闻的自由；新闻自身必须要保障新闻的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