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在当政的20多年中，除了着力于内政的整饬和全力扑灭农民起义外，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侵，他也不得不处理棘手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
嘉庆十年（1805年），英国有4艘护货兵船来到了广州，同时还给大清皇帝带来一封英王书信，信中表示英国愿意出兵帮助大清剿除起义军。嘉庆帝对英国的这个举措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对英王文书中的出兵意向，他明智地加以拒绝，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官兵实力查缉，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同时，嘉庆还谕令粤督倭什布严密防范：“护货兵船向来必有湾泊处所，总当循照旧规，勿令任意越进为要。”
嘉庆十三年（1808年）九月，英国又借口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将带有炮械火药的4只兵船停泊在香山县属鸡颈洋面。随后这些兵船的300名英国士兵，公然在澳门登陆，占领了澳门东西炮台。后来，英舰见广州毫无准备，竟将兵船驶进澳门，停在黄埔，有一些士兵驾坐着三板船至省城外，总兵黄飞鹏一看有外国士兵乘船靠近，便向那几条船开炮示警，轰毙英兵1名、伤3名，英军被迫陆续撤退。嘉庆帝接到澳门传来的奏报十分重视。为此，他严正声明：“葡人与法人互相争杀，是他们之间的事，只要不妨碍我大清国，我们并不过问。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外藩都各自有一定疆界，我大清的兵船可从来没远涉外洋，到你们那屯兵驻扎。”
嘉庆十四年（1809年），贸易季节来临时，嘉庆帝指示新任粤督百龄：英吉利“素性强横诡诈”，“于本年该国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
这件事过后，英国护货兵船并没有把嘉庆的警告当回事，仍不遵定制，不仅不停泊外洋，有时甚至将兵船驶至虎门。十九年（1814）二月，嘉庆帝令现任粤督蒋攸铦：如果英船再违定制，就向他们开炮。同年，他批准了蒋攸铦提出的防备方案，采取“坚壁清野”的措施；对中外贸易交往作了以下规定：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馆。在加强广东方面防备的同时，对居住京师的外国人也加强了管理。这些措施都是在英国兵船屡犯广东之后采取的，因而具有正当的防卫性质。
对于外敌入侵，嘉庆帝一直态度鲜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从乾隆朝以来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西洋鸦片流毒，嘉庆帝更是主张严加禁止。他对鸦片流毒造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嘉庆十五年（1810年），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6盒入城的杨姓烟贩，嘉庆帝严谕指出：“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身体，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本干例禁。该犯杨姓，胆敢携带进城，实属藐法，着即交刑部严审办理”，并要求各部门及粤海关严行稽查。他根据当时“嗜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加以禁止。
十六年（1811年）三月，因湖北巡抚钱楷上疏力陈烟害，嘉庆帝再次指出：“鸦片烟一项，流毒无穷，无赖匪类沉迷癖嗜，刻不可离，至不惜以衣食之资，恣为邪癖，非特自甘鸩毒，伐性戕生，而类聚朋从，其踪迹殆不可问，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并要求各海关严加禁遏，一旦案发，“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嘉庆“申禁私贩鸦片烟，定官民服食者罪”。
嘉庆二十年（1815年）春天，两广总督蒋攸铦和广东巡抚董教增联合建议制定《查禁鸦片烟条规》。
嘉庆帝对鸦片的严厉禁止，在当时对抑制鸦片的泛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道光朝的禁烟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惜的是，大批朝臣官员们在吸食鸦片中欺上瞒下，一边禁毒一边吸毒，禁烟运动就成为“贼喊捉贼”的官场游戏。除禁烟外，嘉庆对外商偷运白银出洋问题亦高度重视。嘉庆十九年（1814年），苏勒额奏称：洋商每年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中国，任意欺蒙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请严加禁止白银出洋。嘉庆帝认识到，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于是命令粤督立即查明每年洋商偷运白银出洋的实数，订立章程，严密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