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宣文
改革的年代是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的年代；是敢想、敢说、敢做与反对敢想、反对敢说、反对敢做针尖对麦芒的年代；也是更多的人写杂文与更多的人作践杂文的年代。但杂文依然是杂文，杂文依然是新时期启蒙运动的号角，是时代的良心。作为杂文这样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以短小、活泼、锋利、隽永为特点的文艺性论文，并不好写，敢于写，实属不易，善于写，更不简单，暮远先生便是两者兼备颇有成就的一位。
暮远先生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干部，工作在反腐倡廉第一线，大名扬钊，在区外发表作品常用“山狼”之名，意为“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他四十刚过，归属“贫瘠的土地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那类头型，身材精干而健壮，浑身洋溢着活力，血气方刚，疾恶如仇，才思敏捷，笔耕勤勉。在我担任宁夏杂文学会会长的五年中，他一直是最年轻的也是惟一的回族副会长，因而做的工作也最多，他在创作了数百篇杂文的同时，为会员们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暮远写杂文出手很快，涉猎广泛，感情饱满，生发自如。他下过乡，做过工，又在党政机关捉笔为生，积累了写作的丰富素材，加之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驱使，有真情而发实感，几乎平均每周要发表1至2篇杂文。他的杂文有为家乡的贫困与不幸凄然流泪的；有为教育的喜悦与忧愁奋力呐喊的；有对环境的恶化与人们的漠然痛心疾首的；有对社会现实中的弊端投以深深一击的；更多的则是直面形形色色腐败现象像股股闪电撕破乌云般的愤怒。正如他的自述：“我常写一些直陈社会时弊的文字，自以为是一个敢于愤怒敢于直言不为什么人讳的‘愣头青’。”（《但为自己讳》）。
暮远写杂文愣劲十足，激浊扬清，针砭痼疾，寓意深邃。虽然他深知“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你不但说了也白说，而且会招致自身祸害”（《不能说》），虽然他的文章常经好心的编辑们左砍右削去其锋芒，但刊登出来后仍然力透纸背。他谈到电影《红樱桃》受命删去三场表现纳粹暴行的“裸戏”的情节时发出质问，“我还是觉得奇怪，怎么历来有人总要从女人的身上替中国的男人们看出他们的邪念和淫荡呢？是中国的女人多苦难呢，还是中国的男人本就是见了女人就要想到性的色情狂呢？”（《裸体便是色情？》）他针对几乎千篇一律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的八股文作风指出，“该把精力放在‘但是’之后的‘分形势’上，‘总形势’你不强调它它未必就不是好的，你强调了它它也未必就会是好的。”（《“总形势”与“分形势”》）他从余秋雨先生面试研究生时，给不与流俗为伍而质疑莎士比亚作品的考生打高分一事中领悟到，“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命运由了别人去拨弄，张扬个性，守住自我，才是善待生命的选择。”（《善待生命的选择》）他剖析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一面从事严重经济犯罪，一面还担任着北京市反腐败领导小组组长和（北京）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副主席的现象后，警示善良而本份的人们，“查处腐败犯罪分子最大的阻力和干扰，恰是来自那些‘领导’着反腐败斗争的领导者们的身上。”（《谁来领导反腐败》）
综观暮远先生杂文，不难看出，他始终聚焦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顽强不懈地表达着人民对政治清明的企盼。他在《幸亏还有“最高”》一文中说道，“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官本位’‘家天下’封建传统的国家。”在论及王宝森“居然能堂而皇之地被提拔重用”时，他拍案而起，“谁推荐的人？他是怎样被提拔上来的？”（《谁推荐的人？》）连原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本人也承认，对此“负有责任”。这是一种什么责任？这仅仅是陈、王孤立存在的问题吗？显然不是。封建社会是世袭制，老子死了儿子当皇帝；后来是科举制，谁的八股文做得好谁中状元；再后来是委任制，看谁顺眼了就指谁为官。无论是世袭制、科举制，还是委任制，都逃不脱“官选官”的樊篱，而不是“民选官”。“权力来源于少数人，权力服务于少数人”，许多悲剧由此而生。（《为谁掌权让谁监督》）。再比如，为什么“当前，腐败现象仍然严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理应从这几年反腐败的实践中提出健全反腐败体制、机制和法制的构想和方案，从本质上遏制住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如果我们不下决心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那些经济体制改革来之不易的成果就将毁于一旦。我想，这便是暮远先生历时三年每晚伏案灯下完成的，继1995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夜行者独语》之后的第二部杂文集《告诉我们真的历史》所要告诉人们的。我以为暮远先生这本杂文集的全部价值也在于此。
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于一旦。我想，这便是暮远先生历时三年每晚伏案灯下完成的，继1995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夜行者独语》之后的第二部杂文集《告诉我们真的历史》所要告诉人们的。我以为暮远先生这本杂文集的全部价值也在于此。
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