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森
暮远，本名杨钊，另有笔名山狼、山人。回族，1957年出生于宁夏同心县。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杂文学会副会长。
暮远于1987年开始杂文创作，迄今已发表杂文作品400余篇，并有多篇作品在全国及区内杂文征文中获奖。其1987—1995年间创作的杂文作品结集为《夜行者独语》，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11月出版发行。暮远是宁夏杂文作者中在区外报刊，特别是一些全国性杂文报刊（如《杂文报》、《杂文界》）上发表杂文作品最多的一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杂文创作实力。
暮远是活跃于宁夏杂文界的可数的几位土生土长的回族作家之一，也许正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回民的缘故，使得他对生活、工作的这方水土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热切关注，特别是对这块土地上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不良现象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即便是这些现象、问题并不为宁夏所独有，他也会痛心疾首，表现出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忧虑甚至愤激。在他创作发表的杂文作品中，有1／3左右是直接写宁夏或与宁夏有关的。这在宁夏的杂文作者中，不说是惟一的一位，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他对宁夏的封闭、保守、落后有着切身的体会，所以常常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出忧患、愤激之辞。他为宁夏人的慢条斯里、不讲效率而气愤、伤心（《宁夏人，你为什么不着急？》）；他因外地人不知宁夏在哪里而压抑、沉重（《宁夏在哪里——问自己》）；他对宁夏人的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感到焦灼、不安（《差距？差距！》）。同时，由于对作为一个宁夏人对家乡的发展、进步应负的历史责任有着明确而清醒的认识，所以，对于宁夏存在的种种问题、弊端，他并没有只是停留在愤激不平上，更没有去怨天尤人，而是在实事求是、不加隐讳地暴露宁夏存在的问题、弊端，指出宁夏存在的差距、不足的同时，积极而认真地为问题的解决谋划良策，为社会的发展寻找出路。他真切地提出宁夏人要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而且要从领导干部做起（《差距？差距！》）；他强烈地呼吁宁夏人尽快从坐而论道的空谈中走出来，把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由纸上的讨论变为切实的行动（《清谈“说”与“做”》）……鲁迅说过，创作总根于爱。暮远的许多写宁夏的或与宁夏有关的杂文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忧患也好、愤激也罢，归根到底，正是源于他对养育自己成长的家乡的赤诚而执著的爱。很难想象，一个对家乡没有丝毫感情的作家，会如此热切地关注家乡的现实与发展。他在《夜行者独语·后记》中明确说过：“我是宁夏人，又是回族，自然会更多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宁夏本土。”语虽平淡，但对家乡的那种浓郁而炽热的情感却溢于言表。
暮远的杂文创作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宁夏本土。相反，在立足宁夏本土、关注宁夏本土的同时，更将自己的视野扩大到宁夏以外。即使那些关注宁夏本土生活的作品，作者也往往将其放在全国这一背景之中加以观照，从而使其差距、问题暴露得更为明显、突出，也使得其作品更富有现实针对性和思想穿透力。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对于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如反腐倡廉、民主建设、法治建设等，予以极大的重视。由于长期在监察部门供职的缘故，使得他接触了大量有关官员腐败、违法乱纪方面的材料，正是这种职业条件和T作性质，反腐倡廉始终成为他杂文创作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而且这一题材的作品，最能体现暮远杂文识见独特、立意深刻的特点。他的《腐败现象起因别解》一文，认为腐败现象的起因除了封建思想的遗毒，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法制不健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执法不严等外，决策上不应有的失误、政策上的盲目性，也是导致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关于前几点原因，人们已谈了许多，可以说已达成了共识；而作者这里指出的原因，却是人们很少注意到的，至少是人们很少谈论到的。由于作者能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所以其观点能予人以很大的启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极少数”之外》一文，针对不少人心目中“腐败分子是极少数，普遍存在着的是腐败现象”的糊涂认识，强调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严峻，我们不妨宁可把腐败分子想象得多一些，宁可把腐败现象看得重一些，以超平常的精力和实力投身于反腐败斗争中，这于我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是大有裨益的。作者不盲目从众，不轻易接受已有的现成结论，也不为事情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对事物作刨根问底式的反复认真的思考，将隐含于其背后的实质、真相一一揭出、揭破。他的《“教育”质疑》一文，对企图通过教育的手段、方式来达到反对腐败并进而消除腐败的目的、做法提出质疑。明确提出，在反腐败中，教育的作用是有效的但也是有限的，过分强调教育的作用和效果，就会借受教育而掩盖问题的真相，这样，我们的反腐败就达不到真正的目的。作者善于在不疑处有疑，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杂文作品明辨是非的作用。上述几篇杂文的成功，得益于作者在创作中坚持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态度和创新意识。
暮远的杂文作品，无论是那些关注本土生活的，还是那些触及整个社会的，都表现出一个较为鲜明的创作特点：大中取小，小中见大。暮远常常能从较大的社会、政治现象中选取最能反映事物或问题本质的一个侧面作为“突破口”，经过分析，开掘，揭示其中蕴含的普遍而深刻的意义，获得小中见大的效果。他的《走极端》一文，写的是中国人好走极端的弊病以及这种弊病所带来的沉痛教训，但却从一件生活小事写起，上街买牛仔裤，但跑遍城里的服装店，见到满世界挂着大裤裆、瘦裤脚的“老板裤”。无论是牛仔裤，还是西裤、便裤，全成了一个模样。作者由这种生活上的走极端，联想到社会领域里的走极端：“大跃进”、“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走极端的年代；一度出现的“公司热”、“官倒热”，同样也是这种走极端的表现。至此，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太容易随‘潮流’，太容易受迷惑而人云亦云”，“欲要使中国的事情正常起来，从今以后不再出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便须使中国的大众人人都具有一个明明白白清清爽爽善于独立思考的脑袋。”其《杀鸡给猴看》一文，从“杀鸡给猴看”的把戏写起，运用类比联想，将问题引向深入：“杀”与“看”，其关键是“杀”，与之相比，“看”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但若真要“杀”给谁看，窃以为，那该杀给猴的同类看。很显然，这里的“鸡”与“猴”已成为现实社会中某一类人的代称，“杀”与“看”也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内涵。上述文章涉及的事情虽然很小，但作者的观察视角却是开阔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通过现象的一点，引申、开掘出含义深刻的主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的小中见大，绝不是为了迎合读者的某种口味而故意舍大取小，把严肃的问题庸俗化；也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理论色彩或思想意义而故弄玄虚，任意上纲上线。
暮远是个个性鲜明的人，在他身上，山里人特有的倔强、直率得到了本真的体现。这种个性也影响了他的杂文创作，他的杂文作品往往锋芒毕露，不掩饰、不隐讳、不做作、不卖弄，敢怒、敢恨、敢说。其人坦坦荡荡，其文明明白白。在他的作品中，凡是使用第一人称的地方，绝大多数用单数的“我”而很少用复数的“我们”；也很少用“××说过”、“××告诉我们”之类有拉大旗作虎皮嫌疑的说法，而是直截了当地用“我觉得”“我认为”这样绝不故作谦虚的字眼。以上种种，使得其杂文固然有直白有余而含蓄不足的瑕疵，但读起来往往使人有一种痛快淋漓、解气解恨的感觉。作者的情绪在写作中得到了宣泄，读者的情绪在阅读中得到了宣泄。在这样一个刻意追求平和、中正，片面强调辩证、全面的时代，暮远的这种有棱有角、见情见性的坦露胸襟之作，自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可以说，杂文家以他们的胆识，以他们对我们的国家与民族的挚爱与赤诚，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尽管有许多杂文未必能触动社会弊端一根毫毛，但他们疾恶如仇、崇尚美好的心灵，却为我们这一代人乃至后代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暮远，对暮远的创作，我们正应如是观之。
（注：引文均出自暮远的《夜行人独语》）面强调辩证、全面的时代，暮远的这种有棱有角、见情见性的坦露胸襟之作，自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可以说，杂文家以他们的胆识，以他们对我们的国家与民族的挚爱与赤诚，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尽管有许多杂文未必能触动社会弊端一根毫毛，但他们疾恶如仇、崇尚美好的心灵，却为我们这一代人乃至后代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暮远，对暮远的创作，我们正应如是观之。
（注：引文均出自暮远的《夜行人独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