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一位在北京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对我说，亚运会使北京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2000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就“齐”了。那言语中很透着一股自豪。三年后，我又去了北京，接触了几个北京人，也在公共场所“混入”了北京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后来听到两个外地人的聊天，我才有了切实的感受。那两个外地人说，北京人如今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放在赚钱上。我所谓“切实的感受”，一是北京人确实较以往少了侃的精神。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我接触到的北京人，极少有人以那独具魅力的卷舌的北京话作过神侃。二是在我客居北京的十多天里，对于北京人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放在了赚钱上，则是在我观察了北京之后，才相信了它的可信性。
也是三年前，我曾有感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猛宰外地客而写过一篇《“打的”挨宰》的随笔。由于后来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到北京市对出租车行业乱收车费问题进行了治理的情况，原以为这个问题可能会大有改进。然而不曾想，在京城遇到银川晚报社的总编杨红兵先生，称他由首都机场到和平门，打“面的”竟花去2lO元。而我三年前同样的路程坐小轿车被宰去的是90余元。可见这问题非但没有好转，而且每况愈下。杨先生的遭遇引起了在京城不期而遇的几位熟人的感叹，纷纷诉说着打“的”挨宰的苦衷。虽然不能以偏概全，但这究竟是窥视北京的一个小小窗口。
我有幸到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纪念堂参观。当参观的人流怀着肃穆庄重的心情瞻仰了毛主席遗容走出大厅后，便置身在了小摊小贩的阵容中，我确实有一种_卜分难以理解的心情。买卖居然做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赚钱竟然把主意打到了这样的场所。看着纪念堂周围端庄严肃的士兵，心里的滋味是什么样的，文字也难以表述。而人民大会堂出口的地下室内，成了地下商场。至于天安门城楼里的故宫前院，则更是商贩云集，买卖喧嚣。三年的光阴，北京的变化，由此可见端倪。
人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情绪。自那之后，我就不愿到北京的街头游逛。在我这一生中到过的城市中，北京，历来占据着心目中的第一位，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与之媲美的。可这次去北京，我甚至不曾到东单、西单和王府井去看看。而我曾经计划了要去看一看的。
北京的市政建设较三年前有了极大的变化。尤其三环路的建成，更给北京添了现代都市的气魄和风采。然而北京却有了一种让人难以言说的与她的现代都市格调很难相称的东西。我似乎觉着，北京患“病”了。是什么病？我却说不清。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