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一位朋友的六岁小女儿无意中听到她父亲告诉别人，我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时候，她问我，以前是否得到过它。父亲回答这种奖是那种人一生中只能得一次的东西，于是，这小女孩想了想：“噢，”她说，“那么它就像水痘一样。”
是的，弗劳伯特说过，荣誉使作家丧失荣誉，让·保尔·萨特拒绝了这一特殊荣誉，但人们很难说清这是由于诽谤还是弊端。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确实发现，作为一名获奖者出席这场庆祝晚宴，确实比出水痘更为愉快和值得。
但小女孩并没有全错。写作，就其要求来说，确实是一种折磨，因为它是最为孤独和要求内省的职业。在那些从事群体活动的人群中，我设想，并注意到，我们作家没有奖励，没有伙伴。我们不是一个组织良好的管弦乐队，诗人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独自吟唱，散文作家零零散散地随便登场，每人使用各自的表现乐器，去完成那些和谐或不和谐的曲调。我们必须充分地生活以便积累工作的素材，但我们又必须独自地工作。出于这种矛盾的内在孤独，我们的写作是一种罗兰·巴特尔所说的，面对我们周围人和这个世界的“基本手势”。它是我们伸出的、捧着我们所能奉献的最好的东西的手。
当我还很年轻，在严酷的种族主义和压抑的殖民社会中开始写作时，我像其他人那样，感到我生活在一个观念的、想象的、美的世界的边缘。这被诗歌、散文、戏剧、绘画以及雕刻所形象化的一切，对那些遥远的、被称作“海外”的国度，是封闭的。我当代的梦想就是，黑人和白人，拼搏努力，以此作为进入艺术世界的唯一道路。这一点已被认识到，即肤色障碍——我姑且使用这一古老的、抽象的种族主义概念——就像卡夫卡寓言中那道法律的大门，是对哀求者终生关闭的，因为他不明白只有他自己才能打开它。这也使我们懂得，我们为寻找一个世界所要做的，就是完全地、首先进入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从自己这块特殊土地的悲剧之中走进去。
如果诺贝尔奖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它使人们将它的理想传播开来。出于全世界广泛联合的观点，他们认识到：没有一个单独的社会、国家或大陆能擅自假定自己已创造出一个真正的、适用于全世界的人类文化。作为获奖者的一员，过去或现在，都属于同一世界的若干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