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讨论幸福就像讨论美一样，常常是毫无结果的。托尔斯泰耗费毕生精力去研究美，结果毫无所得，只好丧气地说，美是一个谜。他断言，谁要想给美下定义，那只能自讨没趣。我们研究幸福也一样，幸福随时可以感觉得到，亦如美随时可见一样。但一当问及什么是幸福，则吾辈每每口讷无词。难怪周国平先生说：“把幸福作为研究课题是一件冒险的事”。各人有各人幸福的园地，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只有自己清楚。穷有穷的乐趣，富有富的苦恼，皇帝老儿还嫌高处不胜寒呢。有身处困顿而能陶然自乐者，也有身在福中不知福为何物者，你能说谁幸谁不幸呢?蒙田说，昌盛和贫乏全在于每个人的意念，每个人的处境佳否全是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快乐的人便是快乐的，命运对我们并无所谓利害，它只供给我们利害的原料和种子，只有灵魂才是自己幸与不幸的唯一主宰。正如勤学对于懒人是苦事，节俭对于浪子是刑罚，戒酒对于醉汉是苦事，体操对于娇养和闲惯的人是苦楚，其他亦然。事物本身并没有什么辛苦和艰难，只是我们的怯懦和软弱使然。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幸福。尼采说：“人，忧郁的心啊，你为何不肯安息，是什么刺得你双脚流血奔跑，你究竟期待着什么?”我想，霍尔巴赫和洛克的话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解答，霍氏在《自然的体系》中说：“我们的一切教育、思考和知识，都不过以怎样能获得我们本性所不断努力追求的幸福为对象。”“我们无法怀疑，入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在寻求幸福。”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说：“什么驱迫欲望。则我们可以答复说，那是幸福，而且亦只有幸福。”狄慈根也说过：“只有人类的幸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目的。”是啊，人活一世，谁又是冲着苦难而活着的呢?即便是不可思议的受虐狂，也只能是基于某种快慰的需要而甘于受虐待的，正像是以痛止痒，虽然痛并无什么快乐可言，但在克服难忍的奇痒时也就甚足称道了。
我们曾如此热衷于把幸福寄托于神灵，我们千百遍地祈求——愿上帝赐福于我们。但有人无情地宣布——上帝死了。于是我们像一群被遗弃的孩子，被重重地从天国抛入尘世。我们也曾把幸福的热望寄托于科学，寄希望于物质的高度发达，但我们也为此吃尽了苦头。拉里夫·赖教授在《和未来相撞》中写道：“任何人，即便是现代科学家中最有才干的人，也不能真正地知道科学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去。我们乘着火车奔跑着，速度越来越快，路轨分叉越来越多，方向不明。驾驶室中没有科学家，每个指针的背后都潜伏着危险。社会的一多半人都在最后一节车厢中向后看。”科学给人类造成空前的不安和迷惑。我们追求幸福，但常常收获着不幸。诚如安琴伦在《论道》中所言：“啊，不幸的人，他已经失去自己被创造的目的!啊，艰难可怕的命运!嗨，他曾失去什么?他曾找到什么?他失去的是被创造欲所达到的幸福，他找到的是他被创造决不该有的不幸。他丢弃的是没有他就没有幸福的东西，他保存下来的仅仅是可悲的命运。”
纵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思潮中透露出的普遍悲观消极的情绪，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困惑：人类现在到底活得怎么样，人类的生存状态是否较先前有了良性的改善。我们深知贫穷、落后、愚昧之于幸福的不利，但我们也往往忽视了富足、文明与发达背后的辛酸与痛苦。对幸福的追求每每被我们简化为摆脱贫穷和落后，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富有了，文明了，就会幸福。事实则并不如我们所愿。我常常深思这样一个稚拙的问题：一个现代人是否就比一个古代人幸福呢?从人类心灵史中所敞露出的古人情怀，每每较现代人舒展得多，他们对人生的洞悉与体悟，每令现代人赧颜。缘之于此，许多明达之士对现代文明提出质疑，仅以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都市而言，其繁华中潜伏着的危机就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无奈。尼采说：“我爱森林，城市里是不良于生活的；在那里，肉欲者太多。”这可以看作是对都市的抗议与抗拒。当然这是愤激之辞，不足为据。有人说现代人活得苍白，有人说现代人活得无奈，太多的人则抱怨现代人活得很累。为此，有人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概括为：
孤独——都市人的生存状态
苦闷——都市人的心灵基调
无助——都市人的生活缺憾
总之，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人似乎离幸福越来越远。
古希腊人曾有过人类五纪的说法，他们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半神半人的英雄时代”和“悲惨无援时代”。可见他们对人类的发展不但不抱希望和信心，反而是以一种悲观乃至绝望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发展，这倒十分类似于中国老庄的社会发展观。依照这种逻辑，社会还是不发展的好。但历史无法阻挡。
台湾学者何秀煌先生在《哲学智慧的寻求》中，以苦涩的笔调将往昔与现代生活作了一番比照描写，于中透露出淡淡的怅惘。
小时候步行几十里，为祖父去缴纳田赋地税，今天谁也不必这样长途跋涉。那时一般的儿童渴望在新年的时候，有新衣新鞋和新玩具，今日的儿童天天都是在过新年；那时家中那架古老的唱机已是高档的享受，去电影院更是奢侈，而今电视节目就在家中，而且还可以录影重播；那时从罗东到台北，要坐四个小时的硬座烧煤的蒸汽火车，颠簸摇晃地穿过十几个乌黑的山洞，满脸尽是油气煤烟．尘埃炭粒，而今坐上空气调节、沙发舒适的特别快车，一觉尚未醒来．人车早已到达……可是，那时我们在放学之后，帮家牧牛洒扫之余．尚有闲暇和幽情去捉蜻蜓，捡田螺，捕萤火虫，而今大部分的学童。在功课的重压之下，恐怕只能在书本中含糊地意会蜻蜒、田螺和荧火虫的模样；那时的夏夜，满天繁星，我们举家坐在庭院里乘凉．藉着满月的月光，写字画画，作诗填词，而今乡间的空气也早已被污染，好多星星不见了，月儿再也洒泼不下旧日的光华；那时我们和邻村，鸡犬相闻，守望相助，而今就是对门邻居住的是谁，有时连姓名都不知道；那时我们尊敬师长，听从父母的话，而今多少儿童视父母师长如陌路，电视才是真正的爸妈。
我想，星星还是旧目的星星，月亮也不比昔日逊色，何先生的话未免言过其实。但我们的确不复有昔日数星星、看月亮的心情了。现代生活与诗情画意之间多少存有一定的生疏与不谐，它追求的是刺激与过瘾，而无意于作诗性的品尝与回味。
对于幸福，我们是如此熟知而陌生，我们如此强烈地追求幸福．但谁又能理直气壮地说他逮住了幸福!对于不幸，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敏感地感觉出来，但幸福却难以上升到意识的层面。俗话说：“生在福中不知福”，恐怕就是这个道理。人类对幸福的迟钝大概就是我们听到的抱怨比听到快乐的歌声要多得多的原因。回忆常常使我们获得错失幸福的感受，但那必须是在所谓的“幸福”荡逝过后；憧憬与幻想也可以把我们挑逗得心旷神怡，但那必是在“真正的快乐”到来之前。只有病了的时候，我们才会由衷地感觉到健康真好；只有老了的时候，我们才会体味出年轻真好；只有在死去之前我们才能省悟活着真好。但真正的年轻、健康、活得硬硬朗朗的时候呢?谁在这等时候真切地体验出幸福的滋味，从而十分自豪地说：“我真幸福。”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光，但我们未曾认真地体味过，珍惜过。幸福离我们如此之近，可我们往往要注目于千里之外。事实上，人总是不满意于自身的现实，这种不满意与不满足则时时策动着人耽于对过去的怀想与对明天的憧憬。人们不大喜欢现在，倒是十分乐意对过去和未来探头探脑，在追忆和畅想中获得自欺欺人的满意与满足，这或许就是人性。这就给幸福带上了十足的非现实性和假定性。
我们错误地把幸福的光景想象成绚烂多彩，为此才总不满意于眼前的平凡与平淡；我们荒唐地把幸福假定为动人心魄，为此才不满足于眼下的秩序与安逸。我们设定幸福的时刻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为此我们常常是疲于奔命，在苦苦的期待中，失去了很多快乐的光阴与幸福的良辰，将平平常常的人生真味囫囵过去。久而久之，我们弱化了对幸福的感受。人生本不缺少幸福．所缺少的乃是对幸福的把握与感受。人生的悲剧大多出自于对幸福的麻木与迟钝。密尔在其《功利主义》中对幸福有透辟的分析，他说：
功用不仅包括对幸福的追求，也包括对不幸的避免或减轻，纵使求福是妄想的，但至少在人类以为还值得活着而不走到同时自杀的途径的期间，避免或减轻不幸福的范围一定要更广大，它的需要一定要更迫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假如咬定人生绝不可能幸福，那么，这种主张纵使不是一种字面的诡辩，至少也是言之过分。假如所谓幸福是指高度快意的刺激继续不断，那么这分明是不可能的。非常高度的快乐状况只能经历顷刻之久，中间稍微有间断；这种快乐乃是人生享受的偶尔有的灿烂闪光，不是它常久的稳定的火焰。对于这个道理，以幸福为人生目的教人的哲学家也像嘲笑他们的人一样地完全知道。他们所谓幸福并不是极乐狂喜的生活，而是痛苦少而短暂，快乐多而有变化，并且主动的快乐比被动的断然占多数的生活，全部生活中间有一些片刻的极乐；而且这个生活全部的基础，就在于期望由生活得到的不要比生活可以赐予的更多。具有这样成分的生活，在幸而得到的人看来，始终是值得称为幸福的。
在以往的一个世纪中，我们古老的帝国经历了一次次深刻的革命。社会形态、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深刻变化，战争和斗争的深度创伤，无不在心灵深处留下烙印。而今，习惯于在安宁、祥和、秩序中生活的国人，在开放的大世界里有些目不暇接，惯于闲适的心理无法承受太快的节律，一向清贫的身世难以从容应付眼前的阔绰．封建文化教养使他们在同商品经济接轨时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土财主．把孔方兄的图案印在身上，昭示着荣耀与霸道。转型期的危机掠过心头，缱绻而无奈。弗洛姆对这种历史转型期的普遍心态曾有生动的描述：当人们从传统社会关系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时，由于失去了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固定位置，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一种个人无价值和无可救药的感受压倒了他，他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了无边无际而又危险的世界。
中国人求同，西方人求异；中国人追求共性，西方人追求个性。在远古的贫穷时代，追求共性容易，因为除了维持低级生活的物质资料外，所剩无几，没有更多的剩余让你显示与他人的不同。在这个时期，大家尚可以无压力、无妒嫉地和谐生活，心理的平衡感带来的是安逸和惰性、平静和满足。一旦剩余精力和剩余的财富多起来了，则相伴而生的是有能力显示自身与他人的不同。对于习惯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不同所形成的势差，在一方造成优越感的同时，则于另一方就造成沉重的压力和自卑。求同的传统文化大背景是难容这种差异存在的，其结果必然产生强烈的社会撞击。韩愈所言“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情形充分显示出这种文化所“养殖”出的心理障碍。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对撞会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来，贫富悬殊在中国必然引发较大的心理危机。据国家统计局10万户城乡住户调查，以20％的高收入户和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比较，1994年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为3．1倍，1995年扩大到了3．3倍，比1978年的1．8倍扩大了1．5倍，农民的贫富差距由1978年的2．9倍扩大为1994年的6．6倍，1995年又将进一步扩大，城乡加权平均贫富，差距约为5．7倍。如果用城镇20％的高收入户与农村的20％的低收入户比较．则贫富差距高达13～1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镇还有1250多万贫困人口需要国家救济。据民政部门统计，每年因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致贫需要救济的救济对象有7000～8000万人，得到救济有3000多万人。城乡贫困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7％左右。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进一步扩大，以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甘肃人均纯收入对比，1980年为2．6倍，1994年扩大为4．8倍，各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各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虽然是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是如果差距过大，轻则会挫伤职工积极性，重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过大就会影响社会稳定，这是在一次司局级干部抽样调查中84％的人的答案。
两千年传统文化的孽债在当代中国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报应。当市场经济把竞争和角逐的舞台搭到社会的任何角落，老实巴交的中国人，一下子无法适应和承受这种赤裸裸的交易，必然产生心灵至为悲壮的苦痛。在世纪之交与中国历史转型的特定时期，一方面我们要忍受挣断历史脐带的苦痛，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适应敞开国门后的陌生；一方面要反思曾经奉若神明的传统文化教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纳曾经嗤之以鼻的洋腔洋调。在这一文化嬗变的大历史气候下，我们这一代人所承受的是凤凰涅槃的火烧火燎。
关注人类生存状态是当今极有意义的课题。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研究是一个极其宽泛的课题。本书试图以幸福为轴心，对人类生存予以关注，旨在唤起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关心人类的幸福。笔者无意于建立什么完整的幸福学体系，因为一本关于幸福的书是无法教给人幸福的，正像一本写作理论无法教会人们写作一样。周国平先生说他对一切关于幸福的抽象理论都不屑一顾，而对一切许诺幸福的翔实方案则简直要嗤之以鼻。这是真诚之言。所以只希望这本书能伴你度过一个快乐的夜晚或寂寞的黄昏，使你的心情稍稍好些．此外别无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