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来并不是为了别人而生存的，就其天性而言并不是生来就有利他的品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孩子身上见出。苟子所谓的性恶论，大概就是据此而言的，但是理智告诉人们，单纯的利己是行不通的，所以行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今天，那些饱受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之苦的两：疗人，又一次深深地体会到理性和善行之于幸福的重要意义。一些西方学者已经看到了如今的个人主义所面临的困境、危机和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美国哥伦比哑大学教授罗伯特·尼斯贝特认为：“在19世纪，谈起个人主义信念使人想到的是开发两部边疆、穷荒探险或苦心经营小农场、小商店的开拓精神。今天再重述个人主义的信条，却只是使人想到形形色色在社会中被异化的人们，从孤独忧虑的老人到盗窃犯、恐怖分子的一幅幅景象……个人主义使社会组织瓦解，个体化。社会不再是由人们共同志趣、共同利益凝聚成的社团，而已演变到一种难堪的地步，至多只是一个沙砾堆，若从坏的方面说，则是孤单凶狠、靠掠夺为生的人活动的热带从林。”(罗伯特·尼斯贝特：《偏见：一部哲学字典》)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贝拉认为：“我们感到关注的是，这种个人主义可能已经发展为癌症。”现在“个人主义的癌症可能已在破坏社会的肌肤，甚至威胁到自由本身”。(罗伯特·贝拉：《精神习俗：美国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理想追求》)善行之于幸福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是感性冲突的理性化解。对此，哑里士多德有较系统的论述，在《伦理学》中，他说：“没有任何其他动物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绝不会思考。”这就揭示了幸福与理性的关系。他还说：“大家都知道幸福是至善。需要清楚解释的是，幸福的真正性质是什么?我们以为要答复此问题，最好首先研究人的功能是什么……然而人的功能是什么?人的功能，绝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探求的，乃是人特有的功能。因此，生长养育的生命，不能算做人的特殊功能。其次，有所谓感觉的生命也不能算做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马、牛及其他一切动物也都具有。余下，即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因此，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因此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幸福——善(德行)——理性联系起来了。
这种善行论的幸福观，一直为后世伦理学所尊奉。普罗提诺在《九章集》第三集中指出：“只有好人是幸福的，非凡的人是幸福的，仅仅因为他们是善的。”西塞罗在《斯多葛派的辨谬》中也说：“由于恶人、愚笨的人和懒惰的人不能享有幸福，这就可以推论出：善人、勇敢的人和智慧的人生活不会是不幸的，所以值得称赞的生活必定是幸福的、好运气的和值得向往的。”宗教幸福观
人们在尘世的幸福生活，就其目的而论，是导向我们有希望在天堂中享受幸福生活的，人在尘世生活之后还另有命运，这就是他在死后所等待上帝的最后幸福和快乐。
——阿奎那任何一种宗教都把人生苦难视作人生的常态，而把人世的一切快乐看作是人生的变态。所以宗教的幸福观念中至少包含了下述要义：一切苦难皆幸福，一切不幸皆万幸，因为上帝(天主、真主、佛等)与你同在；一切幸福皆在上帝(天主、真主、佛等)，只有上帝才能满足你幸福的愿望。
宗教的幸福观是一种终极幸福观，也即否认幸福之为幸福的一切过程和环节．．否认一切具体的感性的幸福，而将幸福推向人生的终极。宗教的魅力在于其对生命的执著，没有任何哲学能像宗教那样逼视生命带给人生的巨大威胁，从而在生命终结的痛苦的前沿地带展示出生命的另一幅辉煌景观——天堂、来世。宗教的这一努力无论如何是给了人类莫大的安慰。宗教正是借助了对生命的无终结延长顺利地将现世的痛苦与不幸置换成来世的幸福与快乐。请看《马太福音》中的一段高论：“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总之，天国满足了人的一切，一切苦难都可以在上帝那里兑换成幸福。
被称为中世纪思想界的“圣哲”的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把幸福定义为：“幸福就是他所要求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可见，这种一切都得到满足的幸福只能是一种终极满足、绝对的满足，为此，他们否定一切具体的、暂时的幸福和快乐。阿奎那说：“对人来说，只要存在一些他所渴望和探索的事情，那他就不会有绝对的幸福。”为了这绝对的幸福，他们不惜要求人们放弃一切相对的幸福。阿奎那进一步指出：“在这种生活中(指现实生活)能够分享一定的幸福，但不可能有绝对的真正的幸福……因为幸福是绝对的和完全的善，它排除一切恶，而能满足一切要求。但是，在这种生活中的每一种恶不可能被排除。因为现存的这种生活受到许多不可避免的恶的牵制：对理智的某一部分的无知，使意欲的某一部分影响发生混乱，对肉体的某一部分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同样，任何一个对善的要求在这种生活中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因为人天然要求他具有的善是永久的善。现在，现存生活的善消失了，因为生活本身消失了，而生活本身则是我们天然要求具有的，并希望永远占有它，因为人天生的怕死。所以说，在这种生活中要求有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神学大全》那个真正的幸福只能存在于未来。他说：“有的人把幸福归于淫荡的生活，有的人把它归于积极的生活，有的人把它归于忏悔祈祷的生活。这三种幸福依据于我们对于幸福被说成是幸福的那个未来幸福的希望，它处于同未来幸福的不同关系之中。因为淫荡的幸福是虚假的，是同理性相反的，它是未来幸福的障碍；而积极生活的幸福，则是倾向未来幸福的；忏悔祈祷的生活的幸福，如果是完美的，就是未来幸福的真正本质，如果是不完美的，就是未来幸福的开端。”为了终极的那个绝对的、完美的幸福，人必须克制、忍耐、温谦、仁慈。为此，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列举了七种至福之人：
首先，我们的上帝表明，某些至福可能消除淫荡幸福的障碍。因为放荡的生活在于两件事情。第一，在于丰富的表面的善，不论财富还是荣誉。由于德行，人能够摆脱这些财富和荣誉，可以有节制地利用它们；而由于天赋，则能以更好的办法来利用它们，从而鄙视它们。所以说第一个至福是：有福之人是温顺谦和的人。它可能或者同轻视财富有关，或者同轻视荣誉有关，它是由谦卑造成的。其次，放荡的生活在于对情欲的爱好，不论是性情暴躁的情欲，还是由性欲引起的情欲。由于德性，人可以摆脱性情暴躁的情欲，所以这种情欲只能在理性控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而由于天赋，人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来对付它，以至于人可以按照上帝的意愿完全不受这种情欲的干扰。所以，第二个至福是：有福之人是温顺适中的人。由于德性，人能够摆脱由性欲引起的情欲，以致人能够有节制地运用这种情欲；由于天赋，如果有必要的话，人就可以把这种情欲完全抛在一边；不仅如此，如果需要的话，他就会对遗憾的事作出深思熟虑的抉择。所以第三种至福是：有福之人是公开忏悔者。积极的生活主要在于人同他邻居的关系，这或者是通过尽义务的办法，或者是通过自发救济的办法来处理。对于前者来说，我们是被德性熏陶过的，所以我们不会拒绝为我们的邻居尽义务，这同正义有关；由于天赋，我们会更加热心地做同样多的事情，以强烈的要求来完成正义的工作，正像又饥又渴的时候人渴望吃喝一样。所以说，第四个至福是：有福之人是对正义如饥似渴的人。至于说到救济恩赐，我们则是被德性所完善，以致我们应该付出理性要求我们付出的东西。例如，对我们的朋友或与我们有关的其他的，这从属于慷慨的德性；由于天赋，由于对上帝的崇敬，我们仅仅考虑那些应该给予需要救济的人的需要。因此，这就是说：当你做了正餐或晚餐的时候，不叫你的朋友，也不叫你的兄弟去用餐，但是却叫穷人或残疾人去用餐。严格说来，这是具有怜悯心。所以说，第五个至福是：有福之人是仁慈宽厚的人。同忏悔祈祷的生活有关的那些事情，不是最终的幸福本身，就是它的一些开端，所以这些事情不是作为功劳而是作为报应被包括到至福中去的。然而，积极生活的结果，它陶冶着过忏悔祈祷生活的人，它作为功劳被包括到至福中去。至于说别人本身得到完善所依据的德性和天赋，积极生活的结果是净化人的心灵，因此，它不能被情欲所亵渎。所以说，第六个至福是：有福之人是心灵净化的人。至于说别人在同他的邻居关系中得到完善所依据的德性与天赋，积极生活的结果是和睦友好……正义的工作将是和睦友好。所以说，第七个至福是：有福之人是调解的人。
的确如许多学者所言的那样，宗教的终极幸福观带有精神麻痹的性质和意向，也极具欺骗的性质，特别是在政教合一的典型时期，统治阶级巧妙地利用宗教的这一特点来愚弄百姓，最大限度地剥夺人民争取幸福的权利。但是，宗教的终极幸福观就其积极的一面而言，又每每是医治某些卑劣天性的良药，其刚毅的理性色彩的确为我们脆弱的感情提供了最好的规范和防护，所倡导的公正、怜悯、友爱、德行、节制、忍耐、宽容，又每每是人类公共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些，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最终又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皈依宗教。只要人生中有缺憾，只要我们的社会一天不能完全满足其臣民们的所有愿望，只要疾病不能完全根除，只要衰老不可逆转，只要死亡还在我们的前方守候着，人类的灵魂就会因痛苦而颤动，宗教的安慰与安抚就无法被拂去。 科学的发展，无疑对宗教信仰构成极有力的挑战。对宗教抱怀疑态度的人相信科学与知识终将破除宗教。在他们眼中，宗教不过只是一层幻觉和假象的薄纱。他们深信，人类正沿着逻辑的指向，朝着知识迈进。因此，有组织的宗教势必继续退却，正如黑夜在黎明的曙光面前销声匿迹一样。针对科学必胜论者如是之见，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E·O·威尔逊从人类天性的角度提出批判，他认为科学可以解释宗教，但却不能降低其实质的重要性。因为宗教信仰是人性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部分。他援引了大量事实论据，以证明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知识正在被千方百计地用来为宗教服务。对于科学人文主义反宗教的宣传，威尔逊认为：那不过是浓雾中的射击，没有多大意义。人文主义者在数量上仍然大大落后于虔诚的宗教信徒。“看起来，人们宁愿去信仰而不求理解和认识，这正像很久以前，当科学前途无量的时候，尼采却绝望地写道，人们宁愿把虚无缥缈当作目的，而不愿意毫无目的。”(威尔逊：《论人的天性》)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人们曾一片欢呼，自以为人性彻底解放了，人类从此挣脱了上帝的牵扯，像刚会走路的孩子，一下子挣脱了祖父母的双手，可以自由自在地奔跑了。结果呢?人性的彻底解放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完全的幸福和自在的快乐。只要我们约略地浏览一下尼采之后的西方思想史，不难感受到那份空空落落的隐约之痛，那份浮躁与绝望以及灵魂的漂泊无依。在没有上帝看管的片刻的纵情之后，西方人又一次滑落到没有终极关怀的苦难深渊。之后重新兴起的20世纪神学思潮，诸如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中，西方人又一次把上帝召回人间，以此来抚慰其空荡的灵魂。东西方人生观与幸福观的差异
东方人的贡献在于他们向西方人指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能在繁忙的生活中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不仅如此，东方人还向我们西方人指出：人类的唯一目的，即避免混乱和贪婪的唯一目的，就是精神上的满足与心灵上的平静。达到心灵上的平静有两种，亦即在印度教与佛教当中所特有的，达到终极的和精神上的平静，以及在中国思想中所特有的，在平凡生活中的平静与满足。
——穆尔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之德性》一文中曾将中国与西方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生观进行比照，他说，中华民族盖老于世故，他们的生活，没有夸妄，不像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预言家之找求乌托邦。他们只想安宁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稔；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量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地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他们不喜欢攀爬博朗山或探险北极，却至感兴趣于这个寻常平凡的世界。盖他们具有无限之忍耐力，不辞辛苦的勤勉与责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此等无与伦比之本能，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吾们称之为知乐。一一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林语堂先生在比较东西方的人生观之后，认定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要向中国的和平之心态看齐，他说：
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吾们有时觉得她所感受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时觉得欧洲总有一天会逢到急剧少壮性与知识繁荣发达过甚之弊，科学进步倘再过一个世纪，世界愈趋愈接近，欧洲人将想到学取对于人生和人与人相互间比较宽容的态度，俾不致同归于尽。他们或许宁愿减少一些煊赫气焰而增加一份老成的气度。我相信态度之变迁，不缘于灿烂之学理，而缘于自存之本能。至此，欧美方面或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加其容忍。因为世界既已紧密地联系起来，就罢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消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将渐增，骑了青牛行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宏见扩传益广……欧美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中国人浸渍于东方哲学观念中，已能看透：这种不成熟性在欧洲的最近之将来是终究会将消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