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传入中国后，《古兰经》也如影随形地传入中国。史学界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尽管业已定本的《古兰经》册本传入中国的时间晚于这一时间，但从先知穆罕默德首次领受《古兰经》启示即标志着《古兰经》问世的角度来看，唐永徽二年前后，第一批阿拉伯******进入中国，也就意味着《古兰经》传入了中国，即使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界定。
《古兰经》传入中国的形式有两种，分两个时期。前者是唐宋时期来华的阿拉伯和波斯******通过口诵心传的方式代代相传《古兰经》。后者是蒙元时期（约1255-1259）撒拉族祖先阿合莽和尕勒莽两位******将军，从撒马尔罕用骆驼驮入中国的牛皮封面的整部手抄本《古兰经》（现收藏于青海省循化县街子清真寺），标志着文本形式的《古兰经》传入中国。[1]尤需指出的是，1318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一部中国人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古兰经》手抄本完成，被完整地保存在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抄写人署名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阿布都拉哈曼。它虽然不见得是中国最早的手抄本，但却是第一部被完整保留的手抄本”[2]
《古兰经》传入中国后，中国文献对其局部内容和精神的最早记载，当是唐人杜环（生卒年不详）所撰《经行记》中关于“大食法”（即******教义教法）的描述。诸如，“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女子出门，必定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断饮酒、禁音乐……”[3]
《古兰经》传入中国数百年后，注释典籍也逐渐传入中国。根据刘智的《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采辑的书目看[4]。明清时期业已形成的中国******教经堂教育的典籍书目中，就有《古兰经》（即刘智著作中的《宝命真经》）及其注释典籍的书目和科目，如《特福西尔嘎最》（原作译为《嘎最真经注》）、《特福西尔咱吸提》（原作译为《咱吸德真经注》）、《特福西尔白索义尔》（原作译为《大观真经注》）。明清以降时至新中国成立，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阿关系发展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更多著名注释典籍传入中国，如泰伯里的《古兰经注释总汇》、古尔泰卜的《古兰经教律总汇》、伊本·凯西尔的《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等等不胜枚举。
明清以来出现在中国的《古兰经》注释典籍反映出，《古兰经》注释的若干部典籍已在中国******中广泛流传和研读，并由此及彼地昭示着《古兰经》译注活动必将在中国的发轫和发展。换言之，明清以来，中国******由口传心授研习《古兰经》及其注释典籍的方式，逐步转向了文字译注《古兰经》的学术方式，涌现出了相对可观的译注成果。
[1]林松：《古兰经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9页。
[2]同上书，第440页。
[3]林松：《古兰经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8页。
[4]关于刘智《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所采辑的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书目，详见[澳]唐纳德·丹尼尔·莱斯利，穆罕默德·瓦塞尔《刘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资料》，王东平、邵红英译，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
第一节《古兰经》的中文译注
《古兰经》中文译注在中国的发展，历经两个阶段，即先翻译后译注——译和注兼而有之——的渐进过程。换言之，如果没有翻译活动的开始，也就没有译注活动的发轫。中国中文学界翻译《古兰经》的学术举措，为《古兰经》的译注活动奠定了前期基础，这与世界范围内其他语种出现《古兰经》译注的方式大致相同。因此，言注必先言译。
一《古兰经》的中文翻译
根据我国******学者、《古兰经》研究专家林松教授的研究，中国的《古兰经》翻译活动，“主要是从零星摘译、到重点选译，发展到全文统译”，共有三个阶段，用三种方式，呈现三种类型。[1]
（一）零星摘译阶段
这种翻译方式并见诸文献的译文，主要是清初学者如王岱舆、马注、刘智等回族穆斯林学者著书立说时零星摘译的经文片段。彼时，这些学者虽感到译介《古兰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他们对《古兰经》神圣性的尊崇，致使他们对翻译《古兰经》始终持谨慎态度，故没有将译介《古兰经》纳入他们的学术日程活动。即使是著述颇丰的一代宗师刘智，也因认为“天经圣谕，皆本然文妙，勿庸藻饰。兹用汉译，或难符合。勉力为之，致意云尔”[2]，而仅仅在《天方至圣实录》的卷7、卷13和卷15中，如履薄冰地翻译了《古兰经》的三个微型短章，即第1章、第110章和第111章。毋庸置疑，刘智对这三个短章的翻译，是中国学者翻译《古兰经》整章的尝试和开始，其价值与意义，堪与波斯籍圣门弟子赛勒曼·法尔斯首翻《古兰经》首章在《古兰经》翻译史上的价值和意义相媲美。我们仅从刘智对《古兰经》第1章的翻译，不难窥见那个时代的著名******学者对经义的理解程度和精确把握，以及直接将阿拉伯语的经文大义转换为中文大义的精深学术造诣。
（二）重点选译阶段
这种翻译方式，主要是中国******学界重点性地选译一些中国******易于背诵、诵读和理解的经文，通常选译的范围是《古兰经》第1章、第2章的前5节，以及第30卷中的一些短章。此外，亦不乏学者从分类角度，针对性地选译一些经文。重点选译的翻译成果主要有：1924年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的李廷相（1884-1937）的《天经译解》，内容是第1章和第2章前5节。1941年香港中国****学会出版的伍特公（1886-1961）的《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详解》，约15万字。香港******布道会印刷的马达五（生卒年不详）译述的《法谛哈》与《古兰选读》（出版年不详），内容包括第1章、第2章若干节和最后若干短章。1899年马联元（1841-1895）翻译《孩听译解》以来，先后出现了7种不同版本的《古兰经》选译本——《孩听》[4]，主要内容是中国******通常熟知的“18个索来”（Al-sūrah，章）和相关章节，即《古兰经》第1、36、67、86、87、93、94、97、99、102、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章，以及第2章的前5节。北京******教协会于1992年出版的杨品三编译、陈广元校订的《古兰经分类选译》，该选译本将《古兰经》内容分为105类，每类选译数节甚至十节经文。民族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刘飞茂、纳锦文、林涛、王颖宜合编的《古兰经箴言》，选译了579节经文，分“世俗生活篇”和“宗教生活篇”两类，译文采用林松先生的《古兰经韵译》。美国华裔******高浩然阿訇选编的阿汉文对照本《古兰经每日一句》（Everday study of qur’ān），1987年由美国******古兰经研究中心出版发行。该本所选译的经文节数与******教教历的354天大体相等。此外，该译本还附有星期五聚礼日和有关节日的选读经文。
（三）全经统译阶段
中国最早尝试全文统译《古兰经》的学者是清末******经师马复初（1794-1879），他根据《古兰经》章节顺序翻译了《古兰经》的前20卷，命名为《宝命真经直解》。遗憾的是，《宝命真经直解》的大部分译稿毁于火灾，仅存5卷。这5卷译稿，几经周折后，终在1927年由上海中国****学会刊行问世。
马复初尝试统译整部《古兰经》后，中国学界统译《古兰经》的学术活动，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才开始。第一部和第二部统译本《古兰经》，分别出自汉族学者李铁铮先生和姬觉弥先生之手。自李铁铮和姬觉弥统译《古兰经》以来，中国******学者相继开展了统译《古兰经》的学术活动。“无论是直接翻译或间接翻译，也无论是否出自******之手笔，借用马坚教授的话来说，可谓‘见仁见智，各有特色，亦各有价值’。这些译本从译笔上来看，有的用凝练典雅的文言体，给人以深奥含蓄之感；有的用通俗畅达的白话文，给人以简明易懂之便；有的用寺院教学中世代沿袭的经堂语，使受过熏陶的父老乡亲乐于接受；有的用顺口悦耳的带韵散文体，使人借以联想音韵铿锵的原文风貌。”[5]
综上，自刘智小心谨慎地翻译《古兰经》三个短章以来，《古兰经》的中文译本历经两百余年发展，可谓“丰富多彩，弥足珍贵。回顺起来，摘译、选译、通译、分类，无所不包；摘引、译述、注释、引证、循序渐进；体裁、风格、语言、版式，各有千秋”[6]。
二《古兰经》的中文译注
中国******译注《古兰经》，经历了先翻译后译注的过程。换言之，译注《古兰经》是在翻译《古兰经》的基础上得以展开。此外，译注《古兰经》不仅仅孤立地建立在翻译基础上，而且也是译注家对传入中国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古兰经》注释典籍的研习结果。
中文译注《古兰经》，是译和注兼而有之的学术活动。只有译文没有注文的《古兰经》译本有4种，分别是李铁铮翻译的《可兰经》、姬觉弥翻译的《汉译古兰经》、杨仲明（杨敬修）翻译的《古兰经大义》、马振武翻译的《古兰经》。至于其他译本，译者在翻译《古兰经》的同时，对有关经文作了或多或少的注释。
最早注释《古兰经》零星节文的是清初******学者，如刘智在《天方典礼》中，对个别节文作了注释。例如经文“呜乎，信者，如宣礼于聚日，即趋念主，弃营艺，斯于尔至善，若尔知”（62：9）[7]。刘智作了如下注释：“此真主垂告穆民当聚之辞也。信者，指穆民；即趋，随闻随赴也；念主，即聚礼自趋至己之功；营艺，乃营为家国之事也。真主呼穆民而告之曰：‘如赞教宣礼于聚日，尔众即以念主为事，赴趋聚所，毋更事家国之营为，唯弃家国而念主，在尔民为至善，若尔民知道营为家国之事小，而念主赴聚之大益也。’经文首呼信者，则凡信者必赴，而不赴者难言信矣。末信若尔知，则凡知者必赴，而不赴者未可云知矣。呼，今之人不知而不赴者，固多矣。赴而不知者，亦甚不少也。知而不赴，其知如何？”[8]
最早既译且注整部《古兰经》的中文译注家是王静斋阿訇。他的丙种本《古兰经译解》，开中文注释整部《古兰经》的先河。毫无疑问，就中文的《古兰经》译注而言，《古兰经译解》的价值与意义，丝毫不亚于侯赛尼·卡希斐的波斯语《侯赛尼经注》在《古兰经》译注史上的价值与意义。王静斋以后，陆续出版的中文译注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注释条目。
香港天马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肖天福汇编的《古兰经汉译注释汇集》，马坚翻译的《古兰经》正文，以及王静斋、刘锦标、马坚、时子周、林松和仝道章的注释文悉数汇集成册。该书三册，共计2600千字，是国内首部收录了六家注释的中文汇集本。该汇集本第一册的总目录前，附有王静斋、刘锦标、马坚、时子周、林松和仝道章译注本的彩页封面，林松教授的题诗及其序言，中国******教经学院副院长高占福的序言，以及肖天福的汇集说明。另外，2008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杨振业阿訇编集的《古兰经韵译注释荟萃》，该书内容的顺序依次是《古兰经》原文→林松译文→王静斋、马坚和林松的释文，因此这是一部三合一的汇集本。卷首有杨宗山先生的“序言”，卷末有杨振业阿訇的“后记”。
根据《******与中国文化》一书的研究，所列《古兰经》中文译注典籍，宏观上主要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9]
（一）注释的共异性
上述各家注释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多属对历史背景、事件、人物的介绍，颁降场所和缘由，以及对若干教义、教法的共识等方面，无可争议。但也有不少注释、引证，确实差距很大，反复参照，自能发现。例如对经文中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即便以译文几乎相同的王静斋丙种本和时子周译本而论，引证资料不同，剖视角度互异，结论也就截然有别。一般说来，涉及某些神妙奇迹，王静斋译本主要沿用往昔经学注疏家的传统解释，从纯宗教的、维护原文表述的立场态度加以发挥，时子周译本则更多地汲取现代注疏本的观点，突出地排除传奇因素而作纯理性分析。诸译本注释中，类似情况不少。最突出的实例，如第17章《夜行》第1节所涉及的穆罕默德登霄夜游的事件，译释者引证材料不同，或确认是实体升霄，或释为系幻觉梦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