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明妹妹王营回忆说：
“在六安县高中快毕业时，父母问他毕业后的打算，他说他还要去考大学。当时读大学非常困难，对穷家孩子尤其如此。后来考大学时，绍禹的成绩在六安县又居第一，被武汉大学录取。上大学后，家里的负担减轻些，因为他考得好，学校给了奖学金，享受公费待遇，家里就不用寄伙食费了。”
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它工业发达、商店林立、学校众多、交通方便，是我国中部水陆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
从闭塞的皖西山区小镇走出来的王明，来到繁华的武汉，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闻名华夏的黄鹤楼吸引着他，到武汉后不久，他就急不可待的前往参观，并赋七绝诗一首，题为《风雨登黄鹤楼》：
乘鹤去乎余鹤楼？今人疑也昔人愁。
三城暗而两山隐，风雨歌兮江汉流。
王明在学习之余，在武汉籍同学带领下，还游览了武汉三镇的市容。11月，他去参观了大智门火车站，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火车，兴奋之余，写了一首题为《偕友访大智门车站述同感》的七律诗：
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
南北东西成一体，农工商学尽同仇。
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
我辈青年无量勇，献生革命变全球。
商大成立时的校长是湖北省议会议长屈培兰。这位说话结结巴巴的校长是军阀政府的代言人，但由于商大在湖北省的名望，一批进步教师，如李汉俊、危浩生等还是来到商大任教。他们在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对学生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明虽然在“商大”只学习了一年左右，但这一年却是王明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使他由一位专心读书的年轻学生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明的思想转变，可以从他在商大期间发表的文章中窥见。
1925年5月，王明在“商大”撰写和发表了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在王明一生发表的二百多篇文章中，除了《皖光》上的三篇外，可以称得上是他最早公开发表政治见解的处女作。
1925年4月29日晚10时，王明在“商大”学生宿舍里抱病写完了《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一文，接着又写出了《三种不同的面目》与《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两文。这三篇文章均于1925年5月10日刊登在《商大周刊》第3卷第5期上。同年5月27日，王明又在寝室里写完了《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一文，并于1925年12月发表在“商大”的《社会科学研究》第一集上。
这四篇文章中的前三篇，主要谈“商大”革新运动问题，后一篇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几个界限，反映了王明对“商大”革新运动的基本态度和他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
所谓“商大”革新运动，主要是驱逐军阀政府代言人屈培兰事件。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员参加起草、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这次国民党“一大”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的起点。接着，广东革命政府和黄埔军校成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一些军阀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錕、吴佩孚的直系军阀政府，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全国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促进国民会议运动。
当时革命势力的大本营是广州，武汉仍在军阀吴佩孚的控制之下。“商大”校长屈培兰位居湖北省议会议长，自然成为军阀在“商大”的代言人。他在“商大”实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也必然遭到广大师生的反对。“商大”掀起了一场以驱逐屈培兰为主要内容的革新运动。
王明的三篇文章，谈的就是这个事件。
王明首先明确表示支持革新运动，称赞驱屈之举。他说：“屈氏长校，学校非之”；“惟往昔同学多迷信议长万能，以为一动摇屈氏位置，校款将随之无着；以致屈氏尸位数年。年来虽屡发见屈氏不但无增加校款之能力，且有吞没校款之黑幕”；所以，全校“驱屈之心，为之益熟”，革新运动应任而起。
革新运动爆发后，全校召开大会，会上“宣布屈氏罪状”，决定“驱屈出校”。屈培兰不甘心失败，以议长声势与金钱引诱，在校收买一部分人，“到处造谣，函厅电部”，“在省署则运动停发补助费”，进行破坏。但“商大”师生坚决斗争，并派出北上代表赴京。坚持斗争两个月，“北京解决电来，开全体大会”，屈氏被驱，革新运动取得成功。
王明庆祝革新运动的成功，并描述了革新运动爆发、停顿、成功时的三种不同面目。他高兴地说：“现在在校里只看见一幅喜笑可爱的面目，是多么好的现象。”
王明在“商大”革新运动结束后，总结出革新运动成功的三条经验：
（1）勿畏难；（2）勿中止；（3）有公理。
他说：“吾辈青年能于做事时，认清公理为立足点；以不畏难勿中止之精神进行之，则无往而不自得矣”。
王明在文章中还提出了对革新运动的具体希望，他说：
“革新运动自‘校款’‘校长’两问题解决后，目前可算告一结束，但吾辈革新运动之目的，决非仅解决此两项问题即满足”。“故先提出个人对于本校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这就是：（1）扩充校址；（2）严定校规；（3）去留职教员；（4）添置图书；（5）早购课书；（6）注意卫生；（7）扩充刊物；（8）实地调查；（9）经济公开；（10）监督承校。
从王明关于“商大”革新运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三农”时的那个对于学生运动表现温和，甚至有时站在当局一边反对进步学生运动的那个王明，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此时的他已经成了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他在驱逐校长屈培兰时态度坚决，言词激烈，对于“商大”的革新运动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当然，这时的全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武汉“商大”也不同于六安“三农”，这是促使王明转变的重要条件。王明在“商大”革新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也说明王明的政治态度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他开始追求“公理”，欢迎革新。从王明关于“商大”革新运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王明此时还不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他关于革新运动三条经验的总结，还停留在政治斗争的表面。但王明在《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这篇文章中，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较之前三篇文章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王明于1925年5月27日在商大写的《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一文，是在他已经离开“商大”，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后，于1925年12月发表在“商大”《社会科学研究》第一集中的。
在这篇理论阐释文章中，王明首先说明了这篇文章的写作“旨趣”。他说：虽然人类毕生生活在“社会”中，可是一般人并不了解“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区别。“最可笑的是，一般人多以为社会主义是‘共妻’、‘共产’的勾当，听见他便要发生恐惧。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社会主义是什么，所以更发生出许多可笑的误点来”。凡是“粘到‘社会’两个字，他们便当作是他们最怕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不惜麻烦，把社会的意义、本质、起源、变迁，以及一切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纵、横、广、狭的科学，简单明了的把他们各个真正的面目揭露出来，使我们不要捕风捉影的把社会主义当做洪水猛兽”。
在阐明写作的目的在于批驳把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错误认识之后，王明对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作了初步区分。
王明认为：“社会是生存和幸福上必需的团体，是求食和御敌的机关。因求食、御敌、生殖三者的必需而发生，起源于家庭；变迁于人类生产力；随人类生存上必需资料的供给需要的范围而扩大；由家庭而递变为部落，由部落而都市而国家；今日世界即社会。”
关于社会学，王明认为：“社会学以研究社会的起源，发达，组织，活动，及理想为目的的科学”。
社会学代替不了社会科学。王明又说：社会科学是“研究组织社会这些团体的人类在各方面的活动及其原则的科学”，“社会科学内包裹包括的人为科学的科目”，“如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
王明关于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的论述，还只是解释一般概念。他在文中说：“社会问题就是社会病理学”，“是以研究病态社会为主要目的的科学”。
在解释完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这些基本概念之后，王明开始谈论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
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病态社会的根本救济法”。由于“现在社会的病态”，“生产方法有两大缺点：（一）是资本私有，（二）是生产过剩”。“社会主义采用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的机会，生产机关共有，谁也不能藉私有生产机关收取利益；可以救济现代生产方法的第一大缺点；一切生产品的产额及交换，都是公共机关统计调节；私人不得投机营业，避免形成生产过剩的恐慌，可以救济现代生产方法的第二大缺点。”
最后，王明又对这几者的关系作了总结：“社会是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等共同研究底对象，不过各研究底范围有纵、横、广、狭的不同罢了”。
通过《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这篇文章，可以看出王明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在这篇文章中也暴露出王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很肤浅，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刚刚开始，还只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济方法”，还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区别开来，只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这五派社会主义之一种。但他对于把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批驳，认为现代社会“病根，实为经济”，“主张将现在社会组成根本破坏”，“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唯一方法”等观点，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也可以把这篇文章看成王明向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转变的标志。
正是由于信仰马克思主义，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1925年夏，积极投身于武汉声援“五卅”运动的王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六、参加中国共产党
王明到商大学习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三年多。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以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开始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新时期。
武汉是中国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1920年，湖北的工业无产阶级已达30万人，多数集中在武汉。武汉也是五四爱国运动以来，全国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较有影响的地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