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旁边，正和陆大兴说小话。徐盛家早就从独门独院的教授楼里搬到了校部大院后面的一间空仓库房里于思去过，是李家伦让他给徐盛送些笔墨。于思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徐盛正在旧报纸上写字。看见于思，他很客气地点了点他那颗很大的头。他穿了一件旧的中山装，可烫得整整齐齐，上面还有折叠的印儿。屋子里只有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墙角上吊着蜘蛛网，旧报纸糊的墙上还挂着一把京胡。靠里墙的大床上坐着他的老伴儿，那是一个小脚的老太太，看上去像他妈，长得笑眉笑眼的很面善。她正在一件对襟的黑绸棉袄上，一针一线地缝算盘子扣。屋子里有一股发霉的气味儿，地上还有不少蟑螂在爬。于思受不了那股味儿，放下笔墨就走了出来。
后来，徐盛补发了工资，家也从那间库房里，搬到了两间有水有煤气有暖气的三气房里。他和中文系的那个女教师，一起出去旅游。那个女教师的男人在天津的一所军队院校里教外语，她就住在单身女教师寝室里。他们一路游山玩水谈情说爱吟诗作画，从北京逛到上海又到广州、苏州、杭州一直到扬州，从泰山逛到五台山又到华山，差不多半个中国都让他们跑遍了。那个女教师的男人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就从天津跑来，找到军宣队和工宣队，告了徐盛一状。军、工宣队报告了公安局，公安局派了两个“便衣”，四处打听一路跟踪，追到峨嵋山脚下的一个小镇子上，才把他们逮捕归案……李家伦撩起褥子，拿出一叠五块一张的钱，然后从墙上摘下一个网兜，团在一起放进衣服兜里，招呼着于思走出门去。地上铺满了落叶，踩在上面发出刷拉刷拉的响声，于思听着那声音觉得很舒服。
他们先到了徐盛的家。那是一栋日本时期的小楼，矮趴趴的看着不像是二层的，黄色的油漆差不多已经掉光了，露出灰色的砖头。墙很厚，窗户很大，窗台像个小晒台似的突出在墙外面。那个小脚老太太好久才来开门。她扶墙站在门里看见李家伦就抹开了眼泪儿。李家伦叫着“师母”，说明了来意。她扶着墙走回屋里小脚踩在地板上，发出很轻的响声。天棚很低，于思觉得一抬手就能够着。老太太拉开纸糊的隔扇，拿出一个大包袱，很吃力地拎出来，交给了李家伦。她说着一口南方话，于思听了半天才听明白。她说包袱里是给徐盛做的棉袄和棉裤，让李家伦带给他。还说早就做好了，一直都发愁没法送进去。李家伦连声说道：“别发愁！别发愁！我给他送去。”小脚老太太叹着气，又说了一些话。大致的意思是这天越来越冷，徐盛在监狱里也不知道冻得着冻不着。整天啃窝窝头，那身子骨哪受得了呀！李家伦又连声说：“就是！就是！我去看看，您放心吧。”他一口一个师母地退出来。于思帮李家伦拎着网兜，走到了街口的合作社。李家伦在合作社里买了两斤蛋糕，两个水果罐头，两个猪肉罐头。还有一条烟，是上海“群英”。用网兜装了，让于思拎着，朝汽车站走去。监狱在柳铺，得坐三路车。他们走到大学院墙的西边，三路车站就在院墙外面的路边上。
“他有老婆，对他也挺好，还烂扯啥呀？”在等车的时候，于思问李家伦。“你懂什么？”李家伦瞪了他一眼，“什么叫烂扯呀？”一辆破旧的三路车，哐哐当当地开过来，嘎嘎吱吱地停下。车上所有的人都摇晃着发出叫骂声，原本就关不严的车门，咕叽一下开了，门口的几个人差点没掉下来。于思跟着李家伦身后挤上车，车门从后面关上。引擎发出破破嚓嚓的声响，车又晃晃悠悠地开动了。人们七嘴八舌地抱怨起来：
一个大老爷们儿说：“这开的是啥车呀？！”“嫌我的车开得不好，你就坐小车去呀？！没本事坐小车，你就将就着点儿吧。”司机头也不回地说。“挤死了！肠胃都快给挤出来了。”一个女人娇声娇气地说。“你把衣服脱光了，就不挤了。”卖票的老爷们儿说。那个女人小声骂道：“流氓！”卖票的听见了：“我流你了，还是流你妈了？！”不少人小声地笑起来，李家伦垂下了眼皮，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于思侧着身子，使劲儿往车中间挤。不时踩了别人的脚，引来骂声。他用脚在地上探着，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放脚的地间，站稳身子，网兜又被别人的腿绊住了，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拽出来。他想骂人，可又不知道该骂谁。车停下来的时候，他被人拥起来，身体几乎是悬空地被夹着。车开了，他才落到底，反复多次，好不容易到了柳铺。他差不多是被人推下来的，踉跄了好几步才站住脚。李家伦被车门夹住了，一半身子在车里面，一半身子在外面，疼得直咧嘴，只好央求售票员，“同志，请把门再打开一点儿！”售票员学着李家伦的口气笑着说，“谁让你不快点下呢？同志。”他伸手按了一下车门的钮，李家伦掉了下来，差点摔个跟头。他刚站稳，汽车呼的一下开走了。于思扶住他，冲着车屁股骂起来。李家伦拉住他说，“算了，算了”。
监狱的围墙很高，上面拉着电网。每一个墙角都有一个岗楼，当兵的握着枪站在上面一动不动好像是被钉在那。大门关得紧紧的，只有上面的一扇小门开着，里面也站着一个当兵的。李家伦上去冲他点了点头。他看着李家伦问道：“你干啥？”李家伦说是来探监。他歪了一下头，李家伦拉着于思走了进去，不少当兵的走来走去，院子里的花草已经干枯了，黄叶一堆一堆地放着，几个穿囚衣的犯人在打扫院子。
靠北墙有一排平房，挂着各种各样的牌子，有一块牌子上写着接待室，敞着的门里坐着不少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哭丧着脸。于思跟着李家伦，前后脚地走了进去。墙的北头贴着毛主席像，两边是大标语，上面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扇关着的门通着套间，旁边有一个窗口，通着另一个房间。窗口后面有桌子，桌子后面坐着几个当兵的。李家伦走到窗口前，客客气气地问道：“同志，我是来看徐盛的，应该办什么手续？”一个看着岁数最大的当兵的，看看李家伦说：“你是他啥人？”李家伦板着脸说：“学生。”那个半大老头子，递给他一个本子说：“你先登记吧。”李家伦答应着接过本子，弯着腰在旁边的桌子上填上该填的内容。然后，又交给了那个半大老头子。半大老头子对旁边的一个小当兵的说：“你带他去！”小当兵的站起来，拉开门走了出来。李家伦跟着他，走进隔壁的接待室。里面摆着桌子椅子，墙上也贴着毛主席像和大标语。已经有几个犯人坐在桌子后面，正和他们的家属说话。小解放军冲李家伦说：“你们在这等一会儿。”说着就走了出去。
徐盛好像比早先更胖了，脸色比早先更白了，白得像萝卜皮。他的头发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被剃光，长得挺长的。胡子也好久没刮了，扎扎撒撒地支棱着于思看见他囚服的胸口上也有一串号码，是00389。他走出来的时候很稳当，好像是在台上迈方步。徐盛看见李家伦就咧了咧嘴，眼睛睁大了一下，小声说：“真没想到是你来看我。”李家伦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徐先生！”徐盛忙说：“坐下，坐下。我现在是阶下囚了，哪里还能为人师表？！”李家伦把包袱放在桌子上重新坐下，徐盛也坐到桌子后面。于思把网兜放到桌子上，在李家伦的旁边坐下。徐盛看了他一眼，问李家伦：“这个小朋友是谁？”李家伦说：“这是历史系于先生的二儿子。”徐盛的眼睛立即亮了，笑眯眯地说：“噢——是于潜的孩子。你爸爸好吗？斗鬼日那天，他就站在我的后面。我已经好久没看见他了。于思不知该咋说，挠着自己的头皮直发傻。李家伦把东西推到徐盛的跟前，指着包袱说：“这是师母给您捎来的棉衣。徐盛点着头接了过去。李家伦又指着网兜说，”这点儿东西也是给您的，您看合不合您的口味。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买不到好烟，您将就着抽’群英‘吧。“徐盛连连点头，一再说：“谢谢！谢谢！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让你破费了。他的声音很洪亮，透着高兴。
“师母让我告诉您，让您多保重！”李家伦看着徐盛说。
“好的，好的。”徐盛点着头。“您在这怎么样？没受什么苦吧？”李家伦又问道。“没有。”徐盛笑起来说，“我在这比在外面受群众专政好多了！他们都知道我是搞数学的教授，从管教到犯人，都还尊重我。也不让我干什么活，每天愿意干的话只是扫扫地倒倒水。谁有了不会做的题都来找我。”他停了一下，竖起两根手指说，“最多也就是二元二次方程的水平。我就没有做不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很佩服我，经常把家里捎来的东西拿给我吃。”徐盛晃着大脑袋，笑得有点儿像孩子。
李家伦也乐了，说：“可见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岂止数理化！”徐盛又笑了起来，指着墙上的标语说，“这些字也是我写的，还有各监房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一到晚上不好过，他们都回来了，凑在一起就非要每个人讲讲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不愿意听他们的事，也不愿意讲我自己的事。他们都说我进了监狱还摆臭架子，其实我哪里是摆臭架子呀？我的事不好跟他们讲，再说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李家伦咧了一下嘴，说：“先生是性情中人。”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摇晃了一下大脑袋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于思看着他满脸幸福的样子，终于明白了这句诗的意思。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李家伦：“你现在怎么样，还看书吗？”李家伦点了点头小声说：“还看，就是有些资料不好找了。”徐盛叹了一口气说：“你要是能搞就接着搞吧！看不到国外的杂志倒是一个大问题。不过’二战‘时期，美国的维纳和俄国的柯尔莫哥洛夫，就是在与外国同行隔绝的情况下，搞出控制论的。”
他俩说话的时候，于思几乎听不懂。他看看李家伦，再看看徐盛，觉得这俩人都很怪，说他们什么好呢？他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脑袋里一片空白。他傻呆呆地听着，直到那个小当兵的进来说：“时间到了。”他才和李家伦一起站起来，走出门去。
往外走的时候，于思看见李家伦回了一下头，往前走了几步，又点了点头。于思就问他：“你想啥呢？”李家伦笑了笑说：“我原来以为徐先生在里面会受些苦，没想到会是这样。”
三路车老也不来，于思等得心里发烦。他东看看西看看，突然看见罗伊洛从监狱里面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翻领的上衣，露出大红的毛衣领子，衬得脸不那么白了。“她来这干啥？”于思暗自寻思着，“莫不是来看许亦哲？”汽车开来了，李家伦招呼他上了车。车开动的时候，他从后窗户望出去，看见罗伊洛走进了监狱旁边的白桦树林子，一个穿棕色制服戴眼镜的男人，从树林子里走出来。落叶一片一片地飘下来，掉在他们的脚底下，有一片通红的枫叶粘在罗伊洛的头顶上第二年的春天，于思听说了罗伊洛结婚的消息，说那男的是汽车厂的技术员于思想起那个男人的黑框眼镜，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放着光。那年夏天，于思的哥就和郑解放他们一起下乡了。罗伊洛是他们班女生里，唯一一个没有下乡的人五学校里又要开忆苦思甜会了。那天，于思起晚了。妈一大早起来，就背着药箱去给老范太太打点滴。老范太太得的是脑血栓，瘫在床上不能动。毛主席送给工宣队芒果的消息传来之后街道上组织了游行，让一帮老太太们扭秧歌。老范太太在扭秧歌的时候，摔了一个跟头，摔碎了髋骨。被人抬回来以后，就再也起不来了，妈每天都得上她家去给她打针送药。
于思走进校门的时候，各班级已经集合在操场上，乱哄哄地打打闹闹。领操台上头挂着大红的横幅，上面贴着黄纸黑字的“忆苦思甜大会”。石泛函戴着红小兵的红袖箍儿，领着一伙儿人维持秩序，在会场周围走来走去。“洪胡子”站在领操台上，指挥着一伙人摆桌子放椅子。“幺疙瘩”忙忙活活地跳上跳下，安装扩音器。“李大腚”站在班级队伍的后面，看见于思就皱起了眉头问道：“咋才来呢？今天有这么大的事，你还迟到，给班级抹黑！”她的脸冻得红扑扑的，显得很好看。她瞪了于思一眼，挥了挥手说，“快到教室搬椅子去。”
教室里没有人，只有潘德诚趴在桌子上。“你咋不开会去呢？”于思问道。“去干啥？天贼冷。再说有啥劲呀？又是听老贫农给咱们哭。”
于思笑起来说：“不去咋整啊，回头还得写检查。”他说着拎起一个凳子朝门外走去。潘德诚也挺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拎起凳子跟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