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需要郁达夫这样在日本有影响的社会名流，来对付蜂拥而至的日本政客、军人，乃至特务、浪人。
“风雨茅庐”即将完工的时候，郁达夫远行了。
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需要一位精通日语，在日本人眼里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来为他办理对日事务，对付蜂拥而至的日本政客、军人，乃至特务、浪人。他觉得郁达夫是一位合适的人选，便托人与达夫联系。
郁达夫已失业十年。他也久静思动，一则可以乘此机会去福建一游，二来到福建省政府任职，每月可以有二百元的薪水，贴补家用。因此，他答应了下来。
了解内情的孙百刚曾在《郁达夫与王映霞》一文中说：“达夫好容易自己有了风雨茅庐，自己有了这样明窗净几的书斋，不在杭州享几年清福，偏偏要跑到福州去当什么参议，未免可惜。我想或者是经过此番大兴土木，将映霞历年积蓄耗去不少，所以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了。”
如果说移家杭州种下了家庭裂变的祸根，那么，郁达夫此次南行则直接促成了裂变的发生。
1936年2月2日，郁达夫在冷风苦雨之中离开杭州。铁栅栏外，现出王映霞一张苍白的脸。临行前几天，夫妻俩为这次南行不时发生争执。就在前一天夜里，两人还吵吵闹闹，一直到天亮，都没合眼。王映霞对他独自南下，实在不大放心，怕他老毛病一犯，挥霍钱财，不当心身体。她老在郁达夫耳边嘀咕，搞得他烦透了。她又非要坚持送他到上海，亲自把他送上船。郁达夫对此很反感，觉得妻子对自己太不信任了。他负气坚决不让王映霞送。
一早离开杭州，午后便到达上海。太阳西斜的时候，郁达夫踏上了开往福州的靖安轮船。
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2月4日，抵达福州。上了岸，郁达夫发觉福州在十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那些坍败的木头房屋，都变成了钢骨水泥的高楼，弯曲的小巷改成了平坦宽阔的汽车大道。他不由得感叹： 十年的岁月，在这里总算留下了成绩，和自己十年前初到这里时的生气勃勃的壮年期相比，只觉得福州是打了一剂返老还童的强壮针，而自己却生了一场死里逃生的大病，两个面目，完全背道而驰了十年，各不能认识原来的形容了！
到福州的第二天，正是元宵节。晚上，推开窗户，在高楼上望见那一轮圆满的皓月，流照在碎银子似的闽江细浪上。踏高跷、跳龙灯的行列络绎不绝地从闽江的万寿桥上经过，游人如云。“咚锵咚锵”的锣鼓声，不时传入郁达夫的耳朵里，红纱灯的光芒也不断映入他的眼帘。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怀，油然而生。回到桌前，他信然命笔： 离家三日是元宵，
灯火高楼夜寂寞。
转眼榕城春欲暮，
杜鹃声里过花朝。郁达夫到福州后，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公报室主任。
在省政府秘书处各科室中，公报室的组织最简单，主任下面只有两个科员，两个办事员。所做的日常工作是每个星期印发一份《省政府公报》，每个月编辑一期《闽政月刊》。因人手少，郁达夫引荐了杨骚、董秋芳等作家来做编辑。后来，做过《申报·自由谈》主编的黎烈文也来当了编辑。公报室可谓人才济济，盛极一时。
郁达夫是著名的作家。他到达榕城的消息传开后，社会上层人物、文人及年轻的文艺工作者纷纷上门拜访，都以能与他结交为荣。而郁达夫很好客，凡上门者皆接待，来者不拒。他在2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因为本埠福建民报上，有了我到闽的记载，半日之中，不识之客，共来了三十九人之多。自午后三点钟起，接见来客，到夜半十二时止，连洗脸洗澡的工夫都没有。”
来访者中除了初见面的，还有不少老相识、老朋友。郁达夫原本交游很广，郑伯奇便说他是“五四”新文学界，“交游最广朋友最多的一个”③。他与左、中、右几方面都有往来，能巧妙地周旋其间，关系都相处得颇为融洽。左翼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蒋光慈、冯雪峰，右翼作家如周作人、徐志摩、胡适，“中间”作家如沈从文、戴望舒，等等，与他都有很深的交往。当时在福州，有不少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还有在北京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其中，光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就有二十多人。这些人，有的当了省政府的厅长、局长，有的当了县长，还有公司经理、医院院长，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因此，郁达夫忙于与这些人应酬，“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好在他日常事务不多，上下班往往不按时。
在福州的许多时间，郁达夫是在当“名人”。他喜欢给人写条幅和对联，求字者甚众。他常在豪饮之后，乘着酒兴挥毫。一般关系的，他多用前人诗句，至交者才用自撰诗句，往往一写就是二三十幅。
他还到处演讲。慕名相邀者甚多。协和大学、华南文理学院、福建农学院、青年会、英华中学，等等，他都应邀前去演讲。
郁达夫也经常参加福州文人的活动。
在福州文人中间，有一种活动非常盛行。即他们在结社雅集，分韵赋诗之外，喜欢玩一种“诗钟”的文学游戏。这种活动起源于福州，后来传遍全国，但仍以福州为盛。
所谓诗钟，是在文人集社时，桌子上放置一铜盘，盘里燃一支香，香以寸为刻度，系以丝线，线上悬有一枚铜钱，香燃丝断，铜钱落在铜盘里，发出声响，与钟声相似，所以叫诗钟。“钟声”一响，必须交卷。卷子上只须作七言诗一联，也就是七律中的颔联或颈联，有了一联，就算完卷。最后由值社人评定卷子，最优秀的称为抡元。
福州的诗人擅长做诗钟，往往外地来的一联未就，他们已两联交卷了。郁达夫以小说和散文驰名，他也擅长旧体诗词，这方面的造诣也很为人称道。因此，福州诗人的诗钟社集，常邀请他参加。
有一次，在福州宫巷林则徐的故居举行活动。郁达夫是唯一特邀参加的人，其他则都是福州派的诗钟老手。
诗会开始。摆出铜盘，点燃信香，壁间贴出了用五色诗笺写的诗钟题目： 有、无，二唱。霎时，全场肃静，大家都在尽力思索，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闲步，个个表情专注。
郁达夫略一沉思，便提起笔飕飕地在纸上写起来。他第一个交卷。不久，铜盘作响，大家纷纷交卷。
大家摊开卷子，互相传阅。只见郁达夫写的是： 岂有文章惊海内，断无富贵逼人来。众人一致叫绝。
这一联集句，上联是唐代诗人杜子美的诗，下联是清代诗人龚定庵的诗。郁达夫巧妙地将两句名诗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内涵。尤为可贵的是，这两句诗非常符合郁达夫的身份，道出了他的心态。
主持人对这份卷子的评语是：
“浑成自然，天衣无缝，裁对工整，无异己出，应冠全场。”
这份卷子被大家一致评定为“抡元”。
郁达夫的诗词才华是很杰出的。难怪郭沫若要说：“达夫的诗词，实在比他的小说或者散文还好。”
郁达夫到福州后不久，接到邵洵美的来电，请他立即到上海，担任《论语》半月刊的主编。推托不掉，郁达夫只得答应做个“挂名编辑”。
1936年2月16日的《论语》半月刊第82期，刊出了《郁达夫启事》： 本人自下期起接受《论语》半月刊编辑事务，如蒙海内外同仁赐与佳作，请寄交上海福州路三百号上海时代图书公司转论语社编辑部收。同时，还刊出《本刊启事》： 本刊编辑陶亢德先生，因事务繁忙，自即期起完全脱离编辑事务。本刊自下期起由郁达夫先生主编。特此郑重声明。从此开始，到1937年2月止，郁达夫担任了一年的“挂名编辑”。他远在福州，对编务实难以具体负责。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拉拉稿子，陈述陈述个人的编辑意见。此外，便是尽量写些稿子。在担任“挂名编辑”后，他接连在《论语》半月刊上刊出一组总题为《高楼小说》的杂文。此外，还有其他杂文，如《战争与和平》、《东门老圃放言》、《就家字来说》等。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五时二十五分，伟大的鲁迅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当天晚上，郁达夫在南台一家饭馆里吃饭。同席有一位日本记者，一见面就问他：“鲁迅逝世的电报，接到了没有？”
郁达夫听了大吃一惊，但他随即想到，这一定是同盟社造的谣。
不过，他心里老觉得不对劲。因此，未等终席，便匆忙离开，去了报馆。
一到报馆，便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了中央社的电稿，来给他看。电稿上赫然写着：
“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病故。”
郁达夫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久以前，他在上海还会过鲁迅，两人相约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鲁迅那口绍兴官话和爽朗的笑声，至今还在耳边。
惊愕之余，他立即在一张破稿纸上，拟好了一份唁电。电文如下： 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 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夜深了，郁达夫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十几年来与鲁迅的交往，历历在目。从在北京八道湾与鲁迅第一次见面，到多次去砖塔胡同拜访鲁迅，与他愉快交谈；到在上海合编《奔流》，一起参加自由大同盟，参加“左联”；到移家杭州时，以诗相赠。在长期的交往中，郁达夫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鲁迅也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觉得： 鲁迅先生的思想、人格、文字，实在太深沉广博了。要想写他的评传，真也有点儿不容易。譬如一座高山，近瞻遥瞩，面面不同。写出了此，就不免遗漏彼④。至于鲁迅的创作，他认为： 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后人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之外，别无捷径⑤。郁达夫为我们的民族失去了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战士，为自己失去了这样一位挚友和知己，而感到万分悲痛。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郁达夫匆匆踏上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奔回上海。
22日上午十时，轮船靠岸。郁达夫赶紧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参加向鲁迅遗体告别仪式。他见到了一张张真诚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青年男女将要破裂似的心。
下午，他参加了鲁迅的葬礼。送葬的队伍多达数万人。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一路上到处是缠着黑纱的男女青年。
在送葬的人群中，郁达夫默吟着： 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同在。
他想到了反动派对鲁迅的迫害。反动当局除了不敢对鲁迅加以逮捕和杀害以外，其他手段几乎都用遍了。下通缉令，施加政治压力，查禁著作，删改文章，散布谣言，败坏声誉，等等，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尤其令郁达夫悲痛和愤慨。
10月24日，郁达夫悲愤地写下《怀鲁迅》一文。文中写道：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物；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