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看：“这穷鬼，放高利贷，五盾十盾地放！”宪兵把名单撕得粉碎，扬长而去。
郁达夫刚到巴爷公务，住在海天旅馆，不久搬了出来，住进了租来的一幢荷兰式建筑里。他决定在这里长期定居，因此很想有一座自己的房子。
一天，郁达夫去拜访当地的侨长蔡承达，托他找一处房子。一进门，看到一个日本宪兵正在和侨长交涉什么事，双方因语言不通，僵持在那里。一见郁达夫，蔡承达喜出望外，他知道郁达夫会日语，忙把他拉过来，请他做翻译。无奈，郁达夫只好在日本人面前再次暴露自己会说日本语。从此，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知道，有一个名叫赵廉的华侨，住在巴爷公务，精通日本语。
这一次暴露，对郁达夫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门答腊的日军急需精通日语的译员，现在武吉丁宜宪兵队知道赵廉是当地唯一精通日语的华侨，自然不会放过这样难得的人才。宪兵队长亲自来到巴爷公务，找到郁达夫，要把他带到宪兵队当通译。郁达夫怎么也没有想到日本人会让他干这样的差使，极力推辞。他说自己是做生意的，不能把生意丢掉不管。但那队长说，这是军令，必须服从。郁达夫明白，自己脖子已被套上了绳索，除非不要自己的身家性命，否则是不能不去的。好在日本宪兵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被带到了武吉丁宜。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宪兵队，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到巴爷公务家里。后来改为每天早晨宪兵队来车接他，下午三四点钟再用车把他送回来。
刚进宪兵队，郁达夫就在设法摆脱这个魔窟。他装成一个有钱的商人，与政治有关的事，表示什么都不懂。他只答应临时帮忙做翻译，不接受宪兵队的报酬。
在担任通译时，郁达夫利用职权为华侨和印尼人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大部分是印尼人。他当时能懂一些印尼语，而日本宪兵却全然不懂。在审问印尼人时，他在翻译过程中故意减轻罪证，因此开脱了不少印尼人。他曾帮过印尼共产党一个很大的忙。日本宪兵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的一个机关，别的证据没找到，只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很广，郁达夫把名单指给日本人看：“这穷鬼，放高利贷，五盾十盾地放！”宪兵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机关的印尼老人几个耳光，扬长而去。由于郁达夫暗中帮忙，在他任宪兵翻译的几个月里，武吉丁宜宪兵队没有杀害一个中国人，偶尔有被拘禁的，经过他巧妙营救，也都释放了出来。
郁达夫进宪兵队不久，有个棉兰大侨领的儿子带了四五个华侨，奉棉兰日军宪兵队的命令，前来缉拿陈嘉庚及其同伴。他们报告了当地宪兵队，请求协助。这一群人不懂日语，郁达夫替他们翻译时故意添了不少惹日本人恼火的话，日本宪兵果然上了当，把他们痛骂一顿，赶了出去。
郁达夫把他们遣送到外面，说道：
“你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准再这样了！”
这群汉奸，不知道郁达夫是什么人，只以为他是日本宪兵。听了这一顿痛斥，摸不着头脑，只好连声答应着“是，是”，灰溜溜地走了。
有一天，郁达夫去巴东。巴东广东会馆的主持人找上门，请他帮忙向日本人疏通，把被福建学校占去的广东会馆的校舍夺回来。郁达夫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明白广东人与福建人之间有矛盾，但他觉得，决不能靠日本人来解决这一矛盾。他劝说道：
“你们错了，日本人哪里管得了这些事。对日本人来说，不管你是广东人还是福建人，都是一样的奴隶顺民。你们认为这校舍是广东会馆的财产，但是日本人并不这样想。日本人是把一切支那人的财产，都作为是大日本的财产，连你们的生命也是大日本的。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和日本人说呢？”
“这样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吗？”
“不讲道理？你以为有道理可讲吗？这里大日本是素不讲道理的。你要讲道理，快到印度洋去讲，因为只有联军是讲道理的。你要讲道理，就有了通联军的嫌疑。”
广东人听了，汗流浃背，茅塞顿开。广东人与福建人争校舍的问题，便搁下不提了。
这段时间，郁达夫虽然巧妙地利用职权调停纠纷，为嫌疑犯开脱，但他心里很苦闷。给宪兵队做事尽管是身不由己的，但总有助纣为虐的嫌疑。他一贯信奉“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因此，他的心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一天晚上，他与到访的地下工作者王任叔，在客厅里闲聊。王任叔看出了他的苦闷，便同他一起回忆过去，称誉他文学上的成就，希望他能够自爱，重新振作起来。
得到王任叔的鼓励，郁达夫显得很兴奋：
“我以为自己是个快要完结了的人，照你这么说，我还可以写出些东西来么？”
“我认为你很可以写一写你今日所演出的悲剧。”王任叔肯定地说。
然而，郁达夫眼里的火花稍纵即逝。他苦闷：“但是我不能从日本宪兵队脱离，更无法离开这里。”
“你好好考虑考虑，会有机会抽身出来的。回国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不能回国，蒋介石是要杀我头的。我已经做了汉奸了呀！”
“有人会误会你，也有人会理解你。但没有谁会杀你的头，如果你得以回国。”
“国民党会杀我的，一定会。夺走了我的老婆的人，这回正好有了借口，还不把我给杀了？”
“但你不能算是汉奸。”
“真的，不是汉奸？”
郁达夫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
对于这一时期的郁达夫，王任叔进行过细致观察，从而得出了较为真实、准确的认识。
王任叔在《记郁达夫》一文中进行了如下描述： 我在他家当了一个月的看门人，我似乎更理解了达夫： 他有名士的积习，豪绅的蛮横与孩子的天真。他不是以理智来管理自己的感情，他是以感情的反应，所谓警觉性，来管理自己的感情。他不是以理性的认识来处理他的生活，他是以生活经验中得来的感性认识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他有时实在像个土豪劣绅，他知道怎样来制服那些野兽似的宪兵朋友，他装作很豪奢，为他们花钱，弄女人，喝酒，而自己仅伺候在一边，力争抑制去接近酒和女人，他想借金钱的力量，去建立起他们间的虚伪的友谊。他又常常依凭日本人的势力，来对付侨胞，那些过分没有政治知识的侨胞。他常常用恫吓去压迫他们就范。这范围却是“中国人要爱护中国人，不许自相争夺、打闹和诬告、陷害”。而这些正是华侨商长的专长。他有时不惜偶一利用日本人名义，打击这一类人。他同样也依仗日本人权势，去遏止那些印尼人对中国人不利的行动。他实际上，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甚至爱到瞧不起其他民族。但他又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和人类爱，爱到不分侵略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而贸然仅凭一个人的个别行动论列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