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49～1966年的民俗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工作。1949年，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指出：“解放区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密切的血肉关系”[14]——发言明确表明了新中国政权对民间文艺工作的肯定态度。
之后，新中国文艺民俗学机构开始广泛建立。1950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郭沫若任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任副理事长。研究会致力于民俗的采集、研究和队伍的组建等工作。[15]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此系《光明日报》专门为民间文艺开辟的副刊）等刊物以及一批歌谣、故事集。这些刊物、作品皆凸显出了民间文艺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正是执政者所欣赏的。因此，民间文学被认为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得到了有力的支持。郭沫若在民间文艺研究会上的发言可做一佐证，他在会上曾提到研究民间文艺的五点目的：(1)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2)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3)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4)作为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真实资料；(5)发展民间文艺。民间文艺的作用和价值受到重视，发展民间文艺的迫切性也提至学界眼前。
在较为有利条件的支撑下，民间文学搜集出版、民俗调查实践活动皆得到发展。50至60年代，各地出版了大量民歌、民间故事传说或地方戏曲，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得以通过出版成书的方式得到传播、保留，例如《贵州省民间文学资料》在“****”前便编印了45集之多。
在民俗调查实践方面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调研上，为配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研究者们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进行了广泛调查，收集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直到“**********”之前（“****”期间，民俗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对民间文艺和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研究方面，学界都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为“****”之后的民俗学研究保留了一簇可以承继的星火。
另外，这一时期，一些侧重文科的大学及师范院校开始比较广泛地开设民间文学课。钟敬文于194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从1953年开始培养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尽管在新中国当时的条件、背景下，民俗学未被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但参与民俗学研究的学者以及民俗学相关著述多了。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论著有钟敬文的《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贾芝的《民间故事的魅力》、刘守华的《民间童话与神化传说》、何其芳的《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王毅的《略论中国谚语》、汪玢玲的《史论长白山人参的传说》等。
3.1978年以来的民俗学研究与普及活动状况
“**********”结束后，被人为中断的民俗学研究得到全面恢复、发展。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展开，除此之外，民俗学的研究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民俗文化活动在社会上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随着政治、学术环境的改善，民俗学显然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时期，体现在：
(1）学术成果日渐增多[16]
1979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恢复，并在全国大部分省份建立分会，很多省都创办了自己的民间文学刊物，对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研讨工作也纷纷展开。之后，在贾芝、顾颉刚等学者的推动下，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成立，各省民俗组织大量出现，民俗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这时期的民俗活动主要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和采风活动，出版了《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学》、《民俗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广东民俗》等多种有影响力的刊物。
从横向角度上对民间文艺、民俗生态进行考察的著作也出现了。如张紫晨的《中国巫术》、宋兆麟的《共夫制与共妻制》、郭洋溪的《中国民间游戏与竞技》、王子今的《门祭与门神崇拜》等。
此外，各省地方志中的民俗志开始编纂，《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6区，分10册编辑；具体到各地方省份，广东有《广东民俗》季刊，天津有《天津民风》，西藏有《西藏民俗》，湖南有《楚风》等。
在理论著作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试图对中国民俗学进行理论架构的著作。如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陶立藩的《民俗学概论》、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等。
(2)部分高校开设了民俗学专业
80年代以后，在钟敬文等学者的推动和带领下，依托“民间文学”进行民俗学学科的整体建设，经过几年的实践，促使民俗学在高校中逐渐获得了正式建制，提升了民俗学在高校文科中的地位。[17]
这一时期，许多文科大学和师范院校、民族学院，都设立了民间文学课程和民俗学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还设置了“民俗学”硕士、博士点，部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机构也设立了民俗学的研究课题和研究生培养点。此外，民俗学社等专业性组织也现身大学。
民俗学课程、专业和研究机构在高校的设立为我国的民俗学事业培养出一批民俗学研究者，为日后中国民俗学深入发展准备了坚实的后备力量。
(3)民俗学的学术地位日益巩固
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民间文学”被教育部认定为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九五”期间成为国家“211”工程子项目建设的学科。1997年，民俗学首次列入******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将“民间文艺学”包含于其中。[18]1998年，民俗学被正式列入隶属社会学之下的国家二级学科，即用政令形式明确了其独立的学科身份。在这一过程中，民俗学的学科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其社会影响力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在不断增强。
不仅民俗学的团体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起来，有些大学更开设了民俗学讲座，民俗学社等专业性组织也在一些大学里出现了。1983年7月，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开办了听讲人数众多的民俗学讲习班。这时期有些地区博物馆也建立了民俗学部或开办民俗学资料展览会。现在中国的民俗学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4)民俗文化的研究与普及活动日趋广泛、活跃
民俗学学术团体除常设教育、研究机构外，还囊括了众多临时性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有全国性质的，也有地区性质的，讨论的范围相当广阔。
不少地区都建立了民俗博物馆供民众了解本地区的民俗历史。如1997年应北京市政府发展规划建立、1999年对外开放的北京民俗博物馆，便是一座国办民俗类专题博物馆，博物馆馆址为北京历史上传统的民众信仰、民俗活动中心，馆内常年举办老北京民俗风物系列展。推出过《北京东岳庙历史展》、《老北京人的生活展》、《中国百年民间服饰展》、《人生礼俗文物展》等数十部展览，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其中《北京民间风物展》、《百年老戏单展》、《山西民间工艺展》、《老北京人的生活展》等展览参观者均超十万人，其受欢迎的程度表明了民众对民俗文化的关心和热爱。
此外，民俗博物馆中运作出色的还有建立于1986年的天津民俗博物馆，该馆利用天后宫正殿为主的古建筑群体为馆舍，征集了2000余件民俗文物，开辟了以展示天津民风民俗为内容的基本陈列，介绍了天津的漕运兴起、渔盐发展和民间习俗。[19]除了日常展览，天津民俗博物馆每逢重大节日还要在古西楼和广场举办传统的戏剧演出和民间花会表演，再现历史上迎亲嫁娶、夫妻拜堂、洞房花烛、“拴娃娃”等习俗。此间，还会展卖各种民间艺术品，如杨柳青年画、风筝、砖刻、泥塑、剪纸、编织等，书画、服饰、根雕等民间工艺的展览和展销也时常推出。
结语
中国民俗学从创立至今已历90余年，其间虽因种种原因屡经波折，但在民俗学者们勤劳不辍的坚持下，还是系统地积累了大量学术成果。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地域广阔、文化资源丰厚，这无疑为民俗学的研究与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环境；目前，不仅中国民俗学本身的体系日趋成熟、学派逐步增多，而且还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一些研究领域更为具体、独特的“交叉学科”，如：音乐民俗学、电影民俗学等，这无疑为民俗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血液与灵感，其研究视野亦将因此变得更加宽广……
[1]本文部分资料源于钟敬文：《民俗学与中国民俗学》、王文宝：《民俗艺术概述：中国民俗学运动80年》两篇文章。详见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ChannelID=161，http：//www.artist.org.cn/yanlun/1/200407/825.html。
[2]folk（民间、民众），lore（知识、学问）；合成词folklore意为“来自民间或民众的知识与学问”。该词传入日本后，被日本学者译为“民俗学”，后又在1913年由周作人引入我国，并为我国学者广泛采用。
[3]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4]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5]参见陶思炎著：《应用民俗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6]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属下机构——“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于1976年，负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实施。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决定哪些遗产可以录入《世界遗产名录》，并督导已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国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缔约方；1999年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目前，我国被录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有50多种，如：孔庙、长城、黄山、昆曲、清朝内阁秘本档案等。由于各地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便可有效带动当地的旅游业，所以很多地方政府都会积极支持与本地相关的民俗文化研究。
[7]“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的考古发掘表明，我国中原地区大致在距今7000～10000年前已进入农业社会，其中出土的具有文字性质的龟骨契刻符号，与距今约3000年的殷商甲骨文有类同之处。
[8]见《礼记·缁衣》。
[9]竹枝词：一种诗体，由古代巴蜀民歌演变而来。唐代刘禹锡把此类民歌变成了文人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形成了一种专咏地方风土人情的诗词体裁。其作品大体分三类：一是文人搜集整理的民谣民歌；二是文人吸收歌谣精华创作的具有浓郁民歌色彩的作品；三是借竹枝词格调写的七言绝句。
[10]参见黄金钰：《中国民俗学研究八十年》，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1]参见刘铁梁：《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载《民俗研究》1998年第4期。
[12]全称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
[13]参见网络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2027.htm。
[14]本部分参考黄金钰：《中国民俗学研究八十年》，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5]本部分参见钟敬文著：《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本部分参考黄金钰：《中国民俗学研究八十年》，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7]参见刘铁梁：《开拓与探索的历程——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回顾和展望》，《北京师范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8]同上。
[19]参考网络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164311.htm。
